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笔下的黄埔军校(中)

关于建立一支党军

1924年10月,成功遣散商团并未使国民党的危机得到暂缓。学生武装新近取得的声誉刺激形形色色的本地军阀采取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当时正在广东东部海岸作战的陈炯明部队,以及驻扎在广州的杨希闵和刘震寰等“友军”。

黄埔军校立即决定为两个教导团征募士兵。孙逸仙建议军校主要在广东本地的工人农民中吸收战士,从广东以外地区征募来的人可以作为候补力量。28国民党和黄埔军校财政来源不足,这个建议当然是从节约角度出发的。然而,从本地吸收学生,会陷入创建另一支纯粹由广州本地人组成的地区性武装的危险。孙逸仙的建议还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吸收不同省份学生的意图相左。蒋介石无视孙逸仙的意见,继续把征募广东省外人员的任务交给他的一位私人密友,当时在上海的商人陈果夫。29

在商团危机当中,1924年9月,蒋介石开始让陈果夫为其服务。蒋介石发现军校所需要的马、骡、军服和其他杂物的价格,上海比广州便宜五分之一。陈果夫被指派为军校在上海的采购员。301924年底,陈果夫接受了一项附加任务,为军校征募士兵。按照陈果夫的说法,正式的邀请来自孙逸仙。此事表明,在1924年12月,蒋介石的这个安排还要取得上司的同意。但把上海作为采购物品和征募学生的主要基地,还是扩大了蒋介石及其密友陈果夫的个人权力。后来,有7名学生被派往上海协助陈果夫的工作。31

黄埔军校最初几乎完全不强调新兵的政治背景。例如,孙逸仙写信给当时在长江下游一带活动的军阀卢永祥,请求他的帮助。卢永祥却给新兵的征募设置障碍。321924年12月——1925年3月,上海办事处共向广州输送了4000名新兵,估计在每人身上花费了21元钱。这些钱主要用于交通支出,以及对海关官员、上海码头工人的行贿,因为他们发现有几批旅行者是国民党军队的新兵。33这是组成第一教导团的开端,成立教导团的目的是对学生军官进行作战指挥训练。黄埔军校学生和这支教导团共同组成国民党军队的核心。

蒋介石不等对教导团进行训练和装备,就立即发动对陈炯明的军事行动。1925年年初,蒋介石带领一支3000人的队伍开始了第一次东征。此时,陈炯明集结在汕头到惠州之间的军队多达3万人。学生军不顾一以当十的巨大兵力悬殊,坚守阵地,并于1925年1月15日通过占领淡水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34陈炯明被迫重新集结军队,而蒋介石则赢得了让军校学生和教导团做好准备的宝贵时间。

黄埔军校巩固和发展有战斗力的军队,使国民党同广州两个军阀的关系越来越恶劣。杨希闵和刘震寰原先是倾向国民党的,但他们对国民党的支持,即使在关系最好的时期也微不足道。他们不愿眼看着国民党缔造的军队发展壮大之后对自己不利。1925年5月,军校方面预料会遭到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5月21日,险情已经出现。35蒋介石以其特有的果断,在6月12-14日间,带领已经达到大约一万人的学生军进入广州。杨希闵和刘震寰军队猝不及防,被围困和缴械。36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国民党才取得对广州的有效控制。此时孙逸仙已经去世,提议采取这个行动的是蒋介石,而不是国民党当时的领导。成长中的党军的行动显然比正忙于考虑政治继承人问题的国民党领导更有效率。

1925年6月取得对广州的有效控制,很快证明这对国民党的政治前途至关重要。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的反帝运动,激起全国受过教育年轻人民族主义情感的新一轮波涛。如果国民党希望得到受过教育年轻人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视为积极参与反帝运动。6月23日,仅仅在控制广州几天以后,国民党就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街头示威游行。37这是利用五卅运动的契机,精心筹划的行动。

国民党领导胡汉民、汪精卫和廖仲恺在约有五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与会者有来自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学生用灵活的方式组织示威者,他们让游行者手举标语旗帜,高喊反帝口号通过广州的街道。38军校学生证明他们不论是作战,还是组织群众性政治集会,都同样地出色。

