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坝记事之后记

后记

我在猫儿坝插队两年半后的1971年9月13日,也就是林彪事件爆发的那一天我被招工离开了猫儿坝。如同我两年半以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猫儿坝,迈出我人生的第一步,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一样,我同样也是怀着一种不安的,对今后的新生活和将要面对的与农村可能完全不同的人和事茫然无知的心情离开了猫儿坝。不过不同的是,通过两年半在猫儿坝的艰苦生活和劳动,虽然我对以后将要遇到什么还茫然无知,但是,我却多了一份自信,那就是我既然连农村这样的苦都能吃的下来,农村这样的累都能抗得过去,以后还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不能克服呢?

许多知识青年在终于离开农村时都曾经发过这样的毒誓——“老子今后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虽然我在离开猫儿坝时没有发过这样的“毒誓”,虽然我对猫儿坝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反感,甚至早就已经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很多时候我还感到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在离开农村时也感到浑身的轻松,感到有一种脱离苦海,得到解放的幸福。在离开猫儿坝的那天,在知青朋友们送我上火车跟我一一道别时,我也有一种急切想要离开的感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猫儿坝的人和事不但没有在我的心中渐渐淡忘,反而是挥之不去,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让人刻骨铭心。有多少次我在梦中又回到了猫儿坝,梦见同龙志坤们一起打炮眼,同季真金们一起在挑粪,同方志明一起在讨论问题,同“司令”在他家的樱桃树下吃熟透了的红樱桃;梦见我在运矿的木船上听着船甲子龙文广粗犷的大骂声中死命地撑着蒿杆,木船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在木船就要撞上巉岩时又转危为安;梦见我和季真金们四肢着地死命地拉船上滩;梦见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矿洞中背着矿石艰难地爬行……。我还时常会哼唱在猫儿坝学会的山歌,每当唱起《月儿落西斜》时我就仿佛又看见了龙文光眼角晶莹的泪珠和老母虫的父母那平凡而又轰轰烈烈的一生。

有多少次出差坐火车从猫儿坝经过,每当火车快要到猫儿坝时我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都会目不转睛地贪婪地看着窗外的一切,哪怕火车经过猫儿坝时正是漆黑的深夜。我会仔细辨认着哪几根电桩坑是我挖的,还有那我们从矿山上背铝矿下山的小路,尽管这些熟悉的景物都是一闪而过,但它们都逃脱不了我的眼睛,因为它们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当火车轰鸣着冲出猫儿崖肚子上的那个隧道,马上就要从猫儿坝口经过时,我会更加专注地盯着窗外,看看我熟悉的山村有没有什么变化,看看被我们砍柴砍秃了的那一片山坡的树又长起来了没有,看看猫儿滩的急流还是不是原来那样湍急,清江河的河水还有没有原来那样清澈。我会努力地辨认在铁道旁一闪而过的路人,看会不会是我曾经熟悉的朋友。这种思念随着我年龄慢慢的增大,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一种想重返猫儿坝的愿望。虽然我只在猫儿坝呆了两年半,但这短短的两年半给我的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我的潜意识中猫儿坝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猫儿坝的乡亲们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亲人。

实际上,我的这种对插队所在地的感情,对插队所在地乡亲们的思念是大多数知识青年所共有的。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哪怕是那些在离开时赌咒发誓再也不会回来,再也不会想念那不堪回首的伤心地的知青们,在多年以后回想起曾经的下乡地时,也都会在心头涌起一股暖流。知识青年们在一起时,谈论最多的话题还是插队的那几年,大家都是称自己插队的地方为“我们队”。许多人就算是在离开了插队地以后有过许多精彩的人生经历,但往往在他们的记忆中,后来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仍然比不上插队时的那短短几年来的清晰和值得回味。知识青年们的脑海中最重要的位置还是留给了自己人生中最艰苦的年代,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洒下过青春的汗水和热血的地方,是我们播种梦的地方,是我们迈向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的地方,是我们从懵懂少年渐渐走向成熟的课堂。近年来,不断有当年的知识青年发起重返第二故乡的活动,他们每当听说自己曾经的下乡地有什么灾难发生或者听说有贫困儿童读不起书,都会主动发起募捐,以自己的绵薄之力支援第二故乡。也不断有人撰文或者以其他形式对这一场直接影响了上千万人的命运,并且还在间接影响更多人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回忆、探讨和反思。

