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郭汝瑰1970年重入党因何没有介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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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核心提示:[/B]1970年,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和重庆市北碚区定居。在巴县的时候,他的入党心愿得到吴满堂等同住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说:“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img]http://img2.itiexue.net/1310/13101110.jpg[/img] 1949年率部起义时的郭汝瑰。(来源:翻拍于《郭汝瑰回忆录》)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31日AA18版,作者:高龙,原题:《“超级卧底”郭汝瑰

核心提示:1970年,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和重庆市北碚区定居。在巴县的时候,他的入党心愿得到吴满堂等同住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说:“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红色间谍”郭汝瑰1970年重入党因何没有介绍人


1949年率部起义时的郭汝瑰。(来源:翻拍于《郭汝瑰回忆录》)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31日AA18版,作者:高龙,原题:《“超级卧底”郭汝瑰:两次入党跨越半世纪》


郭汝瑰


入党时间:


1929年;1981年(1980年4月被中央军委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1981年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入党地点:


四川綦江(今重庆綦江);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


入党介绍人:


袁镜铭;吴满堂和游绍柏


滚滚嘉陵江在重庆市朝天门广场旁边奔腾向前。广场下面是重庆历史名人馆,在展厅内,200位重庆主、客籍历史名人雕塑,沿着展厅走向,依次而立。郭汝瑰的半身雕塑,坐落在一个角落里,在室内略显昏暗的灯光照射下,显得异常肃静。雕塑上身着国民党军服,领章上的两颗星,说明了郭汝瑰曾经的国民党中将身份。而雕塑下方的说明文字写着郭汝瑰“早年曾参加中共。解放战争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秘密向中共提供大量情报”。这两者构成的隐喻,揭示了郭汝瑰不平凡的一生:两次加入中国共产党,中间隔了半个多世纪。隐藏在传奇后面的,是历史的艰涩、时代的剧变和灵魂的煎熬。这一切构成了这位蒋介石身边的“红色作战厅厅长”漫漫入党路。

在黄埔军校萌生入党想法


“一个人的身世,总逃脱不了时代和潮流的支配。”郭汝瑰晚年这样回味往昔。在青少年时代,郭汝瑰正是在经历各种思想潮流碰撞后,才逐渐了解并服膺共产主义。


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今重庆市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郭汝瑰从父亲郭锡柱身上汲取了针砭时弊、倡导廉洁的优点。1919年,郭汝瑰随父亲前往成都,先后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在成都读书五六年,他经常步行返乡,目睹社会落后,百姓痛苦,内心“受到极其强烈的震动”。


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学习期间,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晚年的郭汝瑰回忆道,他在这一时期初识社会主义:“学校已经流行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肤浅看法,师生都已知道‘赛因斯’(即科学)和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师生也互相谈论孙中山、苏维埃、大同思想、共产主义一类问题。”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小有个老师叫胡子霖,有次谈话中向郭汝瑰提及,他相信社会上流行的社会主义,郭汝瑰听后“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好感。”


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郭汝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好感”的层面上。在成都联合中学上学期间,郭汝瑰身边有马列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在碰撞。他在中学时代确定的,是“走在时代的先头”的信念,并影响一生。


1925年底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18岁的郭汝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要他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他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学工。堂兄郭汝栋(时任川军师长)建议他到广东进黄埔军校。


郭汝瑰先来到上海。在上海,中学同学陈廷栋对郭汝瑰选择进黄埔军校产生了影响。陈廷栋告诉他:“国家政治不上轨道,学什么理工,搞什么科学救国,统统是假的。”袁镜铭(郭汝栋派往广东学习的军青年军官)也劝说他:“为什么不参加革命,使政治上轨道呢?”于是郭汝瑰在“使政治上轨道”的理想支配下,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他被编入第五学生队,政治科,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这是郭汝瑰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郭汝瑰进黄埔军校时,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广州革命气氛很浓。他们每星期一读《总理遗嘱》。郭汝瑰在学习《总理遗嘱》的过程中,思路一步步导向了对共产主义的探求。


《总理遗嘱》提到,国民革命要达到“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郭汝瑰当时认为这是救国的最正确道路,进一步认为当时“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是苏联,应“以俄为师”。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实现“中国自由平等”这一目的的最正确手段。在这些思想支配下,郭汝瑰渴望知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


