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后蒋介石:想获拥戴容易 不能为名誉断送国家

本文摘自《民国档案》1995年02期 作者:肖桦 原题为:1927-1937年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及其特点


蒋介石有无抗日思想,这个问题已没有争论的必要,但他的抗日思想形成于保时?有何特点,仍有值得探讨之处。在抗战胜利50年的今天,在两岸关系和解的时代,讨论这一问题,有其一定积极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日本自近代明治维新以后,学习西方,国力日强。明治天皇定“开国进取”为其“国是”,实行积极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自1874年开始并吞琉球,夺取朝鲜半岛,以为“渡达满洲的桥梁”。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了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因与德、俄、法在华利益发生冲突,不得不退还辽东半岛。八国联军战争以后,日本取得在天津等地的驻兵权,日俄战争后,又攫取了南满铁路等特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魔爪伸入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公然要求灭亡中国。


迨至1927年,日本乘中国北伐战争之际,阻止国民革命,破坏中国统一,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次年,欲霸占东北,导演了“皇姑屯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肆无忌惮地对中国步步侵略,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意识到国难临头;尤其是民国以来,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炎黄子孙都看清了这样一个趋势:整个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势力的生死搏斗势必爆发。何况华夏民族自古的“夷夏之辨”思想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信念,也鼓舞国人抗日思想的萌生。


以上说的是全中国人产生抗日思想的大氛围,作为蒋介石来说,概莫能外。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兵锋所向,北洋余孽无不土崩瓦解,正当第一集团军所部进入山东之际,日本横加干涉,出兵青岛、济南,恣意挑衅,酿成济南“五三惨案”。当蒋介石利用外交途径进行交涉时,日军却惨杀了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凌辱、软禁外交部长黄郛,种种劣行,令人发指。当是时,中国军民抗日情绪犹如大海狂涛,而身临其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不可能无动于衷。但他却令国人大失所望地采取了忍侮避让的态度,指挥全军绕路北上,迅速占领北京,完成南北统一的大业。


“济南事件”是国民革命军最早与日军接触,并遭到重大损失而不还手的一次屈辱的历史,作为当事人,蒋介石表面上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但内心世界的矛盾与斗争,为日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也是蒋介石最初萌生复仇抗日思想的开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1)]。不久,复仇之誓又出现在其日记中:“如有一毫人心,其能忘此耻辱乎!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为人所不能忍耳。”


从此后,蒋介石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决心,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毅力,“自定日课,以后每日六时起床,必作国耻纪念一次,勿间断,以至国耻洗雪后为止”[(2)]。


同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南北划一,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感慨万千,他痛心疾首地说:“今年五月,济南事件,全国皆认为空前之国耻。然余等在前线亲历之耻辱,更非国人所能想象于万一。明知种种挑衅举动,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相容之确证,却又不能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我国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天下事,间接感受者,总不如亲历其境者为刺心骨。果使任何同志亲历余之境遇,余知必与余怀有同一之感想”[(3)]。

随着时光的推移,日本对中国日益加剧的压迫和一次次重大的事件的发生,蒋介石抗日御侮的决心和意志不断加强。


张作霖死后,日本对东北觊觎之心更甚于前,张学良毅然决然宣布东北易帜,改隶青天白日国旗之下,希望杜绝日本侵夺之心。而日本军阀终于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闻变,在日记中写道:“日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但蒋介石的态度是“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国民政府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态度。至于在华日侨,政府亦严令地方官吏,妥慎保护,此为文明国家应有之责任。吾人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以期公理之必伸。然为维持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4)]。


蒋介石决定采取诉诸国联,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他当时正坐镇南昌,指挥30万大军对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围剿。蒋介石认为:日军在关外的动作与红军在江西腹地的割据相比,前者为肢体之患,而后者则为心腹大患。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共产党及其武装。他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的媒介。所以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法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5)]。换句话说即:如果不消灭红军,国内不统一,是无法与日本进行抵抗或谈和的。这时,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即表现在要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即灭共即等于抗日,这就是他多次阐述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当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离南京咫尺之遥,已经严重威胁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生存之时,第十九路军当即奋勇还击,全国人民抗日决心又一次掀起高潮,与红军的存在相比,一则尚在湘赣鄂边区,一则就在眼前,蒋介石立即通电:“‘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之人,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体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6)]!