为什么知识青年们如今会如此对待当年自己迫不及待要离开的下乡地呢?为什么会如此想念当年赌咒发誓“屙尿都不朝这个方向”,而如今却把他当做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提“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提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什么关系?它们是一回事吗?如果它们之间不完全是一回事,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在农村到底接受到了什么再教育?

我注意到,毛泽东所提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而不是在这场运动开始后变成的“上山下乡”。在中文里“到”只是一个中性的动词,无任何贬低的意思,如到学校去,到北京去,到山上去,到乡下去。从毛泽东的一贯思想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到农村或者到其他任何地方去是没有区别对待或者歧视的,首先他本人就是一个农家子弟,而中国革命又发端于农村,中国共产党又是长期依靠农村、农民,他本人就特别重视研究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他最钟爱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一回来就被他安排到延安农村去锻炼,他并不认为到农村去是一种惩罚,是一种整人的手段,而是一种锻炼,是一种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执行者和我们大家的潜意识中就有了某种贬低的意思,特别是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后都要“下放”一批在运动中犯错误或者挨整的人到农村和基层去,更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下放”,特别是“下放”到农村是犯错误的人的专利,是整人或者排除异己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下面”相对于“上面”在地位、条件、待遇等等都要差得多,艰苦得多,而“上山”里虽然有一个“上”字,但却“上”的是“山”,意指边远的条件艰苦的山区或者远离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的地方,如新疆、青海等地。山上的条件当然要比山下要差得多,所以,这里的“上”等同于“下”。如同我的文章开始就提到的那样,“下农村”、“下放”、“上山下乡”在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实际感受上就是对某人或某些人的一种惩罚,在长期以来的实际运作中,“下放”就是在每次运动的末期,单位的领导者或者掌权者处理本次运动中清理出来的人或者犯错误的人或者是与本单位的领导关系比较疏远的人的一种办法,一种手段,而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是为了锻炼人,是为了让人了解民情、国情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培养人的方法。也就是说,毛泽东与下面的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或者初衷是不一样的。其实,毛泽东不光是在知识青年下农村这个问题上与下面的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有不同,就是在解放以来的许多运动他也与下面具体操弄运动的官僚们也有着根本的不同。毛泽东的正确的宏观把握到了官僚集团的手里往往就给弄得完全变了样。

毛泽东在1968年12月22日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后,全国迅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我至今仍不明白的是,毛泽东所说的知识青年的范围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本意是指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学业的还是不管完没有完成学业,只要年龄一到某个岁数或者某个年级以上都统统一刀切?以至到1970年哪怕是小学都还没有毕业也统统归到知识青年的队伍里来了,只要是“青年”,而不管有没有“知识”。这恐怕已经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了吧。还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人或者是已经毕业的人“自愿”去,还是像实际搞的那样强迫的“自愿”。从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来看,到农村去是为了锻炼,锻炼的目的是为了使人在思想上、工作能力上和工作方法上乃至于身体上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是为了了解民情、国情。还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毛泽东在指示中并没有要求知识青年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他本人没有,他的儿子毛岸英也没有。但从“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宣传的口径就变成了“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这与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是不相符合的,毛泽东将才从苏联回国的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去锻炼,是为了让他了解中国农村,为了毛岸英以后能更好的工作,而不是要他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但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不但变成了“扎根农村一辈子”,而且是将知识青年往农村一推了之,任其在农村自生自灭,任其在农村变成像邓鸡婆那样的小偷、流氓还是其他什么,这又是为什么?是谁改变的?为什么要这样改变?

