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共——国共之争的管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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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发生自1946年的国共大战,一直是诸多专家研究的兴趣点。我在《小米加步枪缘何能打败飞机大炮》一文中详尽分析了国共内战中所有决定最后结果的战争因素,然而《左传》的作者告诉我们,左右战争结果的因素总在战争之外。就战争说战争并不能探寻问题的本质。人们惊讶于小米步枪战败飞机大炮魔术般的神奇,但神奇的背后暗藏怎样的玄机却仿佛一个似是而非的迷雾,众说纷纭,无有结论。如果我们离开战场,深入两党的血肉深处探寻,或许会有另一个结果。 一 清末

发生自1946年的国共大战,一直是诸多专家研究的兴趣点。我在《小米加步枪缘何能打败飞机大炮》一文中详尽分析了国共内战中所有决定最后结果的战争因素,然而《左传》的作者告诉我们,左右战争结果的因素总在战争之外。就战争说战争并不能探寻问题的本质。人们惊讶于小米步枪战败飞机大炮魔术般的神奇,但神奇的背后暗藏怎样的玄机却仿佛一个似是而非的迷雾,众说纷纭,无有结论。如果我们离开战场,深入两党的血肉深处探寻,或许会有另一个结果。





清末大一统之后的军阀混战并不是令人陌生的局面,汉末、唐末、明末中国都曾上演相似的闹剧,只是弓箭长矛换成手枪大炮而已。国共两党虽然同于此一局面中孕育,但其过程却大有不同。


国民党系孙中山一手缔造。孙自辛亥革命后虽声望日隆,但毕竟没有组党经验。他发动的护国运动迅速失败。失败的原因,多种历史教科书给出的答案都是“国民党内部的涣散”。痛定思痛的孙中山明白,革命要取得成功,一要有组织力强大的政党,二要有属于这支政党的军队。他的黄埔军校和改组国民党都是这种思路下的产物。但要想办成这两件事并不太容易,建黄埔军校军火从何而来?改组国民党以什么为样板?在权衡当时的国际局势后,孙选择了以俄为师。


1924年,孙中山宣布改组国民党,国民党开始有了从上到下的党部,如同一个巨人的骨架,苏联的军火源源开向广州。不过狡猾的苏联人从不会给人以免费的午餐。孙中山要得到这些,其条件是国共合作。


中共诞生之初,党内大多都是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创造的这个组织更像是一个学术团体,负责探索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无意向国民党那样问鼎中原。不过,对于初生的小弟,苏共却格外看重。出于其远东的战略考虑,如果能有一个相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哪怕只是参与国家政权的建立,这对苏联的外交形势都将增添不小的筹码。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最初的设想并没有向苏联靠拢的意思,他只想将中共独立运作,但经费成了他最大的难题。就在中共举步维艰的时候,苏共方面适时抛出了橄榄枝。以指导为名派出了马林、越飞等大批特使,同时给出了每个月3000多元的经费。对于苏共的姿态,中共内部原本有很大的分歧。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中共中央的第一次大争吵就是因为有人将中共的账册透露给了苏联来的特使,惹得陈独秀大发脾气。虽然有分歧存在,但中共内部在反复讨论后最终接受了苏共。这不仅是出于现实原因的考虑。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共产主义是不应有国家界限的,全世界的无产者应当联合起来。既然如此,呀呀学步的中共向老大哥靠拢,接受苏共的思想指导和经济援助自是情理中事。


靠着这层关系,苏共的共产国际很快完成了对中共的全面控制,中共不但在经济上仰赖苏联,重要的人事任命和决策行动都要通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苏共所抛出的国共合作自不能不为中共所接受。孙中山迫于接受苏联援助的需要,也对国共合作予以热忱欢迎。但其方式引起了很大争议。苏联人决定,国共合作的方式为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方法自提议初始即引起中共方面的疑虑,国民党内部亦不乏反对者。他们认为,一旦中共加入到国民党内部,两党必将因为信仰主义的不同而导致分裂。


不过这种饱受争议的合作方法竟得以通过。苏联人的盘算是以这种让两党相溶的方法最大限度的控制国民党,然后扶持其统一中国,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孙中山未尝没想到这种方法的不妥之处,但以他在党内的威望,完全可以驾驭形势,不致节外生枝。在这场博弈中,只有中共的想法最为单纯。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合作方法导致了国共分手的悲剧。国民党改组的第二年,孙中山客死北京,他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也让那个埋藏已久的隐患迅速爆发。







