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前国宴:中央五大书记个个“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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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




作者王鹤滨陪毛泽东在中南海散步(图片来源:人民网)


文章摘自《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 作者:王鹤滨 出版:长征出版社


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不仅会议很多,宴会也很多;为此,食物要试别有无毒性,亦由我担任,以后又成立了检验室,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验室的任务就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们的安全。


在怀仁堂大厅里已经摆好了宴会的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白酒和通化红葡萄酒……也都已摆放在餐桌的一角,正等待着招待嘉宾;有的已经打开了瓶盖,浓郁的酒香随着人员的流动,向代表们和客人们袭来,连人们的衣物也都被美酒熏香了……


为了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在国宴开始时,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入大厅口处的汪东兴(中央警卫处处长)和李福坤(副处长,汪的助手),把我叫到他们的面前,李福坤低声地嘱咐说:


“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领导下达指示时,神情严肃,语气沉重恳切,两位领导临时下达的指示,等于把重任压在了我的肩上,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因为宴会就要开始。大概领导是想叫我拿出能解酒的灵丹妙药来,这是他们出于保证首长的安全和登上天安门的政治任务的需要,他们想我一定有解酒的药,像某些解毒药物一样,一经吃下这种解酒药就不醉了;醉了一吃就醒。可是,我根本没有这种药,将来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解酒药。我真有点发愁了。


我默默地思考着上级的指示,茫然的神情代替了刚刚还笑容满面的神态,这任务如何完成啊?宴会已经在怀仁堂大厅里进行了,首长和国宾们都已经坐在了餐桌旁边,我怎么办?在这种热烈而又兴奋的场合,我能不能走到每一位书记的面前,去劝说少饮酒呢?或者当他们举怀祝酒时,我跑过去“掣肘”,那样作不是太煞风景了吗!?不然,我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啊!“灵感”来啦,办法终于逼出来啦,这种现象大概叫急中生智吧!我开始想,茶叶有点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会“醉”倒一个;于是,我将我的“发明专利”向汪东兴、李福坤作了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我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在外观上,用肉眼是无法与红葡萄酒和茅台酒区别的,只要不喝是不能分辨真假的。说干就干,我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我们的“特酿好酒”斟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


五大书记中,大概刘少奇是酒量最小的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因为喝酒是最容易坏事的。但是,在这大典前夕的喜庆日子里,为了应酬嘉宾,又不能不喝,尤其是从苏联来的“老大哥”,可以说个个都称得上是“英雄海量”,这使刘少奇很被动,少喝了有失礼貌,多喝了又没有酒量,其被动局面是可想而知的。当他喝了我们“特酿”的“通化红葡萄酒”后,满意地转过头来,向我投射过来一缕微笑。这缕微笑,既表示赞许又表示感激;这缕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和鼓励,在我的心中荡起了成功者欣喜的涟漪,我的面部也被催起了兴奋的笑容。刘少奇饮过“特制”的“通化红葡萄酒”后,胆子壮大了起来,而且举起了“茅台”酒杯,主动向苏联“老大哥”碰杯祝酒,挑战了;并且一饮见杯底,一滴不剩。突然,一位苏联“老大哥”手持酒杯,浓香的茅台酒满满地鼓出酒杯口缘之上,走到少奇面前祝酒。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马上给首长斟上了“特制”的“茅台”酒,刘少奇刚要伸手举杯,苏联“老大哥”敏捷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了少奇的手里,同时,客人迅速地将那杯“特制”的“茅台”酒从少奇的手中拿了过来,一饮而尽。这是苏联的礼节,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浓厚友情。当苏联“老大哥”把酒喝到口中后,就哇哩、哇啦地讲了几句,当时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从他的表情看,稍微地皱了皱眉头,把头侧着抬了一下,嘴吧动了两下,舌尖舔了舔两边的口角,双手向左右一摊,大概是觉得这“茅台”怎么是这样的淡而无味呀!真不理解刘少奇会喝这样无味的酒……


我们很担心,怕“秘密武器”被识破了,赶快给苏联“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同时像变戏法一样地将少奇手中的那杯茅台酒用“特制”的“茅台”换了下来,两人同时举杯喝了下去,苏联“老大哥”品了一下口中的茅台酒的余味,没有再哇哩哇啦地说了。他仍然频频地畅饮如故,没有影响客人吃酒的劲头,我们这才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我们想,这大概是他多年的外交活动的锻炼吧。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酒后,立即转过头来,用严厉而疑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的“招待员”刺射过来。周总理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从来一丝不苟,他对下级的要求,也是要像他那样精明、强干、准确、敏捷;尤其是在这样重大的外交场合,更来不得半点马虎。他常说,外交无小事。从他射向我的眼神看,是在批评我们这些“临时招待员”为什么这样不称职,竟如此粗心大意,怎么把水当成酒了,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国宾身上,使客人喝下去的是水而不是酒,那将是多么无礼。接着周总理责备的目光收了回去,用带着歉意的目光看了看客人,他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也就把我们放过去了,看来错事并没有发生在客人身上。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措施,引起了这点误会。他的秘书何谦走到总理身旁,耳语了几句,大概向周总理解释了我们措施,周总理又回过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了我一下,算是谅解了,国宴仍在欢畅的气氛中进行……


毛泽东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大概精神太专注集中了,我距离朱总司令太远,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任弼时因病没有到场。


这样,国宴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个个都是“海量”,一个也没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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