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张维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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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四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9月,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带领旧部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人赴河北桑园设长官部指挥津浦北路战事,到达济南后,张维玺、石敬亭、过之庄、陈连富以及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闻承烈、庞齐、席掖池、徐惟烈等人住宿在济南津浦宾馆,张维玺的五弟张维翰(中共党员、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秘书)前来看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9月,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带领旧部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人赴河北桑园设长官部指挥津浦北路战事,到达济南后,张维玺、石敬亭、过之庄、陈连富以及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的闻承烈、庞齐、席掖池、徐惟烈等人住宿在济南津浦宾馆,张维玺的五弟张维翰(中共党员、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秘书)前来看望,同时打电话请范筑先(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来济南与张维玺等人会面,范筑先到济南后,见到西北军的旧同僚和老朋友们十分高兴,相互亲切问候。一日,范筑先邀请大家座谈当前的抗战形势,座谈中,都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气愤,更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担忧。当张维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他们都十分赞成,座谈会一直开到深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抗日救国,只有动员民众,采用红军的游击战术,才能打败敌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


冯玉祥北上指挥对日作战,本来韩复榘、宋哲元、冯治安等均为冯的部下,但受人挑拨,9月中旬冯到达时,宋竟托病赴泰山休养去了,冯治安等也尽量避而不见,韩复榘阳奉阴违故意不予配合,造成冯玉祥非常被动,使他的抓军队的计划落空,10月下旬,冯玉祥满怀怨愤离开战地,张维玺等人跟随冯玉祥一同返回南京。由于由于北方战事吃紧,张维玺一直挂念着家中老人的安危,在得到冯玉祥的允准后,张维玺回到馆陶县老家,经商量决定,张维玺父亲张安然先去河南开封的亲戚王志远(时任国民党第二十二集团军一二二师师长兼三六四旅旅长,曾是张维玺的部下)家中暂住,看情况再去天津英租界的住处安身,如果局势恶化,母亲李氏也赶快离开老家到天津避居。


1937年10月冯玉祥被免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南京没有实际职务, 11月8日,在南京芦席营冯玉祥请老部下张维玺、孙良诚来谈,勉励他们要振奋精神“为推动整个抗日工作,而稍尽个人绵薄”,并向二人赠《纲鉴易知录》和《曾文正公家书》。11月中旬,国民党决定迁都,先迁武汉,后迁四川,蒋介石命令冯玉祥到平汉路南段视察国防工事,张维玺随冯玉祥一行人经徐州、郾城、西平、信阳、孝感等地,视察了各地的国防工事后,于月底到达汉口,张维玺与鹿钟麟、石敬亭、孙良诚跟随冯玉祥同住在武昌黄土坡。冯玉祥在武昌闲居,时常与一些文人和社会名流来往,12月25日为纪念李烈钧云南起义而十二周年,冯玉祥请文化界人士在家中聚餐,客人有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李公朴、王炳南等,张维玺和孙良诚也参加了聚会。


1937年11月底,河北省完全沦陷,是月,上海失陷,武汉形势吃紧,1938年初,冯玉祥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要求委任鹿钟麟、孙良诚、张维玺为军长编练三个新军,以加强抗日力量。蒋介石当时点头同意,并批令军政部长何应钦拨给兵员、武器装备和粮饷,但事后却指示何应钦借故拖延,什么也不拨给,故编练新军之事未成,蒋介石仅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游击总指挥,妄图使鹿与华北八路军制造磨擦。