前文所述,清末民初的局面与汉末、唐末的群雄逐鹿并无太多区别。但却有一点本质不同。我国自以汉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是历代政权的政治指导思想。中国民间虽多有如项羽一样暗藏“彼可取而代之”心思的枭雄,但谁也不敢染指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在军阀混战的时候,为了力克群雄,枭雄们武力征伐的同时必定要打出收揽民心的招牌。如刘秀以汉室后裔自居,远到刘备也要以中山景王之后和汉室沾上边,甚至连李自成这样的大老粗都要打出“均田免粮”的谎话来骗取民众的支持。这些招牌大抵没有超出孔孟的条条框框,太平天国以纵横十八省之威,最后还是败在了几个知识分子的手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对孔孟。在古代中国,谁祭起孔孟的大旗,谁就拥有中国的知识分子。清末民初的中国却是孔孟走下神坛之后。在这样一个信仰真空的特殊时代,谁拥有新的信仰旗号,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无数的事实证明,军战如商战。收揽人心的招牌与招揽顾客的品牌同样重要。一个只有强大军队的军阀不能成以大气,一个只有超级生产线的工厂敌不过拥有世界品牌的商业集团。可口可乐的对手只能是百事可乐、而不会是一个拥有最强大能力的可乐生产商。对于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他只要拿出品牌的影响力,就会有无数的供应商和销售商聚拢麾下。因此,尽管当时的中国,军事实力最强的既不是中共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张作霖的东北军。但稍有见识的人都明白,张作霖充其量只是一个供应商的角色,远远达不到和可口可乐叫板的程度。他的被收购只是迟早的事。真正有实力角逐神器的只有分别拥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共两党。


事实上,没等国民党收购,就有供应商送上门。首先加入国民党的是广西的桂系军阀。对于这次的投诚,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有详细描述。他和李宗仁武力统一广西后,就在思考下一步的前途。这就像一个做空调做的比较成功的商人,在兼并了几家小电器厂后就开始想,我是继续独自创业还是去格力或者美的谋个职位?在权衡了北京、东北和广州三方政权后,白崇禧星夜造访孙中山,说出了自己的投诚打算,并提出了先统一两广而后北伐统一中国的构想。桂系军阀后,湖南唐生智也投靠了国民党。这就是三民主义品牌力的锋芒初试。


对于这个奥秘,其实孙中山早有认识。他在和白崇禧的谈话中说:“有三民主义一定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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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军阀,蒋以刀兵相见,并不惜引张学良挥师入关,摆平冯阎。冯阎二人却死而不僵,党内或明或暗的角逐依然存在,桂系固遭打击,广西老巢尚存,以致后来,蒋介石的中央军因剿共误入广西境内,被桂系军队一顿暴揍,中央军还要忍气吞声地向桂系道歉,都是蒋这种蛮横做法的后遗症。


对于散落在各省的小军阀,蒋的基本策略是分化收买,通过贿赂军阀手下的军师长,使其倒戈,架空军阀。如广东一省,蒋先是通过收买陈济棠,逼着李济深出走;陈济棠坐大成了南天王,他又收买余汉谋架空陈济棠,这种割韭菜式的方法,不但没有消灭军阀,反而如火浇油,让国民党内的军阀特色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都知道保存军队的重要性,所有的军官们都把军队视为自己的身家资本,深恐有朝一日被蒋分化吃掉。国民党被蒋介石弄成了军阀大杂烩。各路诸侯彼此心怀叵测。表面上看,杂牌军正在被蒋逐一消灭,实际上,他破坏了一个党内应有的生态平衡,这种保存实力的风气因此而蔓延全党,在对共军的作战中,军与军之间彼此保存实力,观望不前,给共军以各个歼灭之机。


对于国民党的生态游戏,李宗仁有一段很经典的概括,他在与蒋介石谈论收拾冯玉祥的时候说:你干掉了一个冯玉祥,西北军里就会冒出无数个小冯玉祥,就像一串珍珠,断了线,珍珠就撒了一地,你倒不如保存这根线,握住这根线就掌握了整串珍珠。


吸收军官入党,中共也并非没有。贺龙就是在八一起义的路上入党的。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贺还保留有带着私人厨子上战场的军阀作风。但在随后的战斗中,贺龙很快被组织上培养成具备中共党风的军人,更谈不上保留私家军队的做法。毛泽东一手开辟中央苏区,直接指挥了前三次反围剿战斗,共产国际一道命令下来,他的军权被瞬间剥夺。长征途中,林彪因为不认同毛泽东的军事部署,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两个人私自采取行动,当时任政委的聂荣臻喝令他不准乱来,林彪的想法没敢付诸实践。


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后,尽管彼此存在分歧,并一度影响到军事行动,甚至或多或少的造成了西路军饮恨黄沙的悲剧,但中共党内解决争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没有被抛弃,到达延安后随着对张国焘的批判的开始,党内的分歧逐步得到解决。张本人因害怕党内斗争而独自出走,最终脱离了中共的队伍。当然,建国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逐渐为批判与批斗所取代,并愈演愈烈导致文革。但建国之前,中共内部的纷争并没有对整个集体的对外战斗力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是她优于国民党最大的地方。







许多人一直以为西安事变只是一个偶然,没有这个偶然,国共双方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看懂历史。在唐德刚写的张学良口述自传中,张将自己表现的很冲动。当时有人问他,抓了蒋之后怎么办?张的回答是抓了再说。这给人以一个印象,西安事变只是出于张个人的一时冲动,是这个冲动改写了历史。


