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苏联人痛恨斯大林大清洗 怀念“坚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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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7日 作者:徐贲(系知名学者) 原题为《苏联人的斯大林的矛盾心理》


上世纪70年代,苏联勃烈日涅夫统治下的“再斯大林化”时期,苏联作家叶甫图申科碰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亚的夏令营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边,一位年轻姑娘提议“为斯大林干杯”。


“为什么要为斯大林干杯?”叶甫图申科问她。


“因为那时,所有的人民都相信斯大林和他的理想,他们战无不胜”,她说。


“你知道在斯大林统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吗?”叶甫图申科问。


“嗯,大约二三十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边的其他学生和这位姑娘差不多年龄,叶甫图申科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


“大概200人吧”,一位小伙子说。


“也许2000人”,另一位姑娘说。


在这将近20位青年学生中,只有一位说,“我觉得大约有1万人。”


叶甫图申科告诉他们,被逮捕的人据估计有几百万人,他们都不相信。


“你们读过我(写这件事)的诗歌《斯大林的继承者》吗?”叶甫图申科问。


“你真的写过这种诗吗?”第一个姑娘问。“在哪里发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叶甫图申科回答。


“喔,我那时才8岁,”她有点迷茫地答道。


1963年,那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解冻”时期,当时的《真理报》允许刊登揭露斯大林统治的阴暗历史事实。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为统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斯大林的亡灵,在苏联也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忘却形式:不只是要忘记斯大林的暴行,而且还要忘掉苏联曾在不久前刚刚发生过的,对斯大林暴行的记忆和反思。这令叶甫图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觉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没有任何了解过去悲惨事实的知识来源,因为书里和教科书里都是不记载的。就连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刊登过的文章,提到谁死了,也还是对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实,而沉默其实就是谎言。”


“沉默代替了真实,沉默就是谎言”,那么沉默的是谁呢?仅仅是报纸、书籍、教科书、官方历史?还是整个社会都参与了这一沉默?美国政治学家弥尔(J.S.Mill)曾写道:人们“获得国家历史,并因此结成记忆的族群。其实都与过去的一些事件联系在一起。”人民“获得”的“国家历史”是那些记录下来,或者说被权力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而那些没有被记录或被不允许记录下来的事件,也就因此被排除出国家历史,而从族群记忆中排除出去了。


对历史真实发生的沉默,虽然是从改写历史开始,但最终却表现为族群的集体忘却。每个沉默的个人,每个在族群中按权力意志来记忆或忘却的人,都参与在以沉默代替真实,以沉默维持谎言的共谋之中。


集体沉默造成集体失忆,而集体的沉默又是怎么造成的呢?这本身成为一种需要记忆的历史灾祸。这个灾祸我们记得吗?记住了吗?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迫使大多数人变得沉默的事件和时刻。这些固然不能忘却,但是,更不能忘却的是那个绝大多数人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心理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必须由每个现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经“自觉沉默”的人自己去记忆。


记忆必须由集体来保存,但记忆同时也是每一个记忆者剖析自己的真实回顾。这样的记忆成为每一个打破沉默咒语的行动,因为它是对“正统记忆”的有意识地反抗。


人们对每一个过去时刻的集体失忆,总是与某种用以替代的“正统记忆”同时发生的。“正统记忆”是由统治权力所主导的,用来加强集体失忆,成为集体记忆的替代品。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年轻人,因为没有对斯大林暴政的记忆,所以才欣然接受斯大林使苏联“强大有力”的“正统记忆”,并把它当成他们应有的集体记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记忆,有了“苏联共产党具有非凡自我纠错能力”的记忆。这样的“正统记忆”取代了对斯大林暴行的真实历史记忆,在几乎全体苏联人对真实历史的沉默中得到维持。


打破这个沉默,是重新开始真实历史记忆的第一步,它要记忆的不是斯大林的“强国”,而是这个“强国”对苏联人的奴役和迫使他们为之付出的人性代价,其中便包括整个社会从“被沉默”到“自觉沉默”的集体沉沦。


这样的“自觉沉默”,发生在那些少不更事,对过去没有直接记忆的青少年身上,与他们在教科书或历史书里学到的东西有所关联。但是,为什么那些上了年纪的,对过去有亲身体验的人们那里也会发生呢?


上世纪70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莫斯科新闻部主任的海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Smith)在他的《俄国人》(The Russians,1973年)一书里,记叙了当时一些苏联人对斯大林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对斯大林的大清洗感到心有余悸,一方面则怀念他的“坚强领导”。1973年巴黎航空展时,发生了苏联一架图-144超音速飞机坠毁事件,一位苏联工程师对史密斯说,“要是还像以前那样有强人主政,那就绝对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1974年,苏联冰球队以7:2的比分输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队,一位球迷也是这么对史密斯说,“塔拉索夫(前教练)是个独裁者,他是很残酷,但他能赢球。”人们选择容忍独裁和忘记残酷,因为独裁和残酷在他们心目中是一种有效的领导形式。


早在19世纪,俄国杰出的讽刺小说家谢德林就在《一个城市的故事》中描绘过俄国的这种强人崇拜,故事里的人叫喊,“就算把我们摞成一堆,四面放火……只要主子还在,我们就能忍受。”看来谢德林讽刺的还真不仅是那个奴性深重的沙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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