1937年10月间,日军大举南侵。平津沦陷后,日军分四路向华北地区展开进攻,其中沿津浦路进攻的日军,10月3日占领德州,继占平原、禹城等地。鲁西北处于日军的包围中,形势非常严峻。张维玺的母亲李氏因张维翰(张维玺五弟)在聊城抗日打游击战,于是携他的妻子宋氏和女儿欲逃往天津,但半途遭土匪抢劫被迫返回,则又去大名找二十九军宋哲元求助,宋即刻派车并护送她们到开封找张安然,但是王家已人去楼空,张安然跟随王志远的家人一同去了四川成都,后来李氏打听得知张维玺在武汉,遂辗转到了汉口,在扬子江饭店见到了张维玺,母子相聚。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进行大屠杀,日军飞机开始轰炸武昌,1938年5月中旬,蒋介石委派冯玉祥到豫西、豫南、鄂东等地视察国防工事,冯带张维玺等人及护卫人员,乘专列到各地视察。一日,冯玉祥一行人来到河南郏县,这里有一位原西北军十三军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他见到冯玉祥和张维玺后十分高兴,热情招待,冯对他说:“一个是对地方上的父老要谦恭,要帮忙;一个是预备地方打游击,抗日保家乡;再就是要抚缉流亡,对伤兵、伤官要送茶送水送饭,对逃难来的要招待安顿。”,赵连连点头说:“我一定这么办。”,冯还拿了明片问候他的老人。据了解,赵凤林在地方上办了许多公益的事情,本地的老百姓都说他为人不错,乐于助人,当赵凤林得知张维玺的母亲及弟媳带着孩子住在武昌,建议张把她们接到郏县居住,以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和免遭奔波之苦,张维玺很以为然,答应回去和母亲商量一下。月底,冯玉祥回到武汉向蒋介石作了一次当面汇报。7月中旬,由于日军大轰炸,张维玺等人跟随冯玉祥搬至六合村居住。是月,日军攻陷九江,武汉形势危急。10月上旬,蒋介石派冯玉祥到湖南、贵州、四川各省去检阅补充兵部队。冯趁检阅部队之机会,向运输部门要了一辆专列,张维玺的母亲与其他跟随冯的人员及家属,一同都被带到了长沙。


1938年11月张维玺跟随冯玉祥到湖南、广西、贵州、四川检阅部队。12月冯玉祥、鹿钟麟、张维玺等陆军大学特三期的学员都来到长沙参加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冯玉祥在东茅巷怡园邀请以代校长蒋百里为首的教官和全体同学举行了一次丰盛的宴会,大家漫谈一阵,始纷纷告别而散。从1938年11月至年底,张维玺跟随冯玉祥继续检阅部队,先后到达湘潭、零陵、阳朔、柳州、贵阳、遵义、万县、涪陵等地,12月31日返回重庆,住在巴县中学。1939年1月,军事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督练区督练长官,任命张维玺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兼贵州九十九军军训部督练官,张母则携宋氏和她的女儿从重庆跟随张维玺一同遣往贵阳,2月,张安然也从成都移住贵阳。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回师华北指向敌后战场,自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日伪军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1939年2月17日山东馆陶县城北馆陶第二次失陷。日军占领县城后,县城周围的一些区沦为敌占区,一些地主汉奸及土匪武装乘机大肆活动。1938年5月抗日游击大队第十支队司令张维翰曾抓捕到大汉奸张向斗并处决,张向斗的儿子为报杀父之仇,勾结日寇定于1939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三)拂晓,带领日伪军直扑馆陶县南彦寺村,围抄张家大院,扬言:要杀尽张维翰全家,为父报仇。张家在事发前得到敌寇罪恶行动的消息后,匆忙出走,连夜逃出南馆陶,于21日凌晨到了冠县。此时,日伪军正气势汹汹地冲入张家大院,发现扑了个空,疯狂叫嚣要把张家抢光、烧光,随即四处放火,将张家大院烧成了一片废墟。张家三十多口人逃到冠县后,为躲避日伪军的追捕,于1939年2月底全家又逃到了天津避难。1939年3月中旬,山东馆陶县张家遭到日伪军抢劫、放火,所有的财物、房子全被抢光、烧光的消息传到了贵阳。当张安然闻听数十年来辛苦挣下的家产毁于一旦,顿时气愤填胸,昏倒在地,众人急忙抢救才唤醒过来,口中不住大骂日本鬼子,……。张维玺与父亲商量后,张安然打算赴津探明家中情况,安排一下今后的生活,1939年4月,张维玺派副官苗秀升(张维玺外甥)护送父亲回到天津。


1937年7月30日天津沦陷后,国民党军统华北区利用人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敢于斗争的爱国热情,秘密组织了天津“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由曾澈负责领导。该团从天津市各大中学校里发展成员,从事侦查、刺杀汉奸们的行动,由军统派员教授爆破、暗杀技术和搜集情报的知识,所用的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由军统华北区供应。1938年张维玺的长子张培温(字育文,化名鹏飞)在天津耀华中学读书,结识了同校学生沈栋(“抗团”的重要成员),由他介绍加入了“抗团”。天津“抗团”不断实施暗杀、纵火等破坏行动,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使日寇大为恼火,日寇加紧了对英租界的封锁,不断向英方施加压力,要求英租界工部局配合日本宪兵队抓捕抗日分子及“抗团”成员。1940年因叛徒出卖,国民党军统华北区地下组织被日本宪兵队破坏,曾澈等“抗团”主要成员被捕。1940年4月3日日本宪兵队和英租界巡捕封锁了“张公馆”将张培温拘捕,关押在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本宪兵队要求引渡,后经刘月英(许骧云妻子,北京***会知名牧师刘芳的女儿)通过天津***会与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谭礼士(R.H.Dennis)进行联系,于4月中旬被保释,张培温旋即离津南下到贵阳找到父亲,告知参加“抗团”之事,并决心参军打日寇,随后离开贵阳去成都报考军校,考入黄埔军校第十八期一总队步兵科。