事实上,张的变化偶然中有必然。在张发动西安事变前,中共方面已经做了大量争取张的工作。张当年诱惑于蒋的500万,挥师入关助蒋打败冯阎二人,却不曾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将东北军的几乎所有炮兵部队都调入关内,日本关东军竟以一万之众,轻取东北。东北军成了无根浮萍,为了重新争得在国民党内的一席之地,张学良开始觊觎西北抗联这个组织。九一八事变让他丢尽颜面,如果东北军能在西北与中共联手成立抗日联盟,由张任领袖,不但可以给世人一个交代,更可以恢复自己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北军与中共达成共识后,彼此互通有无,又在战场上放空枪骗过蒋的监督。之后,张开始做蒋的工作,在激烈的争论无法解决时,张采取了激烈的行动。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叙述西安事变时曾描述过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蒋被软禁后,张来看他,面带得意之色,蒋厉声对他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试想,如果一个人做事只凭一时激情,激情过后随之而来必是无穷的后怕。何以在面对自己的上级时还能如此轻松?从这个细节看,张的行动虽属一时头脑发热,但这个冲动背后实另有玄机,不乏早有预谋之嫌。


西安事变是蒋肆意践踏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果。这个可怕的事件对于国民党而言,意味着忠诚的瓦解。我们知道,一个组织的灵魂在于成员的忠诚。一家企业的员工对企业有没有忠诚,其战斗力有天壤之别。同样是工作,主动自觉的工作与接受命令后被迫工作完全不同。前者是尽心尽力的工作,后者是应付着工作。无论是工作效率还是成果都会有太大的区别。忠诚度丧失的另一个恶果是向心力的瓦解。从组织分析,组织的每个成员都会遇到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如何权衡二者与这个组织的向心力有直接的关系。一个热爱组织的成员会在冲突的时候选择后者。但这份热爱并非一天两天可以形成,他需要长期氛围的熏染。蒋的种种做法,让大大小小的军头们丧失了这份向心力,将个人利益凌驾组织之上,党内的原则也一并可以不顾。


在国共两党大决战前夕,毛泽东曾令粟裕派遣一、四、六三个纵队过江,到江南发展。粟裕经审慎思考后拒绝毛泽东的命令,建议乘胜打淮海,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于长江以北。杜聿明在淮海战场接到了令其援救黄维的命令后,明知其不可行,内心想法却是,反正江山是他的,我是他的学生,一死尽忠就是了。如果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事搞砸了要承担责任;要是听老头子的话,搞坏了也是他自己的事。粟裕和杜聿明是淮海战役双方的实际指挥者,两名员工的工作状态高下如何,一目了然。不能说杜聿明的指挥能力就低于粟裕,但两个人放在不同制度的组织内,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应。


蒋介石也在党内培养忠诚度,但他的培养并不以党组织为主,而是以个人为主。在国民党内流传一则段子。抗战胜利后,蒋有意提拔戴笠为中央委员,戴笠悄悄告诉他: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蒋大跌眼镜之下,写了张纸条:蒋中正介绍戴雨农为国民党员。戴笠却一本正经的告诉蒋介石,不管是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只要有委员长的信任就好。蒋听了之后,十分高兴。这个故事如果让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听来,必定要笑的喷饭不止。在中共党内,


掌握大量机密的情报部门主要领导竟然不是党员,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绝顶怪事。蒋之所以把戴笠放在这个位置,依靠的并不是戴对党的忠诚,而是对他个人的忠诚。戴是蒋肚子里的蛔虫,摸透了他的脉,才故作正经,把老头子哄的开心。


蒋的这种作风往下传播开去,带来的麻烦是战斗时将领指挥的混乱。在国民党内有资历的干部都明白,大凡黄埔军校的将领,除了蒋介石、陈诚等几个人外,其他人的命令一概不听。蒋的心腹即使发生错误,他也照样爱护提拔。这种混乱原则的情况,到了战争后期,其弊病愈加分明。国共在争夺东北初期,林彪派兵攻打鞍山,杜聿明急令孙立人率兵援救,但孙因不满杜私自下令廖耀湘攻打长春的命令,竟在蒋介石亲临东北时,说动蒋介石让全军原地休息三天,造成鞍山失守。孙出自美国西点军校,尚且染上这种习气,其他可想而知。


以个人忠诚取代组织忠诚,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蒋本人地位的不可动摇。尽管蒋因为权谋需要,曾有过多次下野的经历,但他的权力没有得到过任何削弱。在中共党内因为形势的需要更换领导却十分频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在八七会议上选择了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出任新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过左的政策碰壁后,李立三、张闻天先后接任。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复出。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建国后,刘少奇继任国家主席。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正常的更替机制才遭到破坏。而国民党却是蒋只手遮天,直到父死子传。







自古以来,一个组织的管理者最头痛的事莫过于领导干部之间的不合。这种不合超过某种限度,就会对组织管理带来致命的影响。心理学表明,一个组织超过一定人数,必定会形成几个子团体。这是人们常说的十个手指头会有长短,同胞兄弟摆在父母面前,一样会轻重有别。在同一集体中,成员会因为各自的性格经历喜欢和倾向某一部分人,进而与这部分人形成团体。这是人之常情。自古不管君子或小人,凑在一起搞政治,总难免党争倾轧。作为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人,想消除组织内的这种倾向是不可能的事情。最理想的状态是,组织内保留一定的分歧和偏好,但将其压缩至不影响组织对外战斗力的范围内。说到这点,国共两党内都有类似的情况。


