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维玺列传(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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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五 1942年底的一天中午,孙良诚邀请张维玺去绥靖公署赴宴,一同参加宴会的有甄纪印(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念基(总司令部总参议)、赵云祥(第四军军长)、王清瀚(第五军军长)、潘自明(三十八师师长)、戴心宽(三十九师师长)、王和民(四十师师长)、谷大江(绥署参谋长)、李文铎(绥署总参议)以及孙的堂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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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底的一天中午,孙良诚邀请张维玺去绥靖公署赴宴,一同参加宴会的有甄纪印(总司令部参谋长)、郭念基(总司令部总参议)、赵云祥(第四军军长)、王清瀚(第五军军长)、潘自明(三十八师师长)、戴心宽(三十九师师长)、王和民(四十师师长)、谷大江(绥署参谋长)、李文铎(绥署总参议)以及孙的堂弟孙玉田(总司令部直辖三十七师师长)等,大都是老西北军人,张维玺见到了旧相识很高兴,大家也热情地对张维玺表示欢迎。在宴会进行中,传令兵给孙良诚送来两封电报,孙良诚看后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南京发来电报,一封是急令我去南京参加军委会议,一封是刘郁芬(汪伪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来电说军委会决定任命张维玺为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张维玺听后大吃一惊,立即站起身来问:“这是怎么事儿?!”,孙说:“刘郁芬接到你来开封的消息后,特别报请委员长(指汪精卫)召开军委常委会决定了对你的任命。”,张维玺连连摆手说:“不行!这不行,我的心脏有病,早就辞去了军职,我来开封只是办私事,你快给兰江(刘郁芬字兰江)发电报,把任职的事给辞了。”,孙说:“这是政府决定了的事儿,那能你说不行就辞了,就这么着吧!有嘛事儿回来再说。”,接着他向大家说:“我马上要去南京开会,由张副总司令代行绥署主任,我先告辞了。”,说罢即转身走了出去。张维玺见大家都看着自己,感到十分尴尬,气恼地说:“少云(孙良诚字少云)怎么能这样!这太强人所难了,我干不了,我要回天津去!”,说着即起身往外走,郭念基赶紧过来拉住张维玺,说道:“张先生别着急,请坐下谈,孙先生(当时孙良诚部下对孙都称呼先生)也是执行上级命令,这事儿很难推辞,再说我们都希望先生留下来,以后可以多多提携我们这些老部下。”,王清瀚说:“张先生在西北军有很高声望,对老西北军人有很大影响力,说穿了,政府(指汪伪国民政府)会因此抓住不放。既来之则安之,孙先生说您的父亲还被押在济南,我看张先生留在开封是上策,救人是当务之急。”,谷大江接着说:“孙先生为这事儿,几次打电报给刘总参(指刘郁芬),听说周佛海(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也过问了此事。”,……。张维玺在众人的苦苦挽留下,无可奈何地说:“多承诸位雅爱,不过,我患病多年,精神和体力都很差,几年来一直在休养,不能再担任军职了。总司令走后交待你们的事,大家按老规矩办,请放心,我等他回来,以后的事情再说。”。宴会散了后,张维玺离开绥署回到旅馆,见苗秀升正在等他,张满脸怒气地告诉苗秀升,日本鬼子到现在不但没放人,孙良诚反要把我拉下水,张把宴会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苗秀升说:“饭无好饭,宴无好宴,这是孙良诚在逼着您下水,现在只能忍着等他们把人放出来再考虑下一步,您这时要多注意,别引起他们的怀疑。”,苗又说,在郏县的宋氏和赵凤林很长时间没得到这里的消息都很着急,李炘也派人到郏县问过,大家非常担心您的安危,叫我来探听一下,张维玺说:“你回去让他们放心,我在这里还好,等孙良诚回来后,叫他无论如何先解决放人的事,你过几天再来开封,看情况再作打算。”。