广州沙面租界外国人的惊恐是可以理解的。本地警察荷枪实弹地面对示威者,英国军舰则从河面上提供援助。沙面租界与本城主要的居民区只有一条城壕相隔。这是一条狭窄的城壕,人们可以把石块扔到对岸。示威者用手势、用言语进行恐吓,但没有携带武器。然而,英国人却认为受到示威者的挑衅,于是任意向示威者开枪。领导示威游行的军校学生尽管有人员伤亡,却依然控制着游行队伍,并把示威者转移至安全地带。39军校学生表现出的纪律和克制与英国人的过度反应形成强烈对比。沙基事件还把国民党和黄埔军校推向五卅运动的最前列。换上军装的军校学生军,取代身穿平民服的学生,成为群众性示威游行的新领导。这是第一次由国民党发起、由“学生军”带领,统一指挥的群众性示威游行。

黄埔军校学生的组织和纪律,以及他们的牺牲精神,使1925年6月23日成为广州进入五卅运动的转折点。国民党因重新引起全国的关注和支持而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广州的贡献远远超越了抗议,还贡献了组织、训练和军事行动。当反对帝国主义事业在上海和其它地方遭到严厉镇压而不得不转入地下时,同样的事业在广州却依然公开进行。黄埔军校被视为这个新出现的激进主义的核心。但“学生军”尚未准备挑战英国帝国主义的权势。蒋介石迅速离开众人注目的中心,把政治注意力转向大批志愿者。他此时所关心的是组织一支统一指挥的军队准备北伐。蒋介石正在推进军事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当香港以发起大罢工作为对英国人的直接报复时,政治抗议的焦点被工人运动所取代。罢工期间,香港工人回到广州,港口实行贸易禁运,组成工人纠察队强制实施罢工和贸易禁运。40这就加剧了五卅运动中工人运动和“学生军”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对立。

除了街头示威、牺牲、罢工、联合抵制之外,国民党还对军队的后备基础坚决地进行了重组。黄埔军校学生军的军事政治声誉成为国民党发展极权主义军事结构的基础。1925年3月13日,黄埔军校的武装(Whanpoa Units)正式定名为国民党党军。411925年9月,国民党组建军事委员会,这是第一个统一协调拥护国民党的各类军事力量的机构。421926年1月,国民党宣布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43所有军事力量都正式改编成为同一支军队。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黄埔军校党代表,汪精卫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打破地方主义,以便更好地为全民族的事业做准备。44

汪精卫的要求,更多地是表达了对未来的展望而不是当下的现实。此时国民革命军由一批可以清楚分辨的特定的地方部队所组成。第二军是从前湖南的谭延闿部45;第三军由广州的朱培德部组成;第四军是广州的李济深部;第五军是先前福建的李福林部。只有此时称为第一军的党军确实不是地方军队。当更多地方武装要求加入国民党统一全国的事业时,附属于国民党的军事单位便接二连三的创建起来。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共有8支军队,由党军和其它7支军队组成。但国民革命军的改组并非全然有名无实,为加入这支军队,各路军阀不得不把训练军人的任务交给黄埔军校,并让黄埔军校毕业生进入他们各自的指挥系统。46通过这个途径,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把进入黄埔军校作为追求实际军事指挥权的第一步。强调重组是让黄埔军校毕业生最终取得对国民革命军的支配地位。

巩固国民党对国民革命军的统一管理,依靠党军在先前的地方军中迅速建立起威信,以及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的分布。在国民革命军中加强纪律的任务直接落到蒋介石及其黄埔军校学生的身上。黄埔军校成为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加入和对军队进行控制的机制。

不断增长的政治支持,是国民党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五卅运动斗士的结果。这使扩大党军,以及强化党军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成为切实可行的任务。黄埔军校加紧征募新学生,并在北京、开封、汉口、和上海等地建立起地下办事处。黄埔军校要求新学生达到中学毕业文化程度,这个相当高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使教育机会受到限制。征募对象无疑锁定为大中学校学生,这使那些受爱国主义情感激发的年轻人如同具体表达政治意见那样追求参军入伍。在大规模征募时期,国民党在各地的组织为输送候选人到广州而进行筹款的能力,反映了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更广泛的支持。4个秘密征募中心完成各自吸收500人的定额几乎都没有困难。