后来,在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读到福建教师李庆霖的来信后才知道知识青年在农村的悲惨遭遇,毛泽东在读这封人民来信时,竟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写信人是福建莆田上林公社一位叫李庆霖的小学教员,他在长达2000多字的信中陈述了下乡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境遇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一些阴暗面。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当即亲自给李庆霖复信。原文是:“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将写好的复信交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叮嘱他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信一起直接送邮。

毛主席复信的消息传出,李庆霖受到当地一些干部的报复。县里派出两班人马对李庆霖信中揭露的问题进行反调查。县委信访办某负责人找到李庆霖的儿子就骂:“你这个二流子,不好好劳动,你还骗毛主席!”一些地方掌权的干部说:“李庆霖专门给领导过不去,这是对党没有感情。”最不幸的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李庆霖被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后来虽然停止了她的“监督改造”,但却没有恢复其公职。而李庆霖在狱中表现较好,减为有期徒刑10年,并于 1994年3月底提前出狱。

李庆霖的信和毛泽东对此信的回复,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和中央领导的震动,中央高层才下决心对知识青年工作进行整顿和调整。于是,李庆霖就成了一个“改变知识青年命运的小人物”。

由李庆霖事件可以得知毛泽东一开始并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怎样具体运作的,也不知道知识青年们在“上山下乡”后的实际遭遇,可能他还以为这些革命小将们还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呢。从这一事件也可以得知这一场运动从一开始就完全背离了毛泽东的本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国家已经被各种纷繁事物搅得焦头烂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弄得来变味儿而积重难返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要想彻底改变知识青年的命运真是谈何容易。

我的理解就是,后来的“知识青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年轻,最热情,最先被发动起来,思想最单纯,最没有私心,但也是最没有社会经验,最不懂所谓的人情世故,并且是最具破坏力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正因为他们的革命热情,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对领袖的崇拜,再加上他们相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其他人群来说最缺乏社会经验。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很快就被发动起来了,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唆和自己常年所受的左的思想教育下开始了疯狂的“破四旧”,其实,究竟什么是“四旧”?他们并不清楚。再后来,他们又成了打倒走资派的先锋和主力军。再后来他们又成了“文攻武卫”的主要力量和牺牲最多的人群,他们是破坏旧秩序、旧权威和旧的权利结构的最主要的力量。而到了要成立“红色革命政权”,要“三结合”的时候,到了权利要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这些年轻的红卫兵,这些不懂韬略的,没有社会经验,城府不深的年青人当然就没有他们什么事了,而且不仅没他们什么事,他们还成了一些人掌权的障碍,成了浑身长刺的刺儿头,成了他们眼中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多余的一批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发表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取得最大利益的人如获至宝,借机将这些烫手的山芋发配到了农村,而毛泽东还在那里怀着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为他的这些革命小将们会跟他以农村为根据地取得全国胜利一样正在农村经风雨见世面,正在茁壮成长呢。而在那些当权的官僚们看来,将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当先锋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去就是对他们的一种惩罚,是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的报复。这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毛泽东那个“最高指示”和他一贯思想的本意。最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花了国家几百亿金钱后还得到三个不满意——知识青年不满意,农民们不满意,城里人不满意。并且还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余波甚至还影响到了今天,影响到了许多知识青年的下一代。