“一·二八”事件是蒋介石抗日思想化为行动的一次实践。他除了紧急调派精锐的第五军增援淞沪外,又制订了《全国防御计划》,将全国划为五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第三防卫区为江苏南部及浙闽;第四防卫区为广东广西;第五防卫区即四川。很明显,防卫区的划分是针对抵抗日本的进攻而制定的,已有日后抗战战区划分之雏型。此外,他还将国民政府立即迁往洛阳,他认为:“政府倘不迁移随时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7)]。然而,他只是拉出了一个“拼命三郎”的架式,雷声大而雨点却小。


与此同时,蒋介石仍将调停的希望放在国际联盟处。3月17日,国联大会决定:1、凡违反国际盟约及非战公约所取得之地位、条约及协定,国联会员国均不承认;2、任何一方使用武力压迫,觅取中日争执之解决,均与国联精神相违背;3、设置十九国委员会,代表大会处理本案,并向大会报告。


在国联积极斡旋下,5月5日,中日签定《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在外交上又作了一次屈辱的让步。他随即施行对江西苏区的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并重申:“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8)]。他反复告诫部下:“希望大家共同一致,如果赤匪的祸乱能够消灭,我们国内就可以安定。如果国内安定,我们一致对外,那么,日本就没有问题了”[(9)]。


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对中日最终不免一战的前景,已确信无疑。他说:“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10)]。从国民政府迁都的教训,亦使他清楚认识到,如果抗战开始,南京是无法保得住的,但抗日的基地将建在何方,他未有明确的目标。他设想或巩固中原,或退到边区,但必须有根据地,“以为将来恢复之基。”


果然,1932年7月,日关东军从锦州向热河进攻。至次年3月,热河全境失陷。国民政府虽然制定了《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的军事部署与作战计划,调兵遣将,但蒋介石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对红军的围剿上面,动用的兵力越来越大,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5月17日,日军前锋抵北平市郊,向中国提出停战条件: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以南以西,今后不得有一切挑战行为。5月31日,中国代表屈辱地在《塘沽协定》上签了字。日军兵临华北,一边是耀武扬威,剑拔弩张;一边是忍气吞声,处处退让;在此背后,便是蒋介石的咬牙切齿,他说:“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11)]!”

他的所谓建设计划,即暗中准备的抗日部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目的将重工业向内地转移,避免集中在沿江沿海地区。全国大工厂、铁路的建设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相结合,由政府审定其建设地点。


第二、完成铁路向西向内地之干线,例如完成陇海铁路西段、沪杭甬铁路、钱塘江大桥、整理浙赣铁路都是进行战备的建设。此外,计划中的京赣铁路、湘黔铁路等都是为抗战后向大后方转移而准备的。


第三,在经济区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主要针对日本)威胁的地区设立“国防中心区”,当时被确认的中心区城市主要有五处:即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


第四,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着重进行国防经济资源的调查,筹划战时军事、经济动员和国防重工业设计计划,开发国防资源,以求战时国防需要。


第五,施行法币政策,进行币制改革,不但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并奠定了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基础。因此,日本人评论说:“如无1935年之法币,则无1937年之抗战。”


第六,整军肃武,大力发展海、空军建设,提出航空救国的口号;并大力发展军事教育,暗中构筑国防工事。


第七,开展“新生活运动”,以精神总动员方法,唤起国人现代觉悟与意识,提高人民的觉悟。


第八,加紧第五次围剿,力图早日安内以进行攘外。


是年10月,瑞金的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惨重的损失,向湘、黔、滇、川等省边界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蒋介石的中央军以追剿红军为名,一石二鸟,进入被地方军阀控制多年的贵州、云南、四川等省,打破了大西南军阀割据的封建局面。蒋介石到了天府之国后,立即被山川地势的险峻、复杂所折服,决心以四川为抗日战争持久战之根据地。后来他以炫耀的口气说:“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象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决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2)]。


是年夏,华北事件发生,日军要求中央军撤出华北,撤走河北省、市党部;调走军委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及宪兵第三团;禁止全国排日行动。日本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要求完全控制华北。蒋介石虽电何应钦,“言牺牲尤当知委曲求全之必要。此时之委曲忍让,决非苟求幸全,盖未至最后关头耳”[(13)]。


可以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


第一,他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红军已从江西根据地退出,在长征中主力从8万人损失至3万人,偏陕北一隅,蒋的心腹之患已变成肘腋之患。


第二,蒋介石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中央整理川事,亦见成效,蒋介石已选中四川为持久抗战之根据地。


第三,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从东北落入其势力范围后,日军在华北频繁挑衅,妄图造成华北独立的事实日益显现,如再任其发展,华中亦将不保,最终威胁蒋介石政权的统治。即使日本不对其构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政权亦将失去民心而垮台,为了生存,蒋介石决心抗战。


第四,大力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紧陆军整顿,此举并不完全针对败走湘桂黔滇川陕边界的3万红军,针对日本的备战已很明显。尤其是修筑以南京为中心的国防工事,至抗战爆发前,已完成江浙区及鲁南、鲁东、鲁北阵地,江防海防要塞亦次第完成。


