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泳鑫: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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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曹泳鑫: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特点 [摘要]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形成,有着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其根源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国和平文化的历史传统以及主权国家共有的国家利益原则;其特点体现在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创建新型周边关系和艰难处理大国关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现代化战略,变革国际旧秩序、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重视非物质力量的革命乐观主义等方面。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理论是综合认识国际关系和改变中国国际战略路径的新方法,超越了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

曹泳鑫: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特点

[摘要]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形成,有着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其根源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国和平文化的历史传统以及主权国家共有的国家利益原则;其特点体现在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创建新型周边关系和艰难处理大国关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现代化战略,变革国际旧秩序、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重视非物质力量的革命乐观主义等方面。毛泽东的这些思想理论是综合认识国际关系和改变中国国际战略路径的新方法,超越了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其中的矛盾分析法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深远,为后人所承继。


毛泽东是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外交舵手,他的国际战略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独立和自主地位,中华民族也经历了内部制度与国际殖民体系同时巨变的历史时代,中国人选择了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的道路,拓开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历程。然而,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并非如中国一厢情愿,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独立并非意味着民族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能获得平等的地位,世界在从殖民体系向全球性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型过程中,旧体系下长期发挥作用的国际制度和价值体系不会很快转变。新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民族独立、争取自主发展。执政党的外交思想根源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中国和平文化的历史传统以及主权国家共有的国家利益原则。新中国第一代领导者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理论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形成背景


(一)国际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


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带来的重大影响,就是加速了近代以来欧洲扩张所形成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和独立主权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在主权国家体系新的扩展进程中,主权国家的制度模式已不再局限于欧洲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模式,出现了不同的民族国家类型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等新型主权国家。新中国作为其中一员,必然有着与其他新独立国家一样的反映主权时代特征的目标追求,一般来说,新独立国家共同的目标追求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建立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第三,追求国家富强的现代化。虽然这三个方面的目标追求必然反映在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中,但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围绕这些方面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从而制订出可能完全不同的外交战略。虽然新的全球主权国家体系不是昔日西欧体系的简单放大,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各种强权政治等的制约力量在不断增强,但是各国对旧民族主义和权力政治的认同程度有强弱区别,对于国际关系现实的游戏规则,有的国家要捍卫之,有的国家则不予接受或部分认同,有的国家则力图变革之。这样就会出现外交思想的分野。


“主权”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对于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国来说可谓姗姗来迟,中国人是在整个社会变革进程中认同和接受了它。然而,以主权原则确立起新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观之后,中国人在外交思想和国际理念上依然不能说与西方相同。中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联合国宪章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作为国际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准则,而对于从属身份、等级秩序以及依附地位等总是十分敏感,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国家主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背景


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两种意识形态同时支配着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的革命浪潮,共同促成了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和现代独立主权国家体系的全球化发展。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的近现代史,又必然具有某些反映制度形态和历史文化理念等方面的独特外交理念。


中国在近百年的外界冲突和内部动荡中,多次遭受大国列强的蹂躏,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进行过多次自发的反抗运动,为民族独立平等进行过不懈的外交努力,但与过去一次次改良或革命一样,这些努力均遭失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让中国人认清了自己的命运,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等的一系列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外交思想的理论基础;关于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国际主义,正好顺应了世界由殖民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变革的时代潮流。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中国人,既看到了西方文明道路的强势,又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模式,批判了西方侵略者的丑恶行径,并对自己民族的过去进行反思,努力找到一条彻底的民族解放道路。毛泽东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去判断当时国际殖民体系中存在的不同层次矛盾,以及中国在这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自己的民族解放理论和国际主义外交思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上表现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灵活性,根据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判断敌友,为赢得民族独立而积极寻求建立国际同盟和统一战线。他强调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在看待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革命和正义战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和关于帝国主义论断的灵活运用,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将赢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力量赋予人民,为发动人民战争、建立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应该说,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已经包含丰富内容,其中主权观、国际合作思想、和平共处思想、民族平等思想、反帝反霸权思想主张等,已经有非常明确的内涵。当然,新中国还有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以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发出的声音。在毛泽东的理想与事关国家利益的现实目标之间的关系上,有时表现为较大的灵活性,有时不免会出现矛盾,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变化,改变着他对世界的判断,也影响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二、毛泽东新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理论的主要特点