由于何应钦用搁置督导长官部的编制,调回军委会由军政部派督导人员等方法来扼制冯的督导活动,1939年5月以后,冯玉祥便无法执行任务,而督导长官部还未正式成立就被扼杀了。张维玺在贵阳督练九十九军,但这一军的人分住在二百几十处,很难进行督练,每天能集合的人,多则不过三四百人,就这样勉强的训练他们。1941年2月张维玺因患感冒又在训练场受了风寒,头痛发烧病倒在床,延医诊治数日才见好转,但时常感到头晕乏力,经检查患有心脏病,医劝应长期休养,而母亲李氏患有胃病且日益加重,遂辞去督练官职务,带着母亲、弟媳及侄女们迁往四川成都附近的灌县调养。在灌县东关外观凤楼附近,1938年邓哲熙给宋哲元建有一处宅院,共有三院,小楼一座,茅屋数所,辟地十亩为花园,竹篱茅屋,环境幽雅。在此宅居住的除了宋哲元的夫人常淑琴及两个女儿外,尚住有赵新儒、邓哲熙、秦德纯等人,张维玺与家人居住在一所茅屋中。


1941年10月李氏的病情加剧,经检查胃部患有肿瘤,多次去成都诊治,终因医治无效,在灌县病逝。母亲去世后,张维玺非常挂念在天津的父亲,且觉得长久寓居宋宅多有不便,打算迁居成都再设法潜回天津看望父亲,宋氏则很想回山东老家。1942年9月初,苗秀升从天津赶来急切地说,天津家里出了大事,由于男佣李庆林的告密,张维玺的父亲张安然和妻子王仲瑛被日本宪兵从天津抓走,扣押在济南日本宪兵队作为人质,要挟张维玺到济南听命,否则难保人质的安全。


李庆林,山东馆陶县鸭窝村人,早年参加西北军在石友三部当勤务兵,因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得到石的宠信。1931年8月,石友三部溃散后,带领李庆林和少数随从寄居济南韩复榘篱下,石本想去天津与日本人联系,以图东山再起,韩以“任何地方都没有济南保险”为由,阻其前往。石疑韩有他意,于是派李庆林密请他的参议陈敬斋(陈与日人素有勾结,且与一个名叫小林的日人结为兄弟。)赴济商议。陈为石荐来一个日本特务凑开一,在他的安排下,石友三扮作日本人,由凑开一保护潜赴烟台乘船到了天津。李庆林随石友三到津后,在英租界石友三设立的冀鲁银号做事。1935年,李庆林经石介绍到张维玺宅内当管家,李庆林生性贪财好色,在他当大管家时,利用造假帐、假单据等欺骗手法贪污钱财,经常去“三不管”、“小白楼”等处妓院进行挥霍,王仲瑛了解这一情况后,即把他安排去伦敦道看管菜园,李庆林被断了财路后,忿詈不已,仗着他和石友三的关系,好吃懒做,恶习不改。1936年,张维玺离开天津,李庆林更无所顾忌,经常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弄得菜园里乱七八糟,王仲瑛对他的行为非常不满,1939年3月张家卖掉菜园后,李庆林被安排在宅中做杂役。1939年4月李庆林的堂兄李尚达(馆陶县鸭窝地主刘国政的大管家,曾担任县民团的总团长,被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改编后,担任“筑纵”独立团副团长)暗中与大名汉奸勾结,企图策划部队投靠日伪军,被馆陶县卫河一支队处决,因此李庆林心中对抗日武装充满仇恨。