“红色间谍”郭汝瑰1970年重入党因何没有介绍人

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情报,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展出。(摄影:高龙)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随后取得节节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倡导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黄埔军校除步兵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支持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在武汉,郭汝瑰听取了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恽代英的《青年运动》等讲座,在他们影响下,他由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转向了赞成共产主义,并阅读了李达编著的《马克思》以及《独秀文存》等著作。当时流行的共产党主办的刊物《向导》,也是他的主要读物。


如果说五四运动带给了郭汝瑰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印象,黄埔军校的政治“洗礼”则使他系统了解了共产主义,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他回忆道,那时他“认为共产主义更好,共产党更革命、更进步,衷心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武昌时,郭汝瑰得知好友袁镜铭已经加入了共产党,便要求袁镜铭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当时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汪精卫组织的“左社”。其时信念已坚定的郭汝瑰说:“我不加入‘左社’,我要加入共产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当时年纪轻,又是郭汝栋的堂弟,说组织还要考验他。


在革命低潮中首次入党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927年4月14日,政变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其时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为共产党员),悄然通知郭汝瑰和傅秉勋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果不能阻止,就让他待杨森出川后,伺机打他后方,使其崩溃,至少要郭汝栋不出兵帮助杨森。杨森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其时,郭汝瑰的堂兄郭汝栋(也是傅秉勋的妻兄),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郭汝瑰和傅秉勋见到郭汝栋后,被告知他不会出兵协助杨森。但郭汝栋在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暗中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


宁汉合流后,武汉共产党被挤走,郭汝瑰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被郭汝栋安排在军队政治部任科员。他发表演讲,坚决拥护武汉政府,并与共产党员们非常友好。


当时,郭汝瑰入党的有利因素是,川东地下党在郭汝栋部的势力很大,和郭汝瑰一同回川的傅秉勋等人,相继加入了共产党。但入党的不利因素更多。从1928年起,国民党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或异己分子等,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险恶形势下,中共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还有人公开向敌人忏悔、叛变,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组织和同志。有个数据可反映当时情况的严重性。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共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在腥风血雨的背景下,因为在求学阶段培养的坚定信念,郭汝瑰仍然为入党而努力。1929年,郭汝栋的部队退到綦江。这时郭汝瑰要求入党不遂,思想有些消沉。为此还作诗抒情:“漫笑人迷我更痴,百年多是几多时。伤心看破世间事,起坐中宵读鬼诗。”


“红色间谍”郭汝瑰1970年重入党因何没有介绍人

晚年郭汝瑰在著述中。(来源:翻拍于《郭汝瑰回忆录》)


但终于有一次,袁镜铭对郭汝瑰说:“你表现尚好,现在党同意吸收你。你们的党小组长就是邱志坚。”邱志坚当时是一名上等兵,看上去像个知识分子。


郭汝瑰晚年曾主编《中国军事史》,田昭林担任该书副主编,与郭汝瑰共事多年。近日,田昭林告诉南都记者:“郭汝瑰当时的入党并不像现在这样,有隆重的入党仪式。当时一个人入党,只是入党介绍人向他通知一声。”


1979年,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79)党字第137号]这样表述郭汝瑰早年的党员生活:“曾于一九二八年参加共产党,后因白色恐怖,于一九三〇年秋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而脱党”(军旅作家宁松勋近日告诉南都记者,郭汝瑰“1928年入党”一说有误,他曾向郭汝瑰本人核实,郭汝瑰是1929年入党。《郭汝瑰回忆录》第283页以及郭汝瑰去世后的悼词均提到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郭汝瑰第一次入党。他压根没想到,由于时代的风云变幻,他的入党生涯在日后遭受了极大的坎坷。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


1930年,白色恐怖蔓延,蒋介石命令郭汝栋在部队彻底“清共”。郭汝瑰被郭汝栋“礼送”到了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以为去日本可学点对革命贡献更大的真本领,没想到要等15年之后,才与党组织再次产生联系。郭汝瑰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等留学生不堪在日本的屈辱,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回国,后被录取进入国民政府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在淞沪会战中,郭汝瑰担任十八军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厮杀七昼夜,一举成名。之后,他还参加了武汉会战、长沙第三次会战等战役,均建战功。郭汝瑰的才干受到陈诚的青睐,他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体系中青云直上,被授陆军中将,还曾两度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是国民党军队中枢机构的成员。