(一)致力于维护独立主权和国家安全,侧重于创建新型周边关系和艰难处理大国关系


建立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打败入侵的帝国主义,结束中外关系所表现的敌对关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看到的希望。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已表达了这一愿望:“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然而,二战后美苏对峙及大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使问题复杂化,其影响扩展到新中国时期的内政外交。面对不平等的外交压力,毛泽东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了既坚持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的努力,曾对美欧国家作出互利合作的取向,但总因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敌对战略而不得不改变初衷;新中国对苏联采取一边倒的政策基础,但总与苏联的民族主义取向不相和谐。毛泽东的新中国国际战略重点是创建新型周边关系和艰难处理大国关系。


l.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睦邻原则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独立国家大都以民族主义立国,而他们所奉行的民族主义又大都经历过四个发展时期:民族主义形成及其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推动独立运动取得胜利、在民族主义旗帜下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以及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确立和稳定与其他国家关系等。中国的周边国家大多是在殖民体系瓦解过程中通过本国民族革命获得独立的,独立之后,其民族主义并未减弱,在失去宗主国“庇护”后的表现反而加重,他们对于邻国往往十分敏感,甚至退到“不要碰我”的孤立主义或走向地区霸权主义等。除此之外,与中国相邻的亚洲国家历史上还多受过中国文化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国际体系的影响,他们在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时候,既欲摆脱西方的殖民控制,又存在惧怕强大中国的心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成为一些国家政府敌对的借口。美苏根据意识形态划分的国际阵营及其冷战格局形成后的大环境更强化了地区紧张关系,于是,有些国家加入到西方阵营,成为遏制中国的国际组织成员。


为应对上述不利因素,新中国政府采取了与旧中国政府完全不同的外交姿态,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消除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毛泽东提出要“夹紧尾巴做人”,将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到最小程度,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毛泽东在与印度总理的会谈中表达了这样一些看法:东方国家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们两国人民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等等。在同缅甸总理会谈时,毛泽东说过:“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革命不能输出。”“各国可能有非法政治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总之,新中国的领导者能够集历史经验、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于一体,提出了不同主权国家之间求同存异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时代的主权原则增添了新内容,在现代外交思想史上有着创新意义。


2.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


二次大战中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一共同利益曾将中美两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改善的契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希望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体系中的一员。为此,毛泽东1944年曾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表达这一良好愿望:“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并且希望未来世界形成对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保障机制,愿意与现有的一些国际机构进行合作。在中共七大通过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已有如下声明:“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另外,1945年毛泽东在同一位美国人谈话时还明确认为,中国是美国货品甚至是资本投资的潜在市场:“美国的重工业和它的专门产品需要一个出口市场。它的资本投资也需要一条出路。中国需要建立轻工业,以供应它自己的市场和提高它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准。……美国不仅是协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适国家,也是唯一可以全面参与的国家。”


然而,历史事实是,美国作出了拒绝的选择。随着二战结束双方共同敌人的消失,美国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愿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崛起,从而作出了扶蒋反共的抉择。这里转引一位西方学者对美国此间意图的有力分析:“在较大程度上,这也是一个特意放弃机会的故事,因为这个机会与美国对战后中国和一般地对战后世界的政策目标不一致。为达到这些目标,应该取蒋介石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不管它有多少缺点——而舍弃毛泽东所代表的。”“任何协助共产党以致它会取代国民党的政策,与美国对战后亚洲政策的一般目标是矛盾的。”“不论中共怎样热切地表示希望见到战后中国在美国的资本下发展起来,但他们的信仰和他们与苏联的联系——虽然那可能是很微弱的——使他们不大可能成为美国的伙伴。而国民党虽然腐败无能,但美国通常可以控制它,使其行动符合美国的利益。”


解放战争爆发后,美国对蒋介石的大量援助始终没能改变蒋介石政府垮台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新的外交方针:否认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面对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局面,美国的担心已不限于中国一国的革命胜利,开始害怕因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失掉”整个东南亚,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骨牌理论”由此形成:“对我们来说,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扩大是一个惨重的失败……假如共产主义再度席卷东南亚,我们就等于是在政治上吃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败仗,影响所至,将遍及全球,特别是中东,以及到时候会受到严重暴露的澳大利亚。”


随着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渐趋成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也被认为是从属于苏联的,于是对新中国的一系列封锁、禁运、围堵等过去不常见的政治经济制裁便开始了。然而,这些反而强化了中国人反帝的决心,促动着中国对建立在西方权力政治基础上的现存国际制度的反思。新中国既要首先考虑保障自己民族的独立和国家安全问题,又面临组织和恢复国家经济建设的迫切任务,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感到失望(前面已述及)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凭借历史经验、战略需要,加上意识形态的因素,选择了自力更生和一边倒的结盟外交。客观上,苏联首先认同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的既成事实。由于蒋介石已经倒向了美帝国主义一边,中立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一种幻想,在帝国主义依然盛行的时代,国际援助是巩固胜利的必要条件。援助来自何方?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过去类似的一幕:孙中山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孙中山一生中只得到过一次国际的援助,那就是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外交的一边倒作了这样的限定:“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当然,一边倒在客观上加重了中国外交表面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段时期内,掩盖了各国现实利益和国际理想以及价值观的诸多差异。