对中国农村知之甚少的知识青年们一开始是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怀着要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怀着改天换地的革命豪情来到了农村的。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知识青年是带着城里人的优越感来对待农村,对待农民的,他们对农村因为贫穷而产生的愚昧、落后和不文明总是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嘲笑,他们在骨子里认为自己要比农民们高贵,要比农民们文明,要比农民们有文化,就因为自己是城里人,或者自己曾经是城里人,似乎就有了比农民们要高贵一些的血统。自己要比农民们有“知识”一点,多认得几个字,似乎就认为农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愚昧的。即使是已经当了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被教育对象,但他们也总是能找到根据来反嘲农民,如:农民说知识青年是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就说毛主席教导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知识青年与农民们产生了对立,有些地方还发生了流血冲突,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比如邓鸡婆和他的伙伴们与农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大多数知识青年还是与当地的农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知识青年们最大的愿望当然是返回城市,他们认为返回城市是自己当然的权利,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城里人。后来,在知识青年可以以招工的名义和读书上大学返城时,知识青年们就有了被招工和推荐上大学的优先权和特权,农民们对此只能是一声叹息,只能是埋怨自己的爹妈为什么不是城里人,只能是埋怨自己投错了胎。而到了1978年知识青年大返城时,知识青年都可以回到城市了,但有些结了婚的知识青年,如果他们的配偶是农民,他们的配偶却没有进城的资格!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鸿沟?造成了这种天壤之别呢?造成了这种人间悲剧呢?应该说就是所谓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化的管理模式,就是这种不合理的制度造成了人身份的差别。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户籍制度,没有这种城乡二元化管理模式,那当然就不存在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也就不存在什么“下放”了。而在这种制度和管理模式下,城市人一生下了就有了种种城市人才能享受到的福利,而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农民却没有,农民们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难上加难,除非你能参军或者考上学校,但在教育资源倾向城市的情况下,可以想像农民的孩子要想用读书的方式走向城市是有多么的难!

实际上,我国1954年的《宪法》就已经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一律平等的,都有“迁徙”的自由。但在具体的实施中管理者们却违反宪法制定了一系列造成城乡不平等的政策,最终造成了农民实际上沦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农民要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崛起做最大的牺牲和贡献,可以说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却是奶和血,但他们在前几十年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和回报。农村因此也成了城里的那些掌权者流放反对自己的人和所谓的异己分子的最好地点。正因为如此的管理模式,城里人越来越对乡下人有了优越感,越来越感到自己要比农民高贵,这种身份的歧视其实往往比家庭出身成分的歧视还要严重,还要广泛,影响还要更加深刻和深远。

知识青年为自己到农村插队而感到愤愤不平,除了因为告别了自己在城市的较为舒适的生活以外,还因为同是应该插队的同龄人,却因为他们有有权有势的父母或者有关系就可以不到农村插队,而是参军或是安排工作,就是插队也会安排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或者蜻蜓点水式的过渡一下镀镀金,很快就从农村调走,或按排工作或上大学。但知识青年们当时却很少有人想过他们身边的农民,这些农民们的祖祖辈辈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在那里背太阳过山,不但是他们的祖祖辈辈,如果自己的祖坟上没有烧高香,如果城乡二元化管理的政策不改变,他们的子子孙孙仍然有可能还是农民,仍然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这对他们是公平的吗?其实,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还有,同是知识青年的所谓“回乡知青”,有些“回乡知青”说不定还是自己的同班同学,同样都是到农村劳动,城里的知识青年可以享受的种种待遇,“回乡知青”却都享受不到,就是在招工进城时“回乡知青”也没有份。而这一切就源于“回乡知青”的户口在农村,他们是农村人。

好在现在的政策已经在慢慢的改变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们大量地涌向沿海,涌向城市打工,农民们已经可以自由地各地打工或者生活,当然,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迁徙,本地户籍的人与外来人之间在权利、待遇等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随着党中央越来越重视农村,重视农业,重视农民,随着社会的进步,户籍制度也在开始改变,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城市与农村的户籍的差别管理一定会取消,到那时,城市人和农村人才能说是真正平等了。