第五,新生活运动的提倡和法币改革,从思想上与财政上为抗战奠定了最后心理与经济的基础。因此,日本首相阿部信行指出:“中国有三个不可轻予看过的大事,整理财政、整理军备和新生活运动。”将此三事列为抗日战争的必要准备。

这一年底,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报告,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断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最大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民族复兴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也”[(14)]。这就是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


自1935年底,蒋介石复职上台以后,进行二次北伐,以翦除北洋军阀势力,统一中国为目标,向北进军,并统一南北,最后实现东北易帜的统一全国的愿望。而日本以其“大陆政策”为不易之国策,向朝鲜及中国东北、南下侵略,势与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利益碰撞,以至产生激烈的,不可调合的冲突与对抗。从大趋势上说:中日两国最终拼死一战不可避免。蒋介石政府为何对日本再忍让,以拖延战争,原因只有二点:


一,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的存在,对蒋来说是眼中钉、肉中刺,一日不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寝食难安,这就是他说的“攘外必先安内”。换句话说,是共产党牵制了他的对日行动。当时共产党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割据,目的是推翻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国共斗争,你死我活,不可调合。


二,中国是弱国,国力军力经济各方面皆不如人,只有做好准备,方能有计划地进行战争。这便是以屈求伸的办法。


在二国三方大角逐中,任何一方,只能以另一方为主要对手,利用第三方牵制对手。而三方的利益都是互相对立的。因此,要战胜对手,只能将其主要打击矛头对准主要的对手,而对另一方实行必要的妥协。日本的矛头很明确,它要重点打击掌握全国政权的蒋介石政府,取而代之。而蒋介石当务之急是打击红军,他不能陷于两面作战的境地,只能对日本妥协求全,其政策亦是“攘外必先安内”。而红军的目标也很明确,对抗蒋介石的军队为主。日本则乘蒋介石“安内”之机,屡屡发动侵略,先夺东北,后越长城,进一步吞并华北,蒋介石只能依靠国联,不敢有所积极行动。当他的第五次围剿胜利后,红军作战略转移,一路上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到达陕北后只剩下3万人,已对蒋介石政权暂时形不成大威胁,蒋介石尚不罢手,调背负“不抵抗”罪名的东北军继续进剿,共产党人在陕北前线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收复失地”,“北上抗日”的口号,瓦解了东北军的斗志,张学良联合西北军杨虎城部,发动了“西安事变”,以兵谏的形式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的到来,加速了抗日战争到来的步伐。此时大三角对抗中,二方已合而为一,中日矛盾急剧转为主要矛盾,而日军尤不知自忌,变本加厉地在华北肆行,终于酿成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


蒋介石即已意识到此非局部问题,是涉及全国性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了宣布“最后关头”的讲话。他说:“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数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还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北平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的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是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蒋介石的抗日准备,尚未最后就绪,然日本已等不得他准备完全了,蒋介石发了十年的雪耻之誓,也到了一个该了断的时刻了。


(二)


纵观蒋介石抗战思想的形成,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隐蔽性。蒋介石自1928年“济南惨案”后产生抗日雪耻的思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领导全国抗日战争,其间共十年时间,在这十年中,日本屡屡挑衅,自东北到华北、到上海,其间侵略事件不断,而任何一件小事都足以引起一场全面大战,但蒋介石始终抱妥协主义,其抗日思想甚为隐蔽。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必不能达成雪耻之任务。余今且暂忍为人所不能忍者耳。”“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爱国学生要求抗日的呼声风起云涌,但蒋介石认为:“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15)]。

所谓“不可战而战”,是说中国是弱国,而且又没有实力,没有准备好,是无法与日本作战的。蒋介石早存抗日之心,但又未做好准备,表面上便一味妥协。他接见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说:“关于抗日情势,假如本人要想全国国民拥戴我,是最容易做到的。只要对日宣战,全国人民一定称赞我。我为什么不这样做,反给一般人疑我不抵抗呢?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把国家的命脉断送,不能使民族的生命危殆。我要为国家前途打算,要为民族前途着想,不能为个人名誉而使中国灭亡!纵令不致永久灭亡,或者灭亡不过几十年或几百年,还是可以复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有方法可以使中国不亡,使中国不致受几十年或几百年亡国痛苦,我们为什么不采用!为什么反而愿意冒几十年或几百年的痛苦[(16)]!”正基于此种认识,蒋介石在与日交涉时,显得处处退让,以待时机,蒋介石的学生陈诚对他的思想领悟最透,他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讲演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假使现在就发动对日本作战,一定会处于被动的地位;再迟一年,最低可以争取到半主动的地位;再迟两年,可以争取到完全主动的地位。”因此,蒋介石的抗日思想表现出的隐蔽性就特别强。