(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现代化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初衷是:发展经济就不能搞闭关锁国,应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因为中国知道苏联在战争中的经济损失惨重)。然而国际关系的现实至少让中国人领悟到两点:一是只有自己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自主和安全;二是外来援助固然重要,但却不是很可靠。总之,在国际关系的特殊阶段,中国人关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思想因难以付诸实施而中断发展,于是,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独立自主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方针。在外援方面,尽量和苏联等一些“兄弟”国家团结一致,从中取得同情和援助,这可谓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经济动因。这种对外经济关系上的自力更生态势逐渐孕育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三个方面的思想动机:第一,促进国内发展;第二,避免依赖外国;第三,要改革世界经济。反映这三点的具体表述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社会主义国家指导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依赖别的国家是危险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摸清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不是照搬别国的经验,目标是根据我国的条件和需要建立独立的和现代的国民经济体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意味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不排除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必须学习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点,但本体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不能学习西方的本体,我们只能使用西方的技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接触,有助于扩大国际反帝统一战线和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斗争;中国进行的国际援助,给予援助的目的不是使受援国家依赖中国,而是使之朝自力更生和独立发展经济的道路前进;经济相互依赖的现象是由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决定的,那些依赖别国的国家,一旦经济危机风暴吹来,实际上不能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反对不等价交换,不等价交换是帝国主义剥削的主要形式之一,在世界市场中,必须为进出口物品的公平合理价格而斗争;消灭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控制、剥削和压迫,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和剥削基础上的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在穷国富国之间根据彼此尊重主权和平等原则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等等。


当然,尽管新中国从来都没有明确声明采取自给自足和封闭的政策,而且封闭也并不是自力更生的必然结果,但由于明确强调了内部发展是第一位,容易导致在国民经济中把对外经济关系摆在次要的地位,而且客观上与外界接触不够,难免也会形成思想的狭隘发展和意识形态偏执,在看待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关系方面,突出强调剥削关系,在将科学技术当作“用”引进时,将市场和商品看作资本主义的“体”加以拒斥。两极格局将世界市场人为分割成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体系和社会主义计划市场体系,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两个市场是能够长期平行发展的,不承认世界市场内在的全球化联系,不愿意引进外资,经济发展中保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冷战格局的国际背景,也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认识上的局限。


(三)变革国际旧秩序、实现人类和平的理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外交战略思想中保留了传统和平思想的合理成分,将之融入社会主义的阶级理想中,并结合对西方主权国际关系体系和殖民体系的认识,从而形成变革国际秩序的和平主义理想,它已不只是具有道义色彩,而且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运用阶级分析代替传统的道德伦常秩序观,用社会生产力发展动力论代替西方势力均衡论,用和平共处思想代替调和主义。


首先,对国际秩序有了本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看作是世界战争的主要根源和危险,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是弱小国家掌握自主命运的障碍。殖民体系崩溃的时代也是革命高潮到来的时代,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实现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长期的国际斗争最终消灭产生剥削和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


第二,站在被压迫民族和弱国的立场上,反对大国主义,支持正义斗争。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世界上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大小强弱,不论建国先后,都是平等的,对人类都有贡献,在国际交往中,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主义原则进行无私援助。坚决支持国际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将和平共处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准则。而且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不同制度可以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至所有国家关系中去。毛泽东甚至认为一国人民也容许不同制度的共处,早在1961年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就说过:“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后来中国共产党明确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


第三,超级大国之外的广大中间地带力量的反霸斗争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较早注意到美苏冷战格局的中间地带的战略地位,认为冷战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中间地带,美苏之间有时会达成妥协,也与中间地带的斗争有关;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肯定了冷战之外的和平力量的影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又将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中间地带和美苏之外发达国家的第二中间地带,两者都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70年代,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并明确了支持第三世界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


以上表明,毛泽东在思想上和策略上都已开始对西方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关系中心论、均势论、霸权稳定论等权力政治逻辑加以否定和批判。