第二天,谷大江来接张维玺到绥署,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军委会对张维玺的任命以及总司令布置的工作,会后谷大江引领张维玺到各部门走了一趟并介绍其主要负责人。午饭后在休息室里,谷说:"赵云祥在西北军曾是孙良诚的传令兵,当过副官,后升为团长,两人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1939年赵云祥派我到汉口迎孙良诚北上,愿拥戴为长官,自己甘充部属,听其指挥。孙到冀察战区后,即由鹿锺麟任为游击总指挥官,直接率领赵云祥的游击纵队,……”,张问:“现在部队都驻扎在什么地方。”,谷说:“1942年孙良诚在赵云祥的劝说下,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指汪伪政府)的任命,担任了第二方面军总司令,下辖两个军,另外总司令部还直辖着一个三十七师和一个特务团,赵云祥任第四军军长,王清瀚任第五军军长,直辖师师长是孙玉田,我任赵云祥第四军的参谋长,当时孙良诚总部设在濮阳县八公桥;第五军驻长垣、濮阳,第四军驻曹县东南韩场,青固集一带。不久开封绥署主任刘郁芬调职,由孙良诚继任,我被调升为绥署参谋长.孙的总部设于开封和八公桥两地,司令部参谋长甄纪印驻在八公桥。"。张维玺又问:“日本顾问在绥署里干什么?”,谷大江哼了一声说:“日本驻军在南京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它向各军事机构和各部队都派遣有军事顾问。开封绥署的日本顾问叫井福少佐,他直属南京日本最高军事顾问松井久太郎领导,绥署里无论大小事务,都要经过日本顾问许可,别看他是少佐,总司令有事要向他请示,而他下达的命令都要服从,实际上我们的军队是在日本人的严密控制之下。”,张维玺问:“孙良诚什么时候回来?”,“大概半个多月吧!最近听说刘郁芬生病住院,可能孙良诚去探望一下。他回来时还要到八公桥总部去布置工作。”,又说:“今天井福顾问去了日本军部,他知道你在开封,明天你来绥署和他见见面,以后会和他常打交道。”。张维玺离开绥署到旅馆,见苗秀升留有字条说他回郏县,过几天再来开封。


1943年1月中旬,孙良诚回到开封,张维玺询问解救家人之事,并再次表示自己不能担任军职,孙说:“已经定下的事,你别再推辞了,咱们都是老朋友,大家一起共事,还有嘛不行的。”,张欲言又止,孙接着说:“我在南京曾去看望刘郁芬,他在病中还问过你的事儿。谢庆云(伪第二方面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对我说,刘郁芬曾经与日本军事总顾问联系过,他说不久即可放人。”。1943年1月下旬,一天傍晚,孙良诚急匆匆走进房间,笑容满面地对张维玺说:“保释的事儿办妥了,济南方面已把人移送到开封,日本军部通知明天去接人。”。次日中午,孙良诚从日军师团部(铁塔附近)将张安然和王仲瑛接送到旅馆,张维玺见到被关押达半年之久的父亲,身体羸弱,面容憔悴变得苍老了许多,顿时跪倒在地,泪流满面地磕头赔罪,张安然也激动的流下眼泪,王仲瑛则在一旁抽泣。突然,张安然脸色变得苍白,倒地不起,张维玺慌忙将父亲抱在床上,孙良诚立即派人叫来军医官紧急施救,经检查后,医官说:“老人年纪大,身体受过折磨,十分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又因情绪过分激动容易引起昏厥,应当卧床静养。”,接着拿出一些药品叮嘱按时服用。孙良诚对身旁的副官说,要派勤务兵来帮助伺候,同时对张说:“以后有嘛事儿和要嘛东西,就叫勤务兵直接去绥署找谷大江办理。”。 经过几天的医治和休养,张安然的身体逐渐恢复,当他得知张维玺被任伪职后,气得浑身发抖,大声斥责道:”你怎么能当汉奸!难道忘了是谁把咱家烧的净光,日本鬼子没人性,你还给他们当帮凶,快去找孙良诚辞职,我不怕鬼子整死我,……“,此时他的喉咙有些梗塞,嗓音变得沙哑,张维玺急忙劝慰,低声告诉父亲,为了救出老人家,我才来开封找孙良诚,这件事是经过冯玉祥同意的,现在是权宜之计,不用担心,我不会让孙良诚拉下水。


