战场上的蒲公英:国民党伞兵1944-1949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不想上学了 2

王外马甲0 收藏 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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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后来就不行了。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国民政府就像是松了一口气,所有的老毛病都回来了。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腐化堕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各种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行径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官员们的嘴里动不动就是“美国朋友”什么的,好像打日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反倒是帮美国人开辟第二战场一样。


老百姓并不怕吃苦受罪,怕的是当权者没志气,官员的堕落、政府的腐败、军队的无能,使人民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先前的那种毁家救国、同仇敌忾的景象难以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怨声载道和灰心失望。这期间,云南和四川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的独裁和腐败。可是,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学生蔡智诚却从来没有参加过“闹事”,在遵义,他不仅没有上街游行,就连抗议的标语也没见到过。


抗战时期,贵州是“政治模范省”,浙江大学也是“模范学校”。全体师生埋头学习、钻研业务,对政治运动敬而远之,校园内外显得风平浪静。


浙江大学是1940年迁到贵州遵义的(1946年回迁),当时的校长是竺可桢。


竺校长十分爱护学生。1942年,西南联大在昆明反对孔祥熙,邀请遵义的浙江大学也起来响应。当时,军警部队已在校外荷枪实弹,极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浙大的老师努力阻拦学生,结果却没拦住,被学生们冲出去了。于是,竺可桢校长举起一面小旗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头,他说:“我不赞成学生的行为,但既然年青人上了街,我就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大学校长带头游行!这破天荒的举动惹得蒋介石大怒,竺可桢差点因此被撤职。从这以后,浙大的学生们就很少再参与政治活动了——他们不愿意给校长添麻烦。


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浙江大学的学习条件还是很不错的。


首先是书多、仪器多。浙大内迁的时候,全部图书资料和实验设备都完好地转移到了遵义。浙江方面还把“文澜阁四库全书”等珍贵文献也交给他们管理,这在内迁学校中是绝无仅有的优势;再就是钱多。蒋总裁是浙江人,有许多江浙籍商人和官员可以给浙江大学提供经费,使浙大有能力实施科研项目,还能定期从国外购买学术资料,物质条件得天独厚。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桢、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像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地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这其中当然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19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俞国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电机系实验室的俞主任于是就决定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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