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兵权抓在皇室子弟手里反而导致了清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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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

1911年10月(旧历辛亥年),武昌一声枪响。与精心谋划但终告失败的黄花岗起事等暴动相比,这一次,革命党可谓仓猝而应,事前并无成算,但却取得了如孙中山事后所承认的“意外的成功”。


从黄花岗到武昌,革命党的力量并未得到实质性改观,但相形之下,厌弃大清王朝的阵营却是明显扩大了,否则无法解释作为孤城的武昌一声号召,居然引来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而且在这些响应的地方,出面主持独立的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历史循环的定理再一次显露了它的伟力: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王朝仍然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军队要在皇室手里”


慈禧光绪死后,作为最高掌权者的摄政王载沣实在有点力小而任重。


载沣身份颇为特殊,他既是光绪之弟,又是慈禧最宠爱的大臣荣禄之婿,故当慈禧不惬于首席军机奕劻之际,乃命载沣入军机以分其势。这就是载沣进用之因。


载沣此人其实也没有多少明显的缺点,但能力平庸却是不可讳言之事实。能力平庸一点,如果谨慎小心,不乱变更,也许还可以维持守成的局面,但载沣却想干成一件大事,以确保清皇室的万世基业。清季革命党以满汉民族矛盾作为他们向清王朝攻击的利器,如何防范?溥仪《我的前半生》中说载沣1901年到德国去了一趟之后,自以为取得一条真经,即“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派遣满洲少年亲贵们放洋学习军事乃流行开来,年轻人当然都是有权力欲的,亲贵们回国后在这一点上便很容易和载沣达成了共识。


不论是非,单纯从统治效果上分析,让所谓自己人抓兵权当然是不错的,但也要看时机是否得当情势是否许可。对于在种族革命风暴中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来说,在军队中排汉不是正好给革命党提供了攻击的炮弹吗?而就当时的客观情势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汉人在军队中苦心经营多年,手下高级军官均唯其马首是瞻,又怎能通过换上一些并未打过仗的满洲少年亲贵统领,就令军队改心归顺?


载沣把袁世凯驱赶回乡,逼使后者以息影山林的方式韬光养晦,这是其权力攀上顶峰的标志,也是他决心要干一件大事的开端。开端似乎很成功很顺利,袁世凯猫在乡下装作以垂钓赏雪打发光阴,北洋武人发了几句牢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哗变,但成功的开端却隐藏着失败的结果。当武昌枪响,曾到德国学习军事的旗人荫昌奉命率军前往镇压,而袁世凯的旧部均不听其号令时,载沣还是得把袁世凯请回来。尽管时移势异,这一次,再回来的袁世凯的要价比当初高出了许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请来救命的“催命郎中”


清廷前倨后恭地请回袁世凯,实为万般无奈之举。袁世凯势力在清末逐步发展,渐成尾大不掉之局,其实不仅被载沣等满人视为大忌,另外一些忠于清廷的汉族大臣也对他充满了疑虑。


曾为军机大臣做秘书的高树所撰《金銮琐记》录有一诗,专门写袁世凯当年进京的气派,诗曰:“卫士持枪似虎熊,桓温入觐气何雄;玻璃窗内频探望,暗暗心忧两相公。”诗后自注:“项城( “项城”为袁世凯的郡望,编者注。 )在湖园入觐,卫士如虎如熊,有桓温入觐之概,王、瞿两相国在玻璃窗内观之。观后,凭几而坐,默然不言者良久。”


“王、瞿两相国”,就是两位军机大臣王文韶和瞿鸿机。当时慈禧犹在,袁世凯会不会像东晋权臣桓温一样威胁皇室,已经是有眼光的人们挥之难去的阴影。现在,袁世凯刘郎重到,而且所攫取的权力更大,皇室所能制衡的牌更少,当年的这个问题显然是更加尖锐更为紧迫了。