农民们除了希望自己能有与城市人完全平等的身份,废除因身份关系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待遇的不平等以外,当然还希望自己的劳动值钱一点,谁也不希望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还要倒找钱,还得不到基本的温饱,得病了因为没有钱在那里等死,自己的小孩还读不起书。最不可理解的是,农村人与城市人连所谓“命价”都不一样!我们的法律对同时、同样的事故造成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农村人比城市人居然要少数倍以上!这难道不是在歧视农村人?这难道不是在违反宪法?毕竟都能有尊严的劳动和体面的生活是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平等除了政治上的平等以外,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上的基本平等和生命价值上的平等,也只有经济上的基本平等才能保证政治上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富兰克林也说过:“一个腰包空空的人腰杆是挺不直的。”但是各种劳动的定价权并不是由农民们说了算,不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始终都是弱者,由强者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强者为了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当然不会为弱者说话,由强者制定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当然是有利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的,而不幸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农民仍然还是扮演弱者的角色,虽然那时在表面上农民的社会地位很高,是仅次于工人老大哥的领导阶级,是人们戏称的“农二哥”。但国家为了发展,为了积累,无情地从农民们身上榨取、剥夺,我们国家现在的发展所依赖的经济基础难道不是前几十年主要依靠剥削农民来积累的吗?而上千年来形成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对农民是不公平的,但不幸的是,就是在解放后,就是在农民已经翻身解放,成了国家主人的时候,仍然延续着对农民不公平的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农民却只能是被动地接受,而所谓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至今仍在延续,并且还有扩大的趋势。凭什么农民们从山上流几斤汗水背一背矿石下山只能挣几毛钱?凭什么农民们冒着死亡的危险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矿洞挖一天矿也只能挣不到一元钱?难道说背上压着400来斤重的矿石还不如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喝着茶记记数的劳动值钱吗?再看看现在许多精明的“企业家”,他们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大量使用工资低廉农民工,这些亿万富豪似天文数字般增长的财富后面和官员们炫耀的政绩和GDP后面难掩农民工的血泪!再说,凭什么农民们辛辛苦苦一颗汗水一粒粮种出来的粮食就应该是现在这个定价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有的国家那样利用关税或其他各种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农业,保护自己的农民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难道说农民们的劳动真的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吗?他们的劳动就真的是所谓的“简单劳动”吗?城里人如果不下很大的决心,不费很多的心思,一样是学不会农业劳动的。而恰恰相反,现在城市里的很多行业都全靠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这些岗位上不都是干的很好吗?由此看来这些工作并不比农业劳动的技术含量要高,但他们却得到了比他们在农村务农要高得多的报酬。城市的巨大变化没有农民工的劳动是不可想象的,哪一座城市的高楼没有农民们的汗水?哪一条大道没有农民们的辛苦?哪一条生产线上没有农民们在忙碌?但是反过来,城里人到农村去也能像农民们在城市里干的一样好吗?农业劳动同样也需要技术、技巧和知识,同样需要多年的技术、知识和体力的积累,有些农业劳动也同样需要很高的知识。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这样的辛苦难道不需要全社会对此加以肯定吗?在中国,如果不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村、对农民、对农业劳动的倾斜,农民们富不起来,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谈。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们到底在农村接受到了什么样的再教育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大多数知识青年离开农村时,在几十年以后他们把自己曾经的下乡地当做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把农民们当做自己的亲人时就已经有了答案了。

绝大多数知识青年在没有插队或者支边之前,他们对农村是没有很深的印象的。我在上中学时对农村的印象不过是每年一次,每次一个星期到农村去支农,所谓支农不过是到城市附近的农村生产队帮农民们锄锄草,平整平整土地,我们这些学生们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全是集体活动,偶尔尝一尝农民们的饭食(当然是特意为我们做的)还会觉得别有风味。每天呼吸着农村的新鲜空气,欣赏着自然的美景,在田间地头打打闹闹,每个学生都感到心旷神怡。其实,这简直就是一次集体郊游,每当结束短暂的一星期支农时大家还都盼望着下一次的支农快一些到来。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心目中农村与城市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是没有那么多的高楼,没有宽阔的马路,没有电影院,最多就是没有电灯而已,我们对农村的印象不过如此。不过,我们这些从没有离开过父母的人不光是不知道农村,就是城市的工厂或者其他任何行业都没有什么深切的感受,都是一批从没有迈向社会的人,是一批不知道生活艰辛的人。