前述蒋介石的种种做法,读者不难明白,党争倾轧实自蒋本人起,从上到下,处处皆党争,没有原则,只有诈术。借口剿共深入大西南,吃掉贵州王家烈、四川刘文辉、抗战时期又籍口统一装备收掉了桂系的军工厂,抗战胜利后马上就让杜聿明缴了龙云的械。凡此种种都加强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争斗,与一个组织管理者的正确理念背道而驰。他的得意门生陈诚有样学样,在黄埔系的内部还搞了一个土木系。这些派系直接导致在战争发生时指挥系统和人员调配问题方面严重混乱。蒋在中原战区设立行政机构时,白崇禧原本建议只设立一个剿总,蒋因为白是桂系,对他防着一手,非要设立华中徐州两个剿总,并让自己的学生刘峙出任更重要的徐州剿总司令。淮海战役前夕,蒋自知大厦将倾,顾不上派系门户之见,希望白崇禧能像北伐战争那样出面力挽狂澜。他接受了白的建议将两大剿总合并,同时让白出任军事指挥官。白却在此时突然予以拒绝,给老蒋背后一刀。刘峙守徐州,在大战伊始就犯了部署的错误,被共军的欺骗性战术迷惑,慌乱中下令在铁路沿线摆开的部队向徐州集结,让黄伯滔的右翼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国军在中原战区组建十二兵团,兵团司令一职原本应是胡琏,可十二兵团属华中剿总建制,剿总司令白崇禧历来与陈诚不合,不愿任用陈系大将的胡琏,蒋迫于无奈只能选用比胡琏指挥水平不知差了多少的黄维,正是因为他在淮海战场的逡巡不前,直接导致了一号王牌的十二兵团惨遭覆灭。在淮海战场,徐州剿总部队实际由杜聿明指挥,但十二兵团是从华中剿总调往战场救援,隶属国防部。同一战场的国军居然出现了两个指挥系统。这类多头指挥的怪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一再上演。


中共党内的异常倾向则被压缩至很小的范围,共军将领们远离中央,在外开辟根据地,分散经营多年,如林彪经营东北时被中央任命三道职务,党政军大权一把抓,本来比国民党更容易形成诸侯势力。但在中共党内却只形成了所谓山头。即便如此,中共在整风运动中还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共军内并不是没有将领们彼此排斥的事件。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之后,负责军事指挥的粟裕其威望尚不足以驾驭许世友等一类老将,许世友就曾在电话里公开指责野司的作战方案行不通。他的指挥自如多靠陈毅的居中调节,这也是为什么粟裕直到淮海战役时还坚持自己只是华野的代司令、代政委。中野挺进大别山后,重武器凋落殆尽,被美式武器喂得饱饱的华野难免心存轻视。中野包围黄维的十二兵团,缺乏重武器攻坚,要求华野支援,陈士渠率兵赶到后要求拿到一个进攻口,由自己亲自指挥。中野表示四个方向都有进攻,没有指挥口。陈士渠傲慢的掉头就走,后被中野追回。


在共军内,将领们这种你来我往的情况多属战争花边,没有对组织的战斗力造成影响。将领们由于彼此习性不同,有自己的山头,但山峰却只有中共中央。固然与中共向来高起点的党军建设制度有很大关系,但党内多年形成的良好风气也不无影响。这种差异让共军在战役指挥中,对比国军造成了极大的效率优势。







一个组织的指挥系统是大脑核心,这个大脑能否正常运转是一个重要环节,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脑能否自如的指挥下级系统,做到如臂使指。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上级权力的来源,也就是,下级为什么要服从上级?哪一种服从才是最优质的服从?最古老的权力莫过于生杀权,下级不服从命令要遭杀头的危险,不得以只好服从。这种权力演变成现代,变成了撤职权,下级如果不服从命令,就撤职换人。另一种权力是感召力,上级指挥下级时不但凭借实际权力,还凭借下属对自己内心的忠诚。但这种感召力内容很复杂,分为很多种。有的感召力是私人感情产生的,比如刘邦对韩信,韩信对刘邦的服从只是因为“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的感召力是利益产生的,如现在的股份制公司,下级也是小股东,和上级利益捆绑,如不服从造成组织决策困难,利益同受影响;有的感召力是理论信仰产生的,比如宋庆龄对于孙中山,下级是上级理论上的追随者。这些权力以生杀权最差,感召力中又以理论型最好,利益权次之。不过,这几种权力下产生的服从都不是最优质的服从。因为它们的稳定性不够。


最稳定和优异的服从是对组织的服从,而不是对上级某几个具体人的服从。在这种服从下,不但下级可以充分的理解和执行上级的意图,下级的执行过程中会保持良好的主动性。这类服从中,下级在潜意识里会自觉地认为,不管上级的决策如何,下级的执行是在为整个组织谋取胜利,这种全局性的服从观念,比上下级点对点的权力施压要优越的多。


比较在大战中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往来电报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毛泽东发给林彪的电报其称呼多以林罗刘,林彪的回电结尾也是林罗刘,意味着所有决策均由总司令、政委、参谋长三人共同承担责任。电报内容大多以战局内容为主,很少有空话套话。林彪在与毛泽东的思路发生分歧时,甚至在电报中说:“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蒋介石发给重要黄埔将领的电报均呼其为弟,如杜聿明、邱清泉等,里面的内容大多是一些主观打气的话,少有对战局的分析和讨论。在黄伯滔兵团被粟裕包围后,蒋介石严令杜聿明前往救援,其中发给邱清泉的电报便是望弟发扬黄埔精神,如何如何云云,电报末尾还不忘来了句:“……否则军法从事。”