在清廷被迫解散让汉人愤懑的“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其组阁之权的时候,中外朝野都在严重关切袁世凯下一步的动作。但袁世凯却还在发挥他的演员天赋,若无其事一般。《凌宵一士随笔》记载,袁世凯入京组阁,一位日本外交人员与其有旧,第一个请见,密询袁意,“袁氏力言‘靖乱报国,之死靡他’,忠诚溢于言表,某氏曰:‘信乎’?袁益指天日为誓。”

“忠诚溢于言表”的袁世凯看来不会辜负“救命”的重托了,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催命郎中”的工作。就在他发誓的同时,套向大清王朝的绳索也越收越紧。


袁世凯将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第一步,就是要求停止入对奏事。内阁一成立,袁氏开单列举的事项大要为:


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应暂停止;总理大臣不必每日入对,遇有事件奉召入对,并得随时自请入对。除照内阁官制得由内阁国务大臣具奏外,其余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所有从前应行请旨事件,均咨行内阁核办,其必应具奏者,暂由内阁代递,凡无须必请上裁事件,均以阁令行之。


清廷无可奈何,一一从其请,并下诏:此后奏事人员,于章程未定以前,关于国务有所陈述者,均暂呈由内阁核办,毋须再递封奏,以明责任,而符宪政。


袁世凯这一步棋的要害在于,将入对奏事之权,都集中到了以他为首脑的内阁,各衙门对内阁负责,听内阁号令,不再像过去那样还要向皇帝“请旨”,而他自己什么时候面见皇帝,可以随心所欲,这意味着国家无论发生了什么大事,总理大臣是否想让皇帝知道,什么时候想让皇帝知道,都由总理大臣所掌控。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当然是虚君立宪之本义,否则袁世凯所组建的也不配称为“完全责任内阁”了。遗憾的是,从结果上分析,袁世凯集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实行真正的宪政。


袁世凯集权的第二步是逼摄政王辞位。隆裕太后也只能允之,下诏准摄政王退位,并再次强调“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经过政治上的集权,外靠嫡系的北洋武装,这个时候,袁世凯取清廷而代之的条件可以说已完全成熟。难道中国历史上夺权篡位的一幕又要上演了吗?


中国人对这样的一幕当然太熟悉了,而且谁都知道,只要以武力作后盾,几乎没有不成功的。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一个缺点,尽管历史多由胜利者书写,但到底不是多么光彩的事情,道德上的骂名有留存到身后的危险。


历史上有人为了让犹豫不决者狠下心来,大胆篡弑君上,劝其“勿慕虚名而遭实祸”,现在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当然不想遭实祸,但也并不想拒绝虚名而背上恶名。


袁世凯到底是袁世凯,他要做权臣,要夺人之国,也会大不一样。


怕不怕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而袁世凯,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的奕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二三万两。在袁世凯这种恐吓手段之下,重私蓄而轻国难的王公大臣们难免都要打自己的小九九了:这样打下去,朝廷在不在尚是一未知数,而我们的私财恐怕早就打了水漂!于是自然不会站在坚决镇压革命的一方了。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救亡策失灵


清王朝立国两百余年,其制度之成熟和完善已达传统社会的顶点,在对内治理上,也常自夸其所谓迥异于前朝的深恩厚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为什么到了最后却被一个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眼看袁世凯的绳索越收越紧,它就全然没有补救和反抗的办法吗?


清廷当然是不甘心覆亡的,它也采用了一些救亡策,只是时移势变,均归无效。


武昌起义后六日,江苏巡抚程德全即请状元实业家张謇草疏,与山东巡抚孙宝琦等联衔入奏,请现任亲贵内阁解职,处分酿乱祸首,提前宣布宪法。明眼人一看即知,这是挽救人心的办法。可是清廷却把这一道奏疏“淹”了,即既不公开也不批复,算是冷处理。不料,驻军滦州(今河北滦县)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因受革命党游说,联合其他军人列举速开国会、改定宪法、特赦党人、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充任国务大臣等十二款,给清廷发了个电报。滦州就在京城的边上,这份武人的电报等于就是兵谏。而这时又传出离北京不远的太原宣告独立、巡抚被杀的消息,京城里盛传张军即至,人心惶惶。在武人的威胁下,清廷下诏罪己:


“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朦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


武人干政,动辄就要发一道通电,众所周知此乃民国时期的奇特景观。开此例的,就是张绍曾,然而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对此却要大加赞扬。


清廷罪己的同时,又下诏准组完全责任内阁,不再任用亲贵。诏书中“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合”云云,本来是国人早就一再指出的,现在进入诏书真令人感慨。


更大的动作是下诏解除党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特戕贼人才,抑且消沮士气……兹特明白宣示,与民更始……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罪己,实行责任内阁制度,解除党禁推行政党政治,清廷的这几步都是为了唤回已经流失的民心,特别是对立宪派来说,现在清廷所允诺者就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诉求—以和平的方式走宪政的道路,但为什么即使是立宪派,对清廷抛出的最后的救亡策也无动于衷呢?


原因简单得很,人心已冷,谁也没有再耗下去的兴致了。


绵延了两百余年的大清帝国这时就像一棵大树,蠹虫在里面刨其根本,外面有人推搡,还有一些人则冷眼旁观,这样一种局面,它哪有不倒的道理呢?


隆裕掩面而泣


南北相持,最大的受益者将是袁世凯,这种趋势已经明朗。而革命党的激烈行动又加速了这种趋势。


首先是潜伏于京城的革命党激进一派暗杀袁世凯未中,倒帮了袁的大忙。隆裕太后倚袁世凯益专,清廷中对袁不利的话都不能入隆裕之耳了,而袁于案发后,更以休养为名不再入朝,以示要挟。其次,革命党的炸弹帮助袁世凯消灭了一个有力的敌人,即满洲贵族中的少壮派代表良弼。良弼抵制袁世凯,反对议和、清帝退位,正组织“宗社党”与袁抗衡。良弼被炸死,亲贵皆胆落,纷纷离京走天津、青岛、大连等处,避居于租界,无人再敢反对议和。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在袁世凯心腹、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不久,更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赤裸裸地威胁道:“虽祺瑞等公忠自励,誓死可保无他,而饷源告匮,兵气动摇,大势所趋,将心不固,一旦决裂,何所恃以为战?深恐丧师之后,宗社随倾,彼时皇族尊荣,宗藩生计,必均难求满志。即拟南北分立,勉强支持,而以人心论,则西北骚动,形既内溃,以地理论,则江海尽失,势成坐亡。”


最后的崩溃终于来了。公元1912年1月间,《申报》的一篇报道赫然题为《清皇族的哭声》,记述的是隆裕太后于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前召集的御前会议的情形。私底下,隆裕的表现更为凄惶。《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中记录了谱主梁士诒的一段话,“当国势危时,清廷所以饵我者甚至。御赐物件前后十余种,又赏紫禁城骑马及赏紫缰等等。良弼被炸之日,京师风云至急,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赵秉钧先大哭,誓言保驾,我亦不禁泫然。”梁士诒时任袁内阁的邮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则系外务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这三位哀哀求告,当然是说给袁世凯听的。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发布皇帝退位诏书。从此,“皇帝”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几乎所有关于近代史的书籍写到这一重大事件时,都会宣告:这代表着君主专制在中国的终结。其实“君主”和“专制”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并不是国体先进,政体就会自然先进。有君主未必一定专制,君主立宪国的代表英国就是最好的例证,反过来,没有君主,也未必就一定没有了专制。君主国体的被埋葬,的确掀开了中国新的一页,但这一页对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纸皇帝退位诏书并不能给出斩钉截铁的答案。


著名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一直服务于故宫,他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下了一件趣闻,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起初“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见有奏国事者,乃问奏事处太监曰:今日何无国事?奏事处方告以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但请问家事可耳。乃爽然。”自己丢失了一件早已习惯使用的东西当然难免惆怅的,何况这件东西里包含家国之重呢?


吴瀛所著书中还存有袁世凯一个墨迹的书影,系袁在清皇室优待条件之末的一个亲批,“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至今耿耿”,一代枭雄也会有这种心理负担吗?也许这就是人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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