当知识青年们真正到了农村插队以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知识青年在谈及对农村的印象时都会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苦”。这不光是生活上的艰苦,还有农村劳动的艰苦,不光是那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苦,当然还有心灵上的苦,那种与亲人别离的苦,那种被城市抛弃了的苦,那种被有关部门放逐之后就不管不问之苦。但是,让很多知识青年了解到了的是,自己的苦比较起农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知识青年们的苦毕竟是短期的,特别是在后来实行了知识青年可以调回城和上大学的政策以后,知识青年们毕竟有了一个盼头,有了一种希望,而在那时这一切对大多数农民们来说是想都不要想的。农民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在那里脸朝黄土背朝天地为自己,为城里人生产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自己一年到头辛苦往往还得不到温饱,而且在那时这种辛苦似乎还看不到尽头,他们难道不苦吗?他们难道不需要改变命运吗?我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的最大收获不是你在农村晒脱了几身皮,流了多少身汗,身体变得结实了,比过去能吃苦了这些表面上的东西,而是农民们与你能不能真正的交心,农民们是不是把你当着自己人,你能不能站在农民们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当然,如果你不能流大汗,晒脱几身皮肤,脚上踩着牛屎,手上长满茧巴,不能与农民们一起劳动,一起吃苦,农民们肯定是不会把你当着自己人的,是不会跟你说心里话的,你和农民之间是不会有共同语言的。知识青年们从农村出来以后在对待生活、工作、学习和人生态度上比起插队以前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他们不光是比以前更加坚强,更加能吃苦,而且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了,他们知道了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知道了农民的所想,所盼,知道了农民们最想什么,最恨什么,也知道了中国农村什么地方落后,最缺乏什么,最需要改进什么。最重要的是,知道了如果农民不能富起来,中国就富不起来的道理。知识青年们从农村出来以后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所以他们会发起重回第二故乡,为第二故乡做贡献等等活动,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主动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告诉下一代自己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和所受到的教育,知识青年们的下一代在对待农民的态度上往往比其他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对待农民往往会有一种亲近感,认同感。我认为这就是知识青年下农村的最大收获。

2009年6月19日星期五于成都红运花园



我的这篇拙文到今天就全部连载完了。非常感谢还有那么一些人能够关心那段远去的历史。在现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花花绿绿、丰富多彩的金钱社会中,能够静下心来回忆一下过去,总结一下过去,思考一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所写的东西还能够引起二、三知音共鸣,我已经感到非常满足了。谢谢所有能耐着性子看完这篇一个普通老知青写的普通的农民和普通的知青的文章,如果在看这篇文章时还能有所感受并有感而发就更好了。

猫儿坝发生的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挺好”、“司令”、“老邓和小邓”都确有其人,发生在方志明身上的事也是真实的,老邓在去年地震时,他的“和尚庙”受损,但他还是不愿意搬下山来,小邓 卖血和卖血后吃回锅肉并在其后被公社当官的批评也是真实的,而龙志坤、季真金、李进成等等都是当年猫儿坝生龙活虎的人物。但非常可惜,他们中已经有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愿死者安息,生者长存。

猫儿坝现在的变化非常大,宝成线的复线从一队通过,占去了不少田地,包产到户后,水渠没有人维修了,水田由于断了水源全部改成了旱地,而当年学大寨整修的梯田现在还在发挥着效益。猫儿坝的人口比我插队时增加了两倍,不过很奇怪,粮食却不成问题,而且还很少吃粗粮了,自己种的粮食大部分都喂了猪,细粮都是买来吃。不但住在猫儿坝沟里的一、二队的人们大多数都修了新房,在地震后,山上的三、四队也搬下山,到沟底来修新房了。

1994年时我曾经回过一次猫儿坝,那时就已经有许多老人再也见不到了,而更多的年轻人我也叫不上名字,不过许多人还都知道我这个“做活路冒煞〔注〕的知青”。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一次重返猫儿坝,不知道猫儿坝的人们现在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做活路冒煞的知青”。真想再回到猫儿坝啊!

注:厉害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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