主要问题在于防止敌对政权发觉征募中心就设置在他们的地盘上。例如,在汉口的办事处被吴佩孚觉察,征募到的人被遣散。黄埔军校的政治吸引力如此之强,以至其中的多数人仍然通过各自的途径抵达广州。47尽管第四、第五期学生都扩充至2500人,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还是多于黄埔军校所接纳的人数。多余人员并没有被拒之校门外,他们进入预备班,在军校教导团被训练为士兵。五卅运动以后,学生大批涌入黄埔军校学生班和教导团。应征进入黄埔军校被认为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这主要意味着参加由国民党主持的军事训练计划。这保证了黄埔军校学生,和1925年5月30日成立的教导团的士兵来自经过选择的社会群体。48

军校生源的地区结构反映了不断增长的全国各地对国民党的支持。在1925年以前,来自广东的学生约占总人数的25%,到第四期,比重降为9.61%,第五期,反弹至13.73%。从中国中部地区来的学生有显著增加:第四期有将近半数学生来自中部地区,到第五期达到三分之二左右。49

五卅运动全国范围的反帝气氛使黄埔军校的新兵源源不断,而黄埔军校的任务仍然主要是把新兵转瞬即逝的热情转变为对国民党政治思想和纲领的坚定信奉。但国民党的政治思想是什么,在1925年似乎还不清楚。接受俄国的援助和容忍共产党参加国民党,都不符合孙逸仙提出的有关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如此明显的不协调留下了一个政治问题:孙逸仙的信条与马克思主义能否和谐共存?回避和迟迟不解决这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损害了国民党意识形态上的权威。与此同时,五卅运动所激发的冲动,以及1925年3月孙逸仙去世后国民党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变幻不定,使高度的弹性成为必需。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将会损害国民党的前途。

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犹豫不决反映在黄埔军校中。例如,在一份入学试卷中,考生得到的印象是中国的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他们还要回答一些口试题:“没有农民的参与,民族革命运动能不能取得胜利,为什么?”“没有世界革命的支持,民族革命运动能否获得成功?”50最高领导和党的代表大会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和军校都不可能对学生进行稳定的意识形态指导。模糊不清的政治指导,为共产党宣传他们所选择的学说提供了机会。共产党抢先得到了国民党希望培养的意识形态信仰和学生对国民党的忠诚。

尽管黄埔军校宣称目标是培养政治忠诚的军官,但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方针,又没有提供充分的政治训练。政治课时常被取消,因为特约教师,如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尚未到达。党的政治领袖未能塑造一个积极参与的形象,没有起到向军校学生解释党的主要学说的应有作用。导致上述缺陷的原因,是党的高层领导不能就什么是党的主要学说取得一致意见吗?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黄埔军校学生虚掷光阴?汪精卫和胡汉民后来都为他们忽视党的这一关键性基础而付出代价。

在黄埔军校为政治训练做准备的头6个月,主要由于高层领导人的忽视,实际情况并不如表面上看到的那么好。按照安排,讲授政治课程的任务由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何应钦那样的专职教师来承担。因准备时间很短,校长的讲演成了传统的道德说教。51相比之下,周恩来与他在黄埔军校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共产党员却将注意力倾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黄埔军校内部滋长着意识形态的分歧而不是聚合。由于国民党方面普遍的忽视和无准备,周恩来在政治部中巧妙地扩大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像以下引文所提到的:

第一任的政治部主任便是戴季陶先生。他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扬52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去了。因此,中间好几个月政治部没有主任。但当时政治部只有两位担任纪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的组织,所以虽然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邵元冲先生继任主任,工作与前无异,唯举行了两次政治讨论。总理北上,邵先生随着去了。商团事变(十月十日)以后,蒋、廖、汪、胡诸位都忙于应付时局问题,演讲也少了。1924年12月,53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54

资金短缺、食宿供应不充足,以及开始时几乎没有任何装备,因此第一期学生主要进行步兵操练。55最后一场考试是以近郊为战场的作战演习。56为第一期学生提供的军事训练是相当初步的。

第二期学生受到的训练相对复杂些,因为有了从商团处缴获的和俄国人提供的武器,训练更多样化。因此,第二期分为5个组,每组都有独特的训练课程:步兵、炮兵、工程、交通和军事警察。57但军事训练仍不令人满意:为期6个月的训练非常短暂;短暂的训练期间,学生还被派去打仗。第二期学生是在商团危机中入伍的,并且在毕业前被编入第一次东征部队。由于黄埔军校利用战斗间隙在汕头建立了临时校园,所以学生的军事训练并未完全中断。但临时凑合的军事训练不足一月便告结束。为与杨希闵和刘震寰作战,军校学生又被调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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