2月上旬,孙良诚来旅馆看望,孙对张说:“过几天,我去南京开重要会议(汪伪政府‘全国第二次军事会议’),我走后,你要代理一下公署的事务 。”,张维玺马上把一份辞职书递给孙,孙看后面色不悦地说:“你干嘛这么固执,是我作了担保,济南才放人,你辞职不干,我怎么向上交代。”,张正色说道:“你知道不知道,鬼子把俺老家全烧光了,逼得全家老小逃到天津,俺爹又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折磨得半死,这些事儿要是搁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我是凭着咱们的老交情找你来保释老人家,你不能拿这件事儿,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我恨日本人,连我的全家人都恨得咬牙切齿,做人要有良心,你不能乘人之危…… ”,孙见张要发脾气,急忙说:“老兄,先别发火,我的意思是,才把老人放出来,你马上提出辞职,日本人会觉得这事有点儿蹊跷,使他们原来的打算落空,难免再来找麻烦,如果再把老人扣押起来,我可无能为力担保他老人家的安全,这对你我都不利。你的辞职书我会递交军委会,最近军委会要进行调整,人事会有变动,你的辞职能不能批准要等上面决定。”,孙想了一会儿说:“目前考虑你的身体状况,公署的事情先由谷大江代理,如果日本顾问同意,你可以去干训团(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团)做些培训教育工作,我叫谷大江去安排好住处,那里环境比较清静、安全,老人也可以搬去住。”。过了几天,张维玺和父亲、妻子被安排住在干训团,同时孙良诚宣布张维玺兼任干训团团长。干训团的前身是伪第二方面军干部训练班,孙良诚曾兼任训练班主任。干训团的驻地在开封宋门外东郊圣母院旧址,占地约三十余亩,四周筑有一道三米多高的土围墙,墙外是一片野地,到处是杂草和坟头,十分荒凉,围墙内南面建有数排营房,中间是操场,北面有两所二层小楼及一些平房(警卫室、教室、食堂、仓库等),两所楼房中一处是教官居住的教官楼,张维玺住在另一处,房间较为宽敞。干训团内有教官五人每期学员约三百人,每学期半年,学员主要来自伪第二方面军的初级军官,即上校以下准尉以上的现职军人,训练内容以军事操练为主,辅以军事基础知识,学员经短期集训后再返归部队。


张维玺在干训团对父亲讲了冯玉祥等人给自己谋划的脱身办法,张安然沉思良久说道:“我这么大年纪了,你不必再为**心,现在咱们是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日本特务很多,想跑出去不容易,你派人去天津把家里人接来开封,一块儿商量一下。”。2月中旬,在天津和郏县的家人都来到开封,此时家庭的主要成员聚在一起,悲喜交加,然而见到张安然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十分痛心,当知道张维玺担任伪职后又很气愤,纷纷进行指责,大家表示决不能忘记老家被日本鬼子烧光、抢光的深仇大恨,宁肯被鬼子抓起来,也不能给张家人扣上汉奸帽子,……。张维玺听后,低头沉默不语,张安然见状,让大家安下心来,并说事已至此,不要多加责备,还是考虑以后怎么办。又说,自己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不想也不能到处乱跑了,就是死在这里也不怕鬼子再来折磨。最后商量决定,为了避免日寇怀疑,同时解决天津的众多家眷的生活问题,将他们迁来开封居住,大家照料好张安然的身体和安全。张维玺回天津后,托病在家休养,寻找机会逃往内地。次日,张维玺在开封租下位于后保定巷的一处住房,派人去天津将兄弟们的眷属迁来开封,并在生活上作了妥善安排。


1943年3月,张维玺提出去天津处理家务事,经日本顾问许可,张维玺和妻子王仲瑛来到天津,自1936年张离津至今已达七年之久,回到家中见到儿女们都长大了,倍感亲切和欣慰,不过看到家里凌乱的样子,又很惭愧和伤心。张回津后,在津的亲友们不断前来看望,当听到张维玺担任伪职后,都表示不满,责备他走错了路,会被后人唾骂,张维玺心中十分苦恼。张的盟兄许骧云和妻子刘月英也从北京来到天津,张维玺将近年发生的事情对他们讲了一遍,最后说自己很想离开天津返回内地,刘说:“如果你要离开天津,可以把房子卖掉,仲瑛和孩子们搬到北京去住,你放心,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没问题。”,许沉思一会儿说道:“现在日本人正在发起强化治安运动,各地都在实行‘治安肃正’,到处抓人,局势很紧。尤其你是被鬼子逼回来的,早就在日本特务监视之下,没有安全可靠的路子,很难逃出去,弄不好惹祸上身,还要连累家人,再者,你爹已年过八旬,那么大年纪了,你应该克尽孝道,服伺他老人家安度晚年,我看你还是辞职不干了吧!另外找个事情做,重新把家整顿好。”,张维玺说自己要好好考虑一下。