战争时,电报是上级发出命令的主要载体。从这里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毛泽东发出的电报从来没有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林罗刘三人小组,他的指挥决策也是经过中央军委事先讨论。电报的两端对应的是中央军委和东总,是组织对组织的关系。在中共的指挥枢纽里刻意淡化了个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组织对组织的指挥。这一点在国民党内刚好完全相反。蒋介石发出的电报是到个人手中,而且与前方将领称兄道弟,以个人感情来督促下级执行自己的决策。电报末尾的“军法从事”不过是在利用我们前文所说的古老生杀法则所产生的权力而已。


最能表现指挥系统的运转效率的时候是上级与下级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在最后的大决战中,这一点在国共两党中都曾多次出现。但每一次国军的指挥都非常糟糕,这与其指挥系统的组织方式有重要关系。据王明回忆录,毛泽东曾因长春的攻打方法问题与林彪争论十分激烈,当时毛泽东坐在桌前,独自生闷气,王明前往探访,毛泽东怒道:这个林彪,我让他强攻长春,他却偏要围城打援。最后国军在东北被压缩在几个大城里的时候,林彪决定先打长春,因为长春靠东野的根据地北满最近,背靠自家大门,仗打起来很把握。毛泽东却要先打锦州。锦州离关内最近,打下锦州,几十万国军逃亡关内的大门被锁,势必全军覆没。但打锦州的问题是,共军必须绕过长春、沈阳等国军据点,长途奔袭。在国军掌握天空的情况下,后勤补给大成问题,如果长春沈阳的国军趁机出击切断其补给线,或是共军不能很快打下锦州,等到其他援军赶赴锦州城下,共军将遭前后夹攻。尽管思路不同,但经几封电报往来,林彪最终同意打锦。老实说,毛泽东此举并不高明。因为他一出手,蒋介石就识破了他的用意。蒋将计就计,放弃烟台从华北抽调大批援军组成西进兵团夹击共军,不但如此,他还严令廖耀湘第九兵团组成东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与锦州城内的范汉杰三股势力一同打击共军。从方案看,蒋的方案系针对毛而设,属后发制人,完全有取胜的把握。但这个科学决策却在执行上大打折扣。


1945年后,国民党进行了机构改革,取消军事委员会和下属的各战区。蒋介石仍是最高军事指挥官,指挥机构是国防部,部里与蒋对接的是参谋总长陈诚。为了剿共的需要,当年抗战的各个战区改为剿总,包含华北剿总、东北剿总、华中剿总等。重大军事方案先由参谋总长等人与蒋介石拟定,下发到作战厅,再由作战厅向剿总指挥部传达。这个结构与中共的军委与野司的两级体系基本一致,但效率却大不一样。蒋介石严令廖耀湘东进的时候,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坚决不同意,理由是林彪是运动专家,廖一出沈阳必遭覆灭,根本走不到锦州。之后蒋介石气的让卫立煌坐自己的专机离开东北,才算让命令执行下去。可廖耀湘一出沈阳却不直奔锦州,跑向彰武,声称自己能切断林彪的后勤补给线,原来他也有自己的想法。蒋气的骂廖:你是我的学生,你也不听我的话。凭的还是我们说的私人感情产生的感召权力,是质量最次的那种。


等锦州陷落后,已经走出沈阳的廖必定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廖何去何从成为要尽快解决的问题。蒋介石的想法是让廖耀湘咬牙收复锦州,这无疑不太现实。廖本人的想法是回沈阳。杜聿明的想法却是如果回不了沈阳,就赶紧从葫芦岛坐船离开东北,至少能保全九兵团。为了这个决策,三个人争执了五天,整整五天时间,九兵团原地转圈,哪都没去,坐等共军包围。等到廖决定要走葫芦岛的时候,共军的包围已经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军的指挥系统是一个效率非常低能的系统,不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在淮海战役中,毛泽东让邓小平等五人组成总前委,邓任书记,五人可临机处置一切,紧急情况时不必请示。这种做法是给指挥系统安装了一个应急装置,不同情况可以通过不同程序来解决问题。显然国民党没有这样的应急装置,在决策上落后许多。


两者对比我们不能发现,中共的指挥系统能够完成上下级的充分讨论,科学决策,下级认真执行等多个标准步骤,国民党的指挥系统要么指挥瘫痪,要么执行走样。唐德刚称中共打败国民党是短小精悍打败了庞大臃肿。这不过是形象的说法,其实短小未必精悍,庞大未必臃肿。人们不深入了解两者的成长和内部构架,绝不会明白精悍臃肿,所指何意。







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体系建立方面,国民党最困惑的无疑是最高指挥的统一。直到国军败退台湾为止,蒋介石虽名义上是国民党总裁,总统,拥有党政最高权力,实际上,白崇禧的20万桂系、傅作义的20万绥系、阎锡山的10多万晋系他都指挥不动。淮海战役时,蒋电令华中剿总援救,最后白只让出了黄埔嫡系的十二兵团,张淦兵团人马都已装船,被白严令调回,蒋莫可奈何。傅作义决定投诚时,蒋可怜兮兮的要求其空运武器和各级指挥官,傅都予以拒绝。