在抗战时,郭汝瑰见证了国民党的严重腐败,这是激发他寻找中共党组织的直接动机。他在《郭汝瑰回忆录》中写道:“像我这样对剥削憎恨,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掉,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3年,郭汝瑰由抗战前方回到重庆,千方百计联系党组织,却不得门径。郭汝瑰回忆了他寻找中共党组织的心迹:“自抗战以来,只见解放区越扩越大,国民党统治区越缩越小,共产党的军队越战越强,而国民党的军队却一蹶不振,对比国共两党的一切主张和行动,使我开始认识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要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建立一个民主的富强康乐的国家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我在黄埔军校及大革命时期,也曾受过一些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就更觉得共产党好了。因此,一心想找共产党联系。”

郭汝瑰和他的儿子郭相操在一起住了多年。近日,郭相操在位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我父亲当时看到国民党腐败,认为国家的希望是共产党。但遇到抗战,党组织关系找不到了,因为共产党(地下党)潜伏是比较深的。”


郭汝瑰曾对和平抱有幻想,但当国共三人会议失败、和平愿望最终破灭后,他写道:“这以后我间接参加了用武力批判国民党的伟大人民解放战争。所以我对三人会议的回忆是痛苦的回忆,也是幸福的回忆,是三人会议擦亮了我的眼睛,是三人会议给我的机会,让我回到共产党的怀抱。”


后来,国共内战爆发。亲历内战兵燹,让郭汝瑰深陷痛苦。以至于担任要职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他内心却非常踌躇:“对工作不认真干嘛,对不起职务;认真干嘛,对不起良心。”他内心曾想着“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在再次被任命为国防部作战厅厅长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走投无路,在光明之路未探得之前,只好暂时鬼混,‘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从’。”


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卧底”


“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当1945年碰到中共地下党员任廉儒时,郭汝瑰难掩内心的激动。此时距离他1930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已过了15年。这是一次重要却偶然的见面。1929年,郭汝瑰在入党时结识了时为共青团员的任廉儒,两人于1930年失去联系。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黄埔军校同学任逖猷(为任廉儒的堂兄弟)。经任逖猷介绍,他重新见到了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受董必武领导),并表明了自己恢复党籍的愿望。


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又按要求提供了一些国民党军事情报,郭汝瑰获得了任廉儒的信任。之后,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两次秘密会见了董必武(《董必武年谱》中没有提到)。董必武通过任廉儒告知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我父亲当时不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内幕、很多程序。‘四一二’政变后,很多党员退党。(我父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么多年了,你的政治表现如何,情况如何,党组织不清楚。我父亲与董必武的两次谈话,是在重庆石灰市的一个教堂里谈的,这个教堂现在没有了。当时任廉儒的老丈人很有钱,重庆民生路那一条街全是他的,因此(任廉儒)能够很好地隐藏下来。”郭相操说。


之后,郭汝瑰与任廉儒单线联系,提供了一百多份重要军事情报。这当中经历了一件险情。一次,任廉儒从郭汝瑰那里拿到了九种机密文件,交给王葆真(时为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转给中共。不料王葆真突遭被捕。但王葆真受尽酷刑,却没有供出郭汝瑰的名字,才避免了严重后果。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这样表述郭汝瑰提供情报的事情:“为我党送过情报,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当时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曾数次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并对他进行提防。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了疑心。一次,蒋介石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长的郭汝瑰听见他们商量的事。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中安身。


“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了八本日记,记录了当年在国民党的生活。哪一天开会,哪一天做决定,都有,记到1949年。后来日记(在‘文革’中)交给工宣队后不见了。有一次任廉儒问他:‘新六军(1944年5月合编组成,1946年奉命到东北剿共,1948年10月被歼后撤销)战斗力很强,怎么办?’我父亲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郭相操对记者说。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主任范美平告诉南都记者,从2005年12月起,馆内展出了郭汝瑰在淮海战役期间提供的三份情报。近日,记者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展厅内看到了这三份情报。泛旧的纸张和简短的字句,道出了当年地下情报工作的艰辛。该馆有一个区域专门展览郭汝瑰的事迹。目前,该馆正在装修,将于今年7月1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纪念馆官方网站上《感悟“无名丰碑”》一文中,对郭汝瑰的一个表述是“红色作战厅厅长”。


