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改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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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依旧是今年“两会”热点话题。代表委员列举了公车消费的五大乱象,政府报告首次列入规范公车目标,实现公车及其费用“零增长”。人们得到的印象是,问题很严重,上层有决心,车改值得期待。


目前公车超配50%,但无从知道超配的具体数量。早两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公务车共5221755辆,年消耗4000多亿元。所以,“零增长”很重要,先管住数量再说。


公车改革不乏实验者,模式明确的首推以补代车。例如杭州、辽宁辽阳市宏伟区。这种车改货币化,表面上有一个好处,广为诟病的公车泛滥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让人眼不见心不烦。杭州21个市级机关的227辆公务车封存以后,未听说影响了公务,也反证出原来是可以不要这么多公车的,至少那些局长处长是可以不必配专车的。然而,货币化的车改还是让人存疑:车补发那么多,意味着原先公车滥用是正常合理的;车补是执行公务的交通费,而是否用于公务,不是比监督公车使用更难吗?


说到监督,全国政协委员杜黎明建议公车统一明牌标示,并配备GPS,将公车随时随地置于群众与科技的双重监督之下。多一个监督主体、多一种监督手段总是好事。然而,公车原本不是没有监督的,而事实上不少地方没有管住管好。配上GPS以后,依然存在一个管理问题,公车日常使用怎么申报,GPS如何追踪,群众检举由谁受理问责?拿党纪国法不当回事,高科技被人忽悠不是没有可能。


公车配置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我国虽将公车分为“领导用车”与“行政用车”,实质上还是可以统一于这个目的:更好地服务人民,更有效地履行政府责任。现代公民不会反对公车制度,就像战争年代不会反对官长骑马;不满意的是公车过度,是以公车承载私欲与私利。


所以,车改的目的,是完善公车制度,而不是让公车消失;车改的方向,就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车事相匹,提高行政效率、提升服务人民的水平,而不是在补贴标准上绕圈子。公车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事配车,而不是因人配车,也不是一定要因级别配车。一个臃肿的机构,是一错;而以因人配车作支撑,则是错上加错。机构有哪些职能,履行这些职能有多少必须用车,才是配车的依据。


因事配车,事车相宜,该配的一定要配,而且要配好配足。那些现场督察、管理要求高一些的行政部门,就应该多配一些车;那些缉犯追逃的执法机构,不妨配一些排量大、性能好的车。一刀切以级别定排量,就不是事本位而是官本位,有悖公车配置的初衷。


一个合理的配车标准,一套科学实在的监督、问责机制,积重难返的公车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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