蒋介石虽然没有拿到国民党的最高指挥权,毛泽东遇到的问题比他更头疼。中共建党伊始是在苏共的扶持下成长的,所有重大决策均出自共产国际,因为莫斯科远在千里之外,不能适应国内风云变幻的形势,大量意见均与中共高层意图相左。八一南昌起义时,共产国际就曾发电报阻止。中共唯一一次独立自主解决领导层问题是遵义会议,这是因为长征时上海地下阻止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被迫中断。联系恢复时,中共还是向共产国际打了报告,以得到事后追认。


毛泽东走上前台后,虽是中共党魁,但从组织架构上看,他这个首脑不过是分公司的经理,上面还有远在苏联总部的总经理。为了远程监控,苏联派出王明回国,1938年12月会议上,风头正盛的王明盖过了毛泽东,俨然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王明这派人完全不懂经营,不过却装了满肚子的马克思主义,自恃有莫斯科撑腰,大包大揽。毛泽东趁着1942年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无暇东顾之际,断然发动整风运动,对王明为首的留苏派知识分子发动进攻并取得胜利。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开会讨论,批评与自我批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王明回忆录里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王躺在病床上,毛去看望他。毛闲谈时提出要搞个毛泽东主义。理由大略是,苏共党内人事纷争层叠不休,但全党上下却都服膺列宁主义,党因此而避免分裂,如果我党有毛泽东主义,则可在思想上统一全党,提高战斗力。


1945年7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政治指导思想。党的思想得到统一,中共拥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组织上完成了独立自主。时隔一个多月后,抗战胜利。时机上拿捏的恰到好处。自此,中共的决策指挥上不需要再听命于莫斯科,解决了决策效率低下的难题,毛泽东也先蒋介石一步完成了全党的统一和自主。


从组织体系的全方位比较看,国民党内军权政权没有统一,理论上虽有三民主义,但理论信仰对组织所产生的粘合力非常弱,因为蒋向来以力服人,从不考虑以理服人。这使得下级国民党军官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国民党组织,而是他所在的那个派系。蒋在具体经营时,无论是军队的编制定额还是后勤供应都在自己的嫡系部队和其他部队上有严重差距,加剧了派系门户之见,与中共的四大野战军统一后勤状态的经营迥异。在决策指挥方面,这个组织的上下级缺乏良好的沟通机制,决策到执行时,下级因没有对组织的忠诚信仰,执行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上级命令采取修正主义的态度,拖垮了从决策到执行正常秩序。唐德刚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蒋介石的失败曾这样说:老总统性格很顽强,也很固执。他的意思是,你们跟着我就是革命(蒋的革命包含剿共)。我就是要革命到底,但是别人不革命到底啊。不知蒋介石可曾思考过,为什么他的这些部下都没有跟着他“革命”到底呢?


共产党方面得益于早年相对单纯的发展环境,强调党员成分,只吸收工农入党,单一的党员成分降低了管理成本。瓦窑堡会议后才放宽政策,吸收工农知识分子入党,但同时不断发动整风运动,将其训练成统一思想的党员。全党上下统一思想、统一武装,这种统一化的管理大大提高了效率,中央的各类政策都能很快的通过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基层并贯彻执行。一旦到了战争对垒的时刻,国民党的多头指挥、相互扯皮等效率低能缺陷暴露无遗,并成了逆转胜负,左右战局的关键因素。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是败在了党建方面,尽管历代研究国共战争的人都把国民党腐败、中共土地改革导致民心向背作为胜负的重要原因,其实这些原因都是党的建设所引起的。一个党从最初的几十人一步步壮大,当她的权力和利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忽视党的建设,党员干部丧失信仰,唯利是图,党内派系纷争,派系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凌驾党的利益之上,这样的党是不会有前途的。





从以俄为师这个角度看,国共两党都是苏共的学生,只是一个正宗嫡传,另一个偏门旁支,但两者都处以同一起跑线。虽然国共合作,但像同一班级的学生,彼此的内部竞争仍然存在。自国共合作伊始,中共方面就一直宣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相通之处,以表明自己无意在主义方面与国民党较一日之短长。


国共在主义方面的比赛没有凸显,但在其他方面的竞争却呈风起云涌的势头。我们知道,一家企业想要成长除了品牌,还要有完善的组织模式和健全的员工培训管理体系。麦当劳的成功并不依靠他的食物可口,而是他能将全世界的麦当劳分店都做到统一口味、统一装修、统一服务、统一培训、统一原料采购。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代的政党运作方面苏共已非常成熟,国共两党学生却因境遇的不同在学习方面大异其趣。


国民党自孙中山死后,权力斗争一直潜滋暗长。党内最有希望接班的汪精卫、胡汉民、廖仲凯均没有取得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廖仲凯被刺之后,蒋介石依靠黄埔军校迅速崛起。一番角逐后,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为党内最有可能接任孙的人。不过,按照政党政治的运作规律,一个人要想在党内取得权威地位,资历和能力二者均不可或缺,否则很难服众。蒋介石虽有军权在手,但在党内的资历却远远够不上元老级。他的跳跃式升级将不可避免的引来党内的众多质疑。蒋明知如此,于是一味依靠军队支撑自己,这种枪指挥党的运作模式给国民党带来了致命的创伤。