1949年,郭汝瑰行动了。这一年,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郭汝瑰于解放军入川之际,率领国民党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自此,他脱离了国民党阵营(有报道说蒋介石在台湾称郭汝瑰为“最大的共谍”,但与郭汝瑰共事多年的《中国军事史》副主编田昭林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切的史料支持)。

在起义前夕的1949年元旦,郭汝瑰在日记中总结:“二十余年来,我太简单了,完全只研究军事学,只作了一个纯粹军人,唯有八年抗战算是于国家民族尽了应尽的力量。此外,则一切气力均白费了!我没有遂我的初衷,没有对‘使政治上轨道’尽得应尽的责任。往事如昨,使我怅然如失。今年重新做人,以求不背初衷才是。”


半个世纪后重新加入共产党


“向日勤诚未减,入党差距益多,转瞬六旬将届,不红不专奈何!”这是郭汝瑰年届六旬仍未入党时在诗歌中发出的感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郭汝瑰入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郭汝瑰先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后到南京军事学院从教十八年,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在他1997年去世后,《人民日报》发表讣闻,认为郭汝瑰“保持了一位爱国将领的可贵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本色。”(199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第4版)


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时,郭汝瑰向行署主任李大章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被告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你想恢复党籍,而你的介绍人和同小组的同志都不在世,何从证明?因此,你只能重新争取入党。”


单线联系的任廉儒,何以不给郭汝瑰做证明?郭相操这样解释:“一般来讲地下党解放以后都公开身份了,但任廉儒解放以后还潜伏,解放前后他的身份都是经理(长江运输公司副经理)。一直到1953年6月他才公开共产党身份。这期间他还被当作坏分子关押过。任廉儒到1953年7月就去世了(经与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核实,具体去世日期为1953年7月12日,《郭汝瑰回忆录》第287页写的是任廉儒‘而于1957年7月13日赍志以没’)。因此解放后他不能够给我父亲做任何证明,我父亲也不可能说他与共产党有联系,因为反过来可能把任廉儒暴露了,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970年,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南区)和重庆市北碚区定居。在巴县的时候,他的入党心愿得到吴满堂等同住干部的理解和支持。但当时的县武装部领导说:“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哪个敢给他当入党介绍人?”


成都军区政治部离休干部、军旅作家宁松勋曾多次采访郭汝瑰,并参与《郭汝瑰回忆录》的定稿。宁松勋近日在成都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解放后运动不断,‘左’的思潮是导致郭汝瑰长期不能入党的原因之一。”


郭汝瑰听说,因为他在国民党官至中将,只有中央批准,才能入党。他曾写信给董必武,得到回信说:按党章须基层通过才能吸收。基层通过,中央批准,这正是郭汝瑰接下来要经历的入党路径。1977年11月至1978年7月,郭汝瑰两次书面申请入党。1979年4月10日,在巴县武装部支部大会上一致通过,同意接收郭汝瑰为中共党员。之后,巴县武装部党委、重庆警备区党委、四川省军区党委逐级作了审查,分别提出了同意接收郭汝瑰入党的请示报告。经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审查讨论,同意接收郭汝瑰入党,并将本文前面曾提到的《关于接收郭汝瑰同志入党的报告》提交给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


之后,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并最终得到同意吸收入党的批示。档案显示,郭汝瑰于1980年4月被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1981年,郭汝瑰再次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时,距他1945年要求入党过了36年。距离他第一次入党,过了52年。


郭汝瑰等来了这一天,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满堂和游绍柏。时过多年,郭汝瑰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重庆市巴南区委研究室工作的游绍柏对当时的会议已经所记不多了。游绍柏记得当时郭汝瑰的组织生活由巴县武装部支部代管,并对“郭汝瑰的入党之路很漫长,当时入党心愿迫切”这个情况认可。


“我追求入党目的达到了。”回首为选择而奋斗的漫长历程,郭汝瑰在回忆录中流露出难以尽言的感慨,“但是我追求加入共产党,是追求在中国实现无剥削压迫,有民主法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科学昌明,民生富裕的社会。”


参考资料:


《郭汝瑰回忆录》(郭汝瑰,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研究》(游国立,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国民党军简史》(曹剑浪,解放军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辑(第21、4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亲历者讲述:起义·1949》(王克俊黄翔等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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