4月中旬, 张维玺给开封发去电报,称自己又犯心脏病,医嘱应在津休养,待康复后再回开封。有一天,张维玺去找李幼堂将李炘写的信交给他,李看过信后,说:“目前外面的风声很紧,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对码头出入的人和货物检查得很严。我曾经结识的天津西头青帮头子刘广海,因与另一派青帮头子袁文会势不两立,日本人占领天津以后,袁文会串通日本宪兵队,将刘广海逮捕,后来刘越狱逃到上海,现避居香港,已经联系不上了。我现在认识的另一派青帮头目叫王大同,是山东沂县兰陵镇人,在天津也很有名气,手眼通天,从他的收徒登记册来看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他的收徒名册之内,但我和他的交情不深,需要找熟人进一步拉关系。”,张问:“从天津到上海后,怎么去香港?”,李说:“从天津码头去上海,这一路我保你平安,但上海码头的日本特务多,查的严,除非打通海关内部人员或仰仗有势力的帮会,才能顺利过关,我已很久没去上海拜访那里的青帮朋友们,没有他们带路,偷渡去香港很困难,也很危险, 我设法先打探一下,没有十足把握,不要去冒险。”,接着张向李介绍了开封的情况和打算,李听后认为,张父年老体弱,不能再折腾了,生活需要安定下来,张应该照料好老人,别让老人家再遭罪。


5月中旬,副官苗秀升从开封来告诉张维玺,搬去开封的家人都生活得很好,只是张安然经常闹嗓子痛影响饮食,身体日渐消瘦,张维玺听后,对父亲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苗说:“赵凤林来信说,自去年以来河南全省旱灾严重,有些地方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据统计全省灾民达一千万,饿死的有一百万人以上,逃亡的约三百万,局势非常混乱,郏县地区也不安定。”,苗又说,日前孙良诚访问日本归来(4月27日,伪陆军部长叶蓬任“军事视察团”团长,孙良诚任副团长率团去日本访问),让我代他向您问候,希望您早日康复,返回绥署议事。过了几天,张维玺准备回开封,此时苗秀升领来两个人,张维玺认识其中的一个人是安树德(原西北军十八师师长,中原大战后曾移住天津租界,后全家迁居德州),另一人,据安说是与自己在德州合伙做生意的商人党先生(中共地下党员党书平)。张与安两人叙旧后,安树德说在德州做买卖曾几次来天津,没来拜访很是抱歉,张维玺说自己离开天津多年,只因身体不好最近才回来休养,安树德介绍来人说,这次来津,党先生特意求见张先生,党随即向张拱手说:“久闻张先生大名,鄙人有幸前来拜见,望先生今后多予照应。”,安说:“我和党先生一块做生意多年,很有交情。最近咱们山东鲁西地区缺医少药,许多人托我来天津购买一些药材,但目前管制很严,很难买到,特来烦请张先生帮助解决。”,党在一旁忙道:“张先生身体欠安,我们为了生意事,冒昧地前来打扰,真是非常抱歉,还望先生海涵。”,张维玺摆了摆手说:“两位先生不要客气,我没做过生意,买药的事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可以介绍你们去找一个人,也许他能帮忙。”,张维玺立即写了一封信交给安树德,并说:“你可能知道老西北军人李炘,他的堂弟李幼堂在天津开药店,这个人社会关系广泛,很能办事,以后你们可以和他常来往。”。安问:“听说张先生在开封与孙良诚共事,担任副总司令职务?”,张忿忿地讲了事情经过,安树德表示十分惋惜,又很同情张维玺的处境。安党二人告辞后,张维玺吩咐苗秀升给绥署打电报,告知明日启程返回开封。张维玺回开封后,请医生检查得知父亲患有食管炎比较严重,立即送往河南省立医院住院治疗。


1943年,国民党苏鲁豫皖边区总司令汤恩伯的部队驻在河南叶县、沈邱,其总部设在皖北临泉县。汤恩伯为了抓钞票,以走私的办法跟敌伪做生意,他在河南、安徽边界的界首镇组织了一个物资调运处,派军需处处长胡静如兼任调运处处长。界首距临泉县五十里,由沦陷区沪、宁、华北运来的轻工业品经这里转往洛阳、西安等城市,而蒋管区的土产品也由此汇集运销出去,所以当时的界首有“小上海”之称,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由于国民党军统局的恶性膨胀,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不足,军统头子戴笠为此另辟财路。打着经济作战的名义,与沦陷区进行所谓物资交换(走私),从中捞钱。戴笠也看中了界首是他进行经济走私和开展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戴笠先后在界首设立了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祺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训班;以袁佐唐为专员的华北策反专员公署;以王兆槐为处长的财政部界首货运分处等。