1941年张宅中发现被盗,丢失了一些古玩、字画等物品,以后又陆续发生了多次失窃之事,但均未查出结果。1942年6月间,王仲瑛突然发现摆放在小客厅里的珍贵古董“唐三彩仕女俑”不翼而飞,遂与家人商议到特别行政区警察局(1942年3月,日军将英租界“移交”给伪天津市公署,改名为“特别行政区”)报案,经警局侦查认为李庆林有重大嫌疑,将其带到警局进行讯问,李庆林拒不承认,羁押半月后,警局以查无实据为由将其释放。李庆林借口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向张家索要五百块大洋作补偿,被王仲瑛拒绝并将他辞退。李庆林愤然离津回山东,跑到济南日本宪兵队告密,检举天津张家的家庭成员──张维玺(民国陆军中将)、张培温(张维玺之子,天津“抗日杀奸团”成员)、 张维翰(张维玺五弟,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筑先纵队司令)是重要抗日分子。1942年8月,日本宪兵队将张安然和王仲瑛抓捕到济南宪兵司令部进行审讯,后将二人押解山东(济南)特务机关(机关长大桥熊雄少将),囚禁在济南林祥街90号“林祥公馆”(即日军“策反工作组”)作人质,胁迫张维玺回济南为汪伪政府做事。


当张维玺得知父亲身陷囹圄后,心急如焚,因父亲年老体弱不堪日寇折磨,恐有性命之忧,但日寇侵略罪行累累,自己的老家被抢光、烧光,作为一个军人,岂能忘记国恨家仇,听命于敌寇去当汉奸。张维玺整日内心忧愤交加,寝食不安,见到张维玺焦急的样子,弟媳宋氏也是忧心忡忡。由于急火攻心,不几日,张维玺竟愁白了头,同住院内的邓哲熙见面后很吃惊,问明事情缘由后,邓哲熙知道张维玺是西北军中出名的孝子,他沉吟片刻说,冯先生(指冯玉祥)曾因他的三姑娘自杀,特别是孙良诚的叛变,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上了缙云山隐居,期间,鹿钟麟等人曾苦劝他下山,均遭拒绝。8月初,张治中在灌县举办夏令营,特意电邀冯先生来讲话,他才下了山,听说冯先生目前住在离灌县县城40里的青城山天师洞,借此机会,咱们赶去那里向他请示一下,再商量对策。


翌日,张邓二人在青城山见到冯玉祥,在座的还有鹿钟麟和李炘(字显堂,刘月英表兄,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参谋处少将处长),当冯玉祥得知张维玺父亲张安然遭难后,显得十分焦急,因过去冯曾与张父见过面,1939年冯在成都时,寓居成都的张安然和王志远的父亲两位老人一同去看望过他,冯还派副官拿着他的名片,带着礼物回拜了两位老人,故印象十分深刻。鹿钟麟认为日寇胁迫张维玺回山东,是利用其名望来笼络旧西北军人叛国投敌,而张维玺的五弟张维翰又是八路军,如果张维玺回济南则很难脱身,可以先去开封找孙良诚让他把家人保释出来再设法离开敌占区。邓哲熙建议将老人救出后转移到安全地方,张维玺可假借养病为由用“金蝉脱壳”的办法逃离。李炘则提出如果很难脱身,要潜伏下来,策反孙良诚或通过赵凤林与邓县的三十三集团军建立联系,提供情报,相机行事。鹿钟麟补充说,张维玺的老家被日寇烧光,其五弟仍在坚持抗日,敌人可能会料到张维玺怀有二心,即使被任伪职,也只会给个虚职,没有实权,并且稍有异常举动,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和猜疑,定要小心行事。……。


最后大家商定让张维玺去开封找孙良诚,利用和他的私交关系,通过孙把张的老人和妻子保释出来,张先将老人送到北京许骧云或郏县赵凤林家中暂避,等待时机,李炘派人把老人接回四川,张维玺则与妻子返回天津,持李炘的密信找在津的李炘的堂弟李幼堂(医生,在津行医兼做药材买卖,经常与上海、香港等地有生意往来,且与当地的帮会组织有联系),由他负责安排张维玺从天津乘船到上海转道香港回到内地。如果情况变化,一时不能脱身,可通过赵凤林与内地建立联系,参加抗敌活动,并对孙良诚和他的部下做策反工作。不一会儿,李炘把写好的信交给张维玺,同时说明与李幼堂的联系方法。


冯玉祥对大家提出的办法表示同意,并派邓哲熙代表去重庆向陈调元(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报告情况,请予准行。张维玺告辞前,冯玉祥在一张纸上写了“悬崖勒马,立功赎罪”八个字,让张维玺把字条交给孙良诚,告诉孙这是冯玉祥对他的忠告,但愿他好自为之。9月下旬,邓哲熙回到灌县对张维玺说:“你的事儿,陈院长(指陈调元)请示过委员长(指蒋介石),委员长说:‘照冯先生意思办’,陈院长还说,委员长很看重孙良诚,希望他早日反正。”。