第二,反共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特别强调反共,即“攘外必先安内”。1932年,蒋介石在《五省剿匪会议》上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因为一方面抗御外侮,一方面还要分力剿匪,那就与明末的情形一样。明末之时,陕西的土匪猖獗,明朝没有先去剿清,因之满清乘机入关。假使当时明朝只是在山海关以全力抗战,何尝不能抵御外侮。可是后方的土匪李闯猖獗,打到了北京,结果只有亡国。


现在我们的困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要以明朝为前车之鉴。只要把国内的匪剿清,使全国团结一致,无论倭寇怎样侵略,我们也能够稳固自强,终久可以挽救转来的。如果我们内部意志不一,步骤零乱,既要对内打土匪,同时要对外御侮,试问我们究竟有多少力量!恐怕结果只好将重演一次明朝亡国的故事”[(17)]。


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反共,在他眼里,共产党与日本都是致他死命的仇敌,因此,他的抗日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反共性就尤明显。


第三,持久性。蒋介石的抗日思想具有持久性。持久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的抗日思想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性,从模糊到坚定,从局部到整体,从无准备,到有准备,酝酿、形成的时间很长;二是鉴于对中日两国国情的认识,日本是小国、资源少,但又是武器先进的强国;中国是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又是落后的弱国。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正如蒋介石所说的,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可靠的后方根据地,自1935年入川以后,才觉得抗日之战有了办法,“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8)]。


不战则一再妥协、退让,一旦下决心,便无回头的余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时,蒋介石便将他持久战略计划表述的很清楚。他说:“这一次战斗,决不是半载一年可了。一经开战,最后必分胜败。如就兵力及国力比较,我国殊少胜利把握。但毅然与之作战,且有最后胜利的自信者,系基于以下三项根据:


(1)自二十四年以四川为后方根据地后,即以四川为国民政府之基础。敌如入川,至少须三年时间。此为敌人的时间所不许可。我军节节抵抗,诱其深入。愈深入内地,于我抗战愈有利。


(2)只要国民政府不被消灭,我之国际地位就能确立。敌人骄横暴戾。到处树敌,在二、三年以内即难维持下去。我一时一地之得失,无害于根本大计。唯一方针,就是持久。


(3)阿比西尼亚之亡国,虽因国际正义之不张;但中国在地理上与军事上,与阿国不同。我国不仅幅员广大,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故日本决不能亡我”[(19)]。


第四,国际性。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自始至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制裁日本的侵略行径。“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立即主张“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约非战公约诸国,此时唯有诉诸公理;一面团结国内军民,共赴国难”[(20)]。他把国际正义的力量看得高于和先于国内军民的力量。他在向国人解释说:“国际联盟之设立,本为防止战争,且谋各国致力以防止侵略。此次事变起后,政府已立即将日人之暴行报告国联;并要求第一步先使日军立即撤退。二十二日,国联行政委员会开会,对于停止军事行动及撤退军队,已有决议。政府已电请国联行政院一俟日军撤退,应立即设法对此蛮横事件,谋一极正当之解决。深信此次事件,苟给一公平之调查,国联本其应有之职责,必能与我以充分之公道及合理之援救”[(21)]。”日本的侵略行径遭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愤慨,在要求日军撤退的决议案中,日本以1票对13票败北。依靠国际的力量调停,不能说没有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以此为基点,作为方针,不做最终自力更生,只能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代表即向国联报告事变经过,要求停战。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联会员国各国代表一致声援中国,要求坚持盟约。后国联设置“十九国委员会”积极斡旋,终于达成中日两国《淞沪停战协定》。


国联为了调解中日矛盾,1932年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蒋介石在外交上依靠国际正义的力量,有理有利地对日本进行抵抗,应该说是一种有效抗日的思想与途径。而且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直至结束,他始终都有依赖外援的思想与主张。


(三)


以上分析蒋介石抗日思想的形成与特点,只是1927—1937年的抗战思想。他的抗日思想也有鲜明的阶段性,比如“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中出现联共抗日的因素,尽管在他内心深处,对“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可竟全功者,几全堕于一旦”[(22)],但毕竟承认了中共及其武装的存在,接纳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共赴国难的合理的主张。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迁延不断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思想,亦是血浓于水的最好注脚。因此,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发表后,蒋介石发表谈话:“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23)]。尽管事态的发展,并不象蒋介石讲的那样,但蒋当时的态度还是积极与诚恳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逝者如斯,星移物换,但古老的长城还在,大好的河山依旧,中华民族、炎黄子孙还要生衍繁息,这就是历史。一旦龙的传人再度面临外来势力侵略时,中国人会重新携手,共同抗敌,取得胜利。从中华民族整个民族的利益上说,这才是高于一切的。因此,重温历史,对蒋介石的抗日思想,亦应从积极的意义上去评价认识,但对其抗日思想中不依靠广大民众及反共诸主张,则是应予否定的。(注释按惯例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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