(四)重视非物质力量的革命乐观主义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体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对一国外交行为产生影响:一是维护国际安全的力量均衡模式,二是国际经济的运行模式。应该说,国家实力越弱,其行为受到这两方面的制约越大,新中国实力较弱且遭受经济封锁,因而强烈要求打破困境,而打破困境又需要力量。在硬实力较弱时,毛泽东则非常重视软实力的作用,并一直相信人民的力量和正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在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中早已将国家力量看作由物质力量(可测量的经济、军事、技术、地缘因素等)和非物质力量(制度规范、价值标准、理想信念等精神动力)两方面所规定。在物质力量的薄弱时期,中国实际上利用了非物质力量因素,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力,也为中国人民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提供了精神动力。这些甚至令后来的西方研究者也感到惊异。这一思想客观上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分量。当然,中国也被认为是挑战现有秩序和格局的力量。


毛泽东的这种国际战略思想还大量体现在他对时代发展的判断和乐观主义的国际战略策略上,主要表述有:世界将走向进步,而不是走向反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反动派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全世界人民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只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新的世界大战是能够制止的;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关系,不干涉别国内政,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坚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等等。这些思想都已转化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壮大了综合国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毛泽东分析国际问题最具独特性的理论——矛盾论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有效结合,找到了综合认识国际关系和改变中国命运的新方法,它超越了西方的权力政治理论,用新的视角看世界。毛泽东创立的矛盾论就是这种很具独特性的国际问题分析法。


矛盾论运用在国际问题分析上的基本内涵是:其一,国际体系内含不同层次的矛盾关系,当时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有四种——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二,这些不同的矛盾相互之间发生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以及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就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来说,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向中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就不会那么激烈;同样地,如果不是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竞争压力,中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不会那么激烈。自从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世界上诞生开始,国际冲突已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其三,在实践中善于利用矛盾,对此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其四,在分析矛盾、利用矛盾的斗争实践中,要讲究抓主要矛盾,制订出反对主要敌人的政策策略,而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和争取国家建设的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强调了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


矛盾分析法强调矛盾问题的精髓在于:矛盾不但有其普遍性,而且有其特殊性,必须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相结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涌现了一大批新独立的中小国家,以亚非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为标志,弱小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意识明显增强。与此同时,两大阵营内部开始出现离心和分化倾向,比如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已暴露出美英之间的矛盾。这两种趋势都是对两极体系的冲击,它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美苏之外中间地带重要性的认识。中国认为国际关系上可利用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毛泽东非常强调中间地带的重要性,认为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并倡导对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因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捍卫国家主权独立等政策主张上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毛泽东还将中间地带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尤其是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巨大挑战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同俄国十月革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相提并论。


20世纪60年代是美苏两大阵营内部矛盾表面化时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与两大阵营内部力量的急剧分化趋势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两极霸权体系的进一步冲击。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走向破裂,中国成为独立于两极世界的力量,在客观上迫使中国要在两极夹缝中寻求自身发展,因此,中国要力争打破两极制约,在美苏之外找出路,因而毛泽东更加强调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提出掀起反对殖民体系的世界革命。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加剧,两大阵营内明显出现了各国的独立自主倾向,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在强调美苏两大帝国主义霸权国同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同时,不再强调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阶级对立,而是强调每个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分化。在急剧变化的世界格局中,为了给中国找到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以获得最大的战略利益,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通过会见赞比亚总统说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这样,在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上,突破了两种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峙的两极世界观念,此时,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国际战略已在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向着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原则的务实方向发展。所有这些既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思想反映,也是新中国争取独立自主外交实践的结果。这是中国真正影响世界并被世界正视的独特外交思想,中国以此改变了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获得了最大的战略利益,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也因此得以提高。现在看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实质是早期的多极化理论,它在改革开放时期为邓小平所继承,是邓小平提出处理国际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推动国际多极化发展等主张的先导。


毛泽东依据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理论去看待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的革命形势,认为各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独立进行斗争时,各自的利益并非一致,革命和发展的模式也不一定相同。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与印度等国走的不同道路,是由各国具体国情和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因此,毛泽东在国际关系中坚持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在革命道路选择上,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国际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国际体系是由不同性质的国家发展组合而成。各国要拥有自己的主权,自己决定自己国家的事务,国际关系要民主化,国际事务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由国内人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矛盾分析法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深远,并为后人所承继。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和认识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今人类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出路的正确分析和判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向国内外阐述自己对新时代世界主要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看法,依据对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改革开放的国策,指出国际上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南南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发达国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与合作的必要性。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国际上的矛盾错综复杂,对立和冲突不断,中国在国际上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以及解决国际冲突的方法等,都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对话的方式、合作的方式,目的在于不去激化矛盾,创建有利于和平、合作、发展的和谐世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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