1942年10月,李炘派车将张维玺及其家人送到河南郏县赵凤林家,赵凤林见张维玺到来非常高兴,热情地为大家接风洗尘,安顿好住处。张维玺告诉赵凤林因天津家中发生变故,自己准备去开封找孙良诚,托他把父亲和妻子保释出来,并说明了下一步打算,赵凤林表示一定配合把事情办好。11月中旬,张维玺与苗秀升二人化装潜入开封,在开封伪绥靖主任公署(旧省政府原址)见到孙良诚(伪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维玺的出现,使孙良诚感到非常突然,急忙将张让进房间,两人互道离别后几年来的境遇,不胜感慨,随后张维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孙良诚表示一定尽力去办,尽快地把人保释出来,又说此事要报告绥署日本顾问,由他出面与日军师团部联系办理,可能须要等一些天,让张维玺先在此安心住下。张维玺把冯玉祥写的字条递给他,孙良诚看后只苦笑了一下,转身唤进一名副官吩咐他去安排好张维玺的住处,并嘱咐先不要声张,然后向张告辞说,先去办事以后再谈。


张维玺下榻在鼓楼街大金台旅馆,苗秀升则返回了郏县,张在旅馆住了十几天没得到消息,不知事情进展如何,心里非常着急。又过了几天,孙良诚来到旅馆关切地对张说:“保释老人的事情,开封日军师团部正在与济南日军司令部进行交涉,目前还没结果,可能还须要办一些手续,这只是时间问题,你不用着急。”,张无可奈何,只有耐心等待,张对孙说,冯先生对你叛国投敌非常痛心,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曾经避居缙云山,他切望你能迷途知返,孙良诚沉思了一会儿说:“楚玉兄,说起这些事儿真是一言难尽。39年我到河北后,鹿钟麟委任我为冀鲁战区游击指挥官,统辖冀南各游击武装进行敌后抗日,当地的情况十分复杂,我虽然名为指挥官,实际能指挥动的只有赵云祥的游击队,其余的武装都不听命,而我带的兵少武器又不足,无力抵抗日军的‘扫荡’,只好游而不击,四处转移,处境十分艰苦和危险。有一次我带着总部和特务连以及赵云祥拨给的一个团驻在山东故城的李窑头村,就被日军觉察,他们从德州派出汽车数十辆载着步炮兵千余人,将村子包围,我命令官兵拼死抵抗,如果敌人冲上来就用大刀劈,并说:‘我和你们在一个战壕里拼命,谁要是逃跑,立即军法从事。’,日军见用炮火攻打不下,又用毒气熏,我命令官兵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没人中毒。到了傍晚乘敌人炮击后,步兵还没出击的时候,我带着部队迅速撤离,一口气跑出五里多地,才脱离险境。……。”。张维玺插话问道:“你在山东当鲁西行署主任为什么被撤了职?”,孙良诚叹口气说:“40年,鹿钟麟又委任我当鲁西行署主任,所管辖的几个县根本满足不了军队供给,武器损失也得不到补充,真是一筹莫展。后来汤恩伯当了第一战区副司令,更是苛刻,只想吞并我的部队,他用明升暗降的手法,让我当何柱国第十五集团军副司令,打算夺我的兵权,气得我说:‘让我当何柱国的副司令,不如回天津卖晚报去!’,因为我不听他的指挥,便不给经费,不补械弹,当我提出购买时,他竟以一粒子弹一角钱来刁难。有人说我只想当官,不打日本鬼子,我不怕也能够跟鬼子打仗,可是饷不足,枪弹缺,连衣服都不够,拿嘛带着弟兄们拼命杀敌,真是有苦难言。以后,汤恩伯向何应钦密报我在鲁西‘焚烧村庄,残杀人民’。不久,汤恩伯来电免去了我的行政公署主任职,就这样步步紧逼,我真是走投无路。”,张接着问:“你以后怎么办?甘心在这儿当汉奸?”,孙沉默了一会儿说:“走到现在这一步,也想过要留一条后路,听说张岚峰(时任汪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驻归德,曾任冯玉祥南路军17师炮兵团长)与河西(蒋管区)有联系,不过,汤恩伯的部队在那儿,汤恩伯是出了名的三抓——抓军队、抓政权、抓钞票,我和他有过节儿,要和他打交道不容易,……”此时,一个传令兵进来报告:井福顾问(开封绥署日本顾问)请总司令去绥署议事,孙良诚对张说了声以后再谈即匆匆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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