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旧居


睦南道141号


特点:该故居占地1275平方米,砖混结构,主体建筑为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英式别墅小楼。小楼红瓦砖墙,木质阳台,红瓦坡顶,左侧有一突出的伞状小楼,风格独特。院内花木扶疏,柏树四季常青。


高树勋


字建侯,河北盐山人。他出身贫苦,18岁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后,因作战勇敢,由一名普通士兵累升至师长。在国民党对江苏红军的“围剿”中,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后受进步思想影响,逐渐倾向共产党。


抗战时期他屡建奇功,被誉为“飞虎将军”,并因除掉大汉奸石友三被世人称道。抗战胜利后,他担任新八军军长、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反对内战,于1945年10月率部在邯郸前线起义,不久,经邓小平、薄一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也以此为契机,发动“高树勋运动”,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高树勋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河北省副省长等职。

他是“内战”期间第一位“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知道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年担任河北省副省长等职,但不一定知道他和睦南道141号那个小院的渊源。


在那里,高树勋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壮士暮年处境堪忧,膝下无子何人可托?在那里,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风骨,还有一位垂暮老人的悲喜哀乐。


两次入住境遇不一


1958年,河北省省会由保定市迁到天津市,时任河北省副省长的高树勋也因此回到天津,居住在今睦南道141号。


年幼的杨林那时经常随住在大理道晓园(今大理道和西康路交口)的爷爷杨文恺一起去看望高树勋。杨文恺不仅是高树勋的老乡,还是高夫人的姐夫,两家人亲如一家。晓园到141号步行只要五六分钟,老哥俩在屋里聊天,杨林就在院子里玩耍。临近晌午,爷孙二人就留在那儿吃饭。高树勋屋里的陈设经年不变,饭桌上的饭菜总是那么简单,除非杨家的孩子们都去了,偶尔才会做一小碗红烧肉给他们解馋。


1966年河北省省会迁回保定,高树勋离开天津。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为了保护高树勋,周总理派人秘密把高树勋送回141号,高树勋由此开始了一段“赋闲时光”。


因为害怕“造反派”知道高树勋的行踪,杨家人不能常去看望。“文革”期间第一次见到高树勋的情形杨林已经淡忘,只清楚地记得高树勋当时剃了个大光头,精神状态还不错。


但事实上高树勋此时的处境并不是太好。谁都知道这位佃农家庭出生的儿子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是以“起义”的方式加入共产党军队的。高树勋以往的经历让他的处境更加危险,“造反派”抓到一点把柄就会无限上纲上线。昔日抗日战场上的“飞虎将军”谨言慎行,和外界联系极少。


但是据杨林的母亲程铭清女士介绍,当时141号对面是天津日报的一个记者站,高树勋没事儿时常去那里聊天。杨林也记得高树勋经常看报、听广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局势和政策的关注。


虽然没有了园丁的打理,但141号的院落也一如往昔那般整洁,很多次,高树勋默默清扫着地上的落叶。


高树勋的夫人名为刘秀珍,和高树勋是同乡。程铭清是刘秀珍的外甥媳妇,据她回忆,高树勋夫妇曾有过一个孩子,但因为战争原因,他们把孩子寄养在民间,就再也没有找到。


“据说是死了。”程铭清说。“也不知道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平时我们都不问这种事儿。”


在某个不眠的夜晚,想起那失落民间不知生死的孩子,不知道高树勋是否会暗自神伤?只可惜,如今已无处查访。


自己没有孩子,但高树勋夫妇却分外喜欢孩子,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把走动很近的杨家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高树勋性格开朗,和年轻人很谈得来,特别喜欢程铭清的女儿杨可。高树勋曾很认真地问程铭清愿不愿意把杨可送给他做孙女。他说:“送给我之后,我走到哪儿就要带到哪儿。”见程铭清犹豫不决,他马上又说:“不愿意就算了吧。”高树勋不愿意做强人所难的事儿,但对杨可的喜爱分毫不减。“文革”期间杨可已经初中毕业,经常去高树勋家里,中午休息时读报给他听,以慰老人晚年寂寞。


1968年,杨林到内蒙古插队,临走时,高树勋把自己随身携带了几十年的老皮箱和打着补丁的军用毛毯送给了杨林,那是他自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时就开始使用的。他对杨林说:“上山下乡是党的政策,不管现在怎么样,要相信党。有了这个信念,就好好干。去接受锻炼吧。”同样,当程铭清夫妇也面临下乡时,高树勋还是那句话:“听毛主席的话,去吧。”时隔近40多年,程铭清还能记起那目光中的忠诚。


“那两件东西都不值什么钱,但我明白这其中的含义。”杨林说。正是老人的言传身教,让他多年来都怀抱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梦想。


1971年,高树勋病重,在总医院治疗不见好转,周总理安排他到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临行前,程铭清恰好去了141号。


“他哮喘、咳嗽得厉害,看意思是病重了。”程铭清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当时并没有安排姨妈一起去,姨妈问他‘你去了我怎么办’。姨夫就指着我说:‘如果我不回来,你就跟铭清夫妇过。’就那样,他把老伴托付给我们了。”


高树勋那一走,就真的没有再回来。1972年1月19日,高树勋在北京病逝。


而他托付的那个人没有辜负他。直到1983年高夫人去世,程铭清夫妇一直陪伴她住在睦南道141号。


探 访


将军楼旁柏常青


在天津多年,至今还没有发现哪一条路像“五大道”的道路一般,路旁有如此多的树木。夏天,浓密的树木遮住了烈日,行色匆匆的路人多了几分驻足的心境;冬日,那一座座远离喧嚣的、低调的、谦逊的小楼挺立风中,为严冬增添了几分暖意。


来到睦南道141号时,是在一个飘雪的春日。春寒料峭,路旁的树木只有干巴巴的枝杈,但院内那棵两层楼高的柏树却郁郁葱葱。也许是太久没有雨水滋润了,那绿蒙了一层灰蒙蒙的色彩,却恰到好处地让它不显得突兀。


将军最后的岁月,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这里,将军曾“指点江山”,也是在这里,将军和老伴、老友共享了一段“赋闲”的时光;在这里,将军宠溺着别家的孩子,也是在这里,将军把感情甚笃的老伴托付给后辈。


那时的大门也曾像今天这般紧闭,因为时代风云和身份的特殊性让将军不得不谨慎;但在某个午后,还是有人看到那位7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却迈着异常坚定的步伐走出大门,去往马路对面的报社,和一群有着敏感新闻触觉的报人聊天。


无论境遇如何,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从未怀疑过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斯人已逝,然而和晨练经过此处的老人们聊天后发现,他们都知道这里曾住过一位将军。


冰雪迟早会消融,然而有些人、有些事却能永远留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