1943年5月,汤恩伯派总部少将参议朱忠民去开封找孙良诚接洽开放河口(指花园口决堤改道的黄河)交换物资(走私)之事和负责开展特工活动。朱忠民在孙良诚任山东省主席时,曾任副官处主任,彼此很熟悉,朱到开封与孙见面交谈后,孙良诚委任朱忠民为伪绥靖公署少将参议,以合法身份住在开封城内乐观街一号,从事临泉与开封之间的联络工作。朱忠民由郭念基陪同去见绥署日本顾问井福,朱以鼎泰庄商号名义与井福谈交换物资之事,经日本顾问许可后,孙良诚决定在通许县四所楼村开一个河口作为物资集中地,孙方以合作社出面,以开封绥署总参议李子铎任经理,开始与汤方的鼎泰庄进行物资交换。6月初,汤恩伯同意朱忠民驻开封与孙良诚保持联系,汤的参谋处处长陈大庆批准朱忠民调用冯力生、柯保民、陈玉山、吴志仁、王大明以及报务员等人同往。不久,朱忠民等一行七人,携带电台一部,由临泉经西华县到达扶沟,次日,朱忠民带领冯力生等渡过黄河,进入孙良诚部四所楼通杞指挥部。6月中旬,朱忠民带着冯力生等到开封,过了几天,谷大江领着冯力生等来干训团,对张维玺说,这些人是河西(蒋管区)派来开封作生意的,绥署朱参议要求将他们留住在干训团,谷大江介绍了他们身份后,张维玺用教官的名义将冯力生等人安置在教官楼。教官王大明(山东莘县人,华北策反公署情报研究室主任)与张维玺是老乡,经常去找张谈话,不时打听孙良诚部队的近况,以及一些投敌的西北军人的履历,他声称自己曾在天津军统情报站工作过,还绘声绘色地讲述天津“抗团”干的几桩刺杀案,当了解了张的情况,他对日寇扣押老人作人质的卑鄙手段非常气愤,同时透露说,今年2月,周佛海写了一封信派人交给戴笠送呈蒋介石,信中表示悔悟前非,愿意立功赎罪,随后戴笠派来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被周佛海任为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少将科长,周镐现在已是周佛海的心腹,在周佛海的引见下,伪军委会参谋次长张恒、常务次长祝晴川等大人物,都甘心为周镐所用,张维玺说:“孙良诚经常去南京开会,你可以建议周镐与他进行接触,做策反工作。”,王说:“有关孙良诚的情况,我已呈报军统局,戴笠表示要与孙良诚直接联系,不久前,周镐已得到了指令。”,王又告诫说:“看你目前所处地位,日本人只不过想利用你来笼络一些老西北军人,实际上对你很不信任,绥署的井福顾问心狠手辣,要当心日本特务对你暗中监视,更要提防干训团里有他们的耳目。”……。冯友生等人在干训团利用教官身份打探军事、经济情报,走私物资等,这些活动在张维玺的支持和帮助下,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由于成绩显著,冯力生等人曾得到总部来电褒奖。然而,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开封日本军部的注意。


孙良诚在绥署与张维玺谈起物资交换的事情,孙说,开了河口后,首批货物用食盐换回烟叶等土产品,双方合作得很顺利,朱忠民回临泉将我的复信带给汤恩伯,回来说,汤同意朱长住开封,并愿意与我达成谅解。张认为,要抓住这个机会,利用汤恩伯打通与重庆政府的关系,孙摇了摇头说:“汤恩伯这个人有野心,靠不住。”,张说:“王教官对我说,戴笠对你很抱希望,目前政府(指汪伪政府)内许多高层人士都有反正的意向。你要尽快与军统建立联系,抓住时机及早反正。”,孙沉默片刻:“我在南京开会时,周镐曾经对我做策反工作,我答应他与戴笠建立直接联系,并安排谢庆云随时向我传递情报,以后怎么办,要看形势发展。”,孙又说:“谢庆云来电,你提出辞职的事没被批准。”,张说:“我还要再写辞职报告。”,孙看到张坚决的样子,转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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