蒋的第一次显山露水是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这次事件的内幕至今没有结论。就目前披露的史料看,蒋显然是对于中共的成长风声鹤唳,他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将被中共劫持到海参崴,当夜,中山舰在没有接到指令的情况下驶向蒋介石的驻地,彻夜没有熄火。而舰长李之龙系共产党员。加上之前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闲谈中也间或透露要去海参崴的意思,种种迹象巧合的凑在一起引发了蒋的高度怀疑。


蒋介石在神经过敏之下,断然下令逮捕李之龙。事情传到汪精卫的耳朵里,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咆哮:我在党内有我的历史,有我的地位,不是他想反对就能反对的。这句话看似声色俱厉,实则外强中干。因为历史和地位与手里的枪炮相比是何等虚弱无力。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汪精卫,蒋在没有知会一把手的情况下擅自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这种事情如果放在中共党内,是不得了的大事。但蒋却轻描淡写,没受到任何处罚,最后汪竟被迫远涉重洋,出走国外。这是国民党自建党以来,第一次有高级干部在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擅自用兵,也是军权挑战党权的开始。史学家们在研究此事时都比较注重考据,并认为此次事件是国共关系走向破裂的嚆矢,却忽视了这次事件给国民党日后的前途带来的阴影。









蒋之所以如此草木皆兵,自有其重要原因。实则不光是蒋有不寒而栗之感,其他国民党要人也如芒在刺。因为国共两党同样以俄为师,但两人的成绩却差的太远。中共最初的定位是协助国民党统一中国。因此在国民党北伐时,他们主要通过策动工人纠察队罢工等方法配合武力夺取政权。中共在建党初期,格局也是全国性的,每个省有省委,市有市委、县有县委,哪怕一个县委只有县委书记一人加一个公章。在骨架搭起来以后,中共开始大量发展党员。中共发展党员有着严格的规定,并且在报上声明,忠告年青人不要一时大脑冲动,率意入党。这就从采购方面严格把关,保证了原料的质量。入党后,从上到下有着严格的一套程序,党员不但要经受各种考验,而且建立了完善的档案制度,以形成对党员的约束。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组织都被完全控制在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信条下。


尽管要求如此苛刻,但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清党行动前夕,依靠罢工等运动共产党员人数仍达到了57000人的空前高峰。由于当初苏联人制定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种规则造成大量共产党员有双重党籍,并且名单不在国民党掌握之中,甚至不少国民党人都暗中加入了共产党。更令人侧目的是,黄埔军队的不少军官思想都十分亲共,国民党的宣传部等重要部门的领导都是共产党人。这种趋势让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如坐针毡。戴季陶抛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指责中共寄生于国民党内,引起陈独秀等人的强烈反弹。蒋介石随后抛出整理党务案,要求压缩中共在国民党核心领导层的人数。这种公然干涉中共党内发展事务的做法虽引起不少共产党人的不满,但陈独秀为大局计,仍然予以默许。这个做法事后被中共斥为右倾机会主义。直到后来的汪陈联合宣言推出,他又被斥为右倾投降主义。


出现这样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在学习苏联时比较重视党务运作,党员入党之后一般会配有政治思想的引导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做思想工作,以指导党员严格的经受党内生活学习,从思想上认同党的指导思想,行动上听党的指挥。为了保证党员的纯粹,中共甚至要求党员不能旁骛政权,以杜绝党员入党做官的想法。国民党忙于军事力量的建设,在党务方面鲜有成效。党员的入党没有必要的门槛,入党后的思想培训、工作培训时常阙如。加上国民党政权在握,趋之若鹜者实不在少数,入党做官成了许多人的真实目的。因此,虽然国民党也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党部,但党组织对党员的约束,党员自身的思想成长都远远不如中共成熟。无怪乎许多国民党人倾慕中共的组织完善而自愿加入。这种此消彼长的局势恐怕是孙中山生前始料不及的。


另一个导致蒋介石举起屠刀的因素是中共在地方上发动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是共产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苏联早已实施,中共原样照搬并不稀奇,但中国不比苏联,仍在战乱之中。打土豪分田地等行动让许多国民党军官的家属也在打击者之列,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这种无休止的动乱让执政者惊恐不已。甚至蒋介石在夺取南昌后,不按照原定计划回武汉建立政权,留在南昌不走,直接造成了后来的宁汉分裂。陈公博回忆录中,蒋介石明确表示,留在南昌不敢去武汉原因是怕共产党。


事情发展到1927年年初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看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初设置的那个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规则。但这个规则是当初孙中山与苏联谈好的,没有苏联方面同意,国共双方都无从更改。当时,苏联方面派出的钦差大臣鲍罗廷认为,形势不至于恶化如此之快,不妨暂时先如此合作,等打下北京再分家。因此,尽管政治局常委如张国焘等痛陈党外合作才能迅速解决两党矛盾分歧,依然无济于事。没等打到北京,蒋介石就率先发动清党,国共就此分手。在发动清党之初,蒋介石集合军队时,军队头领竟问他:校长,怎么你的思想也右倾(右倾指反共)?气的蒋掉头就走。事后,蒋因担心军心不稳,犹豫着不敢采取行动,还是李宗仁打气:你先稳着局势,等我把第七军调过来,中共不过釜底游魂。由此可见中共思想工作在军队浸染之深。


