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决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叶挺做得对还是错?

ygz1959 收藏 30 20017
导读:1977年,根据毛主席生前批示,中央军委为高敬亭恢复了名誉,并在合肥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敬亭,大别山最优秀的儿子,从此长眠于地下,永垂千古了,此或可告慰将军于地下了? 高敬亭屈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

1977年,根据毛主席生前批示,中央军委为高敬亭恢复了名誉,并在合肥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敬亭,大别山最优秀的儿子,从此长眠于地下,永垂千古了,此或可告慰将军于地下了?


高敬亭屈死


1939年春,抗日战争已进入了相持阶段。4月底,叶挺、邓子恢、赖传珠等从皖南军部出发渡江北上,到达四支队留守处所在地舒城县西蒋冲。叶挺等人一到西蒋冲就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四支队必须向敌后、向皖东发展的指示。会上高敬亭举手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会后5月中旬,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分别担任指挥、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张、邓等人于5月22日东进八团驻地青龙厂。四支队主力除八团已东进敌后外,七、九团继续东进。


这时,高敬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命令正在东进途中的七团、九团停止东进。恰恰祸不单行,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逃跑叛变,投靠国民党桂系顽军。


叶、张、邓等人在未报请中央同意的情况下一边发动部队展开批判"杨、曹叛逃事件",一边决定将随后到达青龙厂的高敬亭拘押审讯,在部队中展开批判高敬亭的"反高斗争"。7 6月21日致23日,在青龙厂附近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3天召开有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公审高敬亭大会,邓子恢主持大会决定对高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6月24日,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将高敬亭处死,由叶挺带到江北的警卫班执行。高敬亭屈死青龙厂,年仅32岁。


中央发现了新四军在处理高敬亭问题上的失误,对此提出了批评。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事后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叶挺在得知中共中央曾有"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心情十分沉重和后悔,一再说:"迟了!迟了!"张、邓二人在一次新四军军部会议上讨论到这一问题时,都主动承担了责任。


叶挺军长仅依据个别人的诬告,就以“违令”罪名将高敬亭拘捕。事后瞒过新四军实际领导人项英和延安的我党中央,直接向蒋介石请求处死高敬亭(这是这位北伐名将的最大失误)。蒋介石可能一生中再也没有象这次这样痛快地答应了:“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刑照准。”事后,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私下强烈地谴责了叶挺的行为,但为了大局,无论是新四军内部还是我党中央,都默认了叶军长杀害革命功臣、革命英雄的无法原谅的过失。可是这个事件却使新四军的正副军长之间形成了永远也无法磨灭的裂痕。


高敬亭的错杀与叶挺等人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是分不开的。但是高敬亭在鄂豫皖根据地恰恰也是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政策的领导人,他的肃反,使他养成了“一言堂”的习惯,使鄂豫皖根据地造成很大的损失,由于他的个性也直接致使他成为了下一个肃反的对象。

高敬亭出身农民,参加革命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提升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由于文化水平低,又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敬亭没能摆脱旧式农民的封建思想。张国焘担任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主席时,所鼓吹的“肃反推动革命发展”的错误观点,例如:仇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等观点对高敬亭的影响是巨大的。高敬亭在担任红25军75师政委时,积极执行极“左”的肃反政策。当时的鄂豫皖省委主要领导人都是支持和赞赏的,甚至还称高敬亭为“肃反专家 ”。他在红28军再次组建后坚持大别山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把张国焘错误的肃反政策当作“优良传统”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三年中,高敬亭在红28军、鄂豫皖地方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中,先后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肃反。这三次肃反给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根据地一些主要领导干部,如红82师政委方永乐、手枪团长余雄、皖西特委书记徐成基、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特委书记郑定国、特务营长林维先等相当一批党和部队的领导干部都因莫须有的罪名受到迫害,其中余雄、陈守信、张家胜、郑定国被诬陷致死。

高敬亭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七里坪整训期间,甚至东进皖中后,高敬亭还在搞肃反。

最后强调:无论如何,高敬亭都罪不致死。肃反过头者大有人在。


在这前后,发生了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问题。高敬亭在东进等问题上是有错误的。叶挺及张云逸、邓子恢等在江北作了处理。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是重视的,但主张耐心教育、尽力挽救。他认为:“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以推动其部队前进。”项英还于(1939年)5月4日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的名义致电高敬亭,给予慰勉,提出希望,并且拟草电文报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叶挺和江北指挥部根据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所谓“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的电报,于当年6月24日将高敬亭处死。直到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正式发出文件,为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当时,叶挺对去江北整顿四支队,曾向蒋介石报告经过情形,蒋介石很快复电,称:“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 蒋介石这则电慰叶军长的消息刊登在1939年9月29日《抗战报》(江北版)上。

然而历史常常有不公正之处。高敬亭被错杀一事,有人不了解真相,或弄错了情况,讲责任主要在项英;有人为了“保护”叶挺,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无端地责怪项英;更为离奇的是,有人在著作中制造谎言,说项英电请国民党当局,要求枪决高敬亭。这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使项英又多蒙受一件冤枉。

在那四十五年后的1985年,由曾任第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等主持编写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专门叙述了错杀高敬亭的经过情况:1939年“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府(按:指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立煌(即今金寨,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时为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七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的名义发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

在那五十年后的1989年9月5日,李一氓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况时说:“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当时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不会同意那样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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