中共在遭受重创之后,走上了独自探索建立政权的道路。在建立军队方面,虽然武器等物质方面远不如国军,但在制度建设方面却比国民党要先进的多。中共党内在建军之初,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定律,连配有指导员、营配有教导员、团以上配政委或政治部主任。重大军事命令没有分管政治的领导签字不能生效。这就确保军队成为真正的党军,不会沦为私人的工具。而国民党方面,直到1946年,陈诚前往东北收编伪军时,还在利用军队混编的方法为其“清一色党军”的目标而奋斗呢。







在国共分裂后,国民党方面继续北伐。由于罗易泄密事件,直接导致反对蒋介石清党的汪精卫也举起屠刀,并结束了国民党内的宁汉分裂。北伐方面,因为白崇禧出色的指挥艺术,冯玉祥和阎锡山先后附义,集体加入国民党。阎锡山和白崇禧挥师攻打北京,张作霖不敢恋战,坐着慈禧太后的豪华火车逃回东北,路经皇姑屯被日人炸死。


就在冯玉祥和阎锡山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不少国民党要人仰天长叹:国民党完了。入党自来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且有严格的手续。至今中共入党还保留有写思想汇报、入党积极分子、谈思想学习体会、列为预备党员、预备期满后有党支部讨论投票是否同意入党等非常复杂繁琐的程序。这种方法其目的只有一个,保证党员的质量。像国民党这种军阀带着军队入党,入党后仍保有私家军队的做法几近荒唐。


这种情况蒋介石本人心知肚明。之所以如此妥协,其原因无非是以国军的实力暂时吃不下军阀们的联手,不如缓兵之计,先吸收其入党,然后再逐步蚕食消耗。这种看似聪明的做法却是以丧失一个政党组织原则为代价的。试想,一个品牌为了扩张,肆意收购不达标的供应商来满足市场需求,其后果如何?三鹿奶粉的教训不正有以鉴之吗?读者或许会问,为什么蒋不以党的建设为手段,让军阀们交出军队,尔后建立完善的党组织,以军事委员会和中常会来统一指挥军队呢?这就要说蒋的出身了。蒋在党内崛起之处,就是靠军队起家,要是靠实力、靠资历,远远轮不到他来当家作主。凭资历,他比不上汪精卫、论战功,他比不上白崇禧。因此,蒋的跳跃式上升决定了他不可能以完善党务运作这条路来建立一支真正的党军,只能靠军队吃军队的方法来逐步统一。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就多次指责蒋介石出牌完全不按党内原则,专靠权某诈术。可惜的是,蒋直到1949年,也没有完成其党军的梦想,直到中共将其赶到台湾,几个大军阀如马步芳、白崇禧都被共军扫平后。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才算在对手中共的大力帮助下完成了其党军的梦想。


在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内分为四大军事集团,除了蒋介石的军事集团外,还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个。蒋为了达到统一党军,削平军阀的目的,不惜大举刀兵。但他一出手就选错了对象。从当时的形势看,桂系最容易对付。阎和冯远在西北,且军队在侧,除非大兵压境,否则很难得逞。桂系当时虽然声望最高,实力最强,但桂系的三位大佬,白崇禧在北京,他用来攻打北京的军队是唐生智的。李宗仁在广西,黄绍竑在湖北,将帅分离,军队也分散在从南到北的线上。为了出兵有名,蒋想了个计策,他故意让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在后勤军饷方面百般为难桂系军队。按照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构架,武汉政治分会是当时两湖的最高行政机关。鲁涤平作为下属理应听从上级指挥。但鲁自恃为蒋心腹,对桂系的要求不予理会。这样的举动很快惹怒了李宗仁的部下,脾气火爆的军官直接将鲁涤平罢免。据白崇禧回忆录中说,这个重大决定,军官们事先没有知会李白二人。类似做法是违反程序的,因为政治分会虽属上级机关,但省主席的任免权在中央。有了口实的蒋介石大打出手,先指使唐生智策反北京的国军,然后直接派军队攻入武汉。桂系很快一蹶不振,可怜攻打北京城时连唐生智的军队都指挥的所向披靡的白崇禧,狼狈的向李品仙借了两万块逃到了香港。


从事情的策划看,蒋似乎非常成功,但他忽视了一点。三个集团军,固然当时桂系最容易遭受打击。但他忘了,冯、阎二人不过是迫于压力下入党而已。而李白二人却是当年主动来投,在北伐中国军险遭孙传芳反噬的龙潭之战中,更是白崇禧出面力挽危局。党内算上战功,蒋尚在白之下,而就在兔子还没死的时候,走狗却险遭烹饪下场。这对国民党内的党心影响可想而知。从形势而论,蒋之权谋固属高明;从党务而论,蒋却连走臭棋。他先是强行接纳了两大军阀,导致党组织消化不良,接着又将一个已经消化的军阀吐出嘴边,大树强敌,进一步加剧了国民党内的派系格局。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同在青天白日旗下的对决,让国民党内军权完全侵蚀党权。军权的角逐取代正常的党内争议,国民党的政治生态环境开始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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