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玺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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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5.itiexue.net/1306/13064417.jpg[/img] 张 维 玺(1889—1944) 张维玺,字楚玉。民国陆军中将。原在西北军中曾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前后任国民革命军第




张维玺列传(一)

张 维 玺(1889—1944)



张维玺,字楚玉。民国陆军中将。原在西北军中曾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北伐前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中原大战时任冯阎联军南路军总司令。中原大战失败后,寓居天津数年,1936年赴南京参加陆军大学学习,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将参议兼贵阳军训部督练官。1942年因天津家人被日寇羁押,经军委会允准,张出川赴开封托旧友汪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解救人质,孙借机要挟,迫使张留下并委以汪伪第二方面军副总司令之职,张拒不受命且暗中支持抗日活动,被日寇毒死于江苏泰州。



张维玺,1889年出生于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南彦寺村(1943年改名为寿山寺村)的一个贫农之家,父亲张安然,母亲李氏是村中颇有贤名的农妇,生有五个儿子,张维玺排行第二,因家中人口多,种田难以养家糊口,父亲靠卖豆腐来维持生计,但因鲁西北地区连年灾荒,农作物欠收,生意也难做,日子过得非常困苦。张维玺幼年读过乡塾,后因家贫辍学,帮父务农,1904年经人介绍,张维玺去临清某中学当校役,该校王老师见张维玺能吃苦耐劳又聪明好学,就经常教导他读书习字。1906年王老师又通过该校校长的关系,介绍张维玺赴奉天第二混成协当兵,后由段雨村保送东三省讲武堂学兵营前队(连)当学兵,当时的队官(连长)是历史上著名的、用炸弹炸死清王朝宗社党首领良弼的民主革命家彭家珍,由于彭家珍经常对他部下的学兵进行民主革命教育,因而使张维玺逐渐树立起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思想。


1907年,第一混成协王化东奉令跟随徐世昌由北京南苑开赴东北新民府驻防,当时冯玉祥任第一混成协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后队队官,1910年冯玉祥所在的第一混成协与原来的独立第一、二团合并编为第二十镇,由陈宦统制,冯玉祥被提拔为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3月张维玺被调到二十镇冯部第三营当排长,在那里他认识了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张之江、张树声、商震等,并参加了王金铭等成立的“山东同乡会”,结识了更多的革命分子。1911年10月张维玺随冯玉祥八十标由新民府调驻秦皇岛附近的海阳镇,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冯玉祥在海阳镇被驻军头目范国璋软禁,四天后冯玉祥被解除军职递解保定原籍,张维玺和其他军官也被遣返原籍,在回乡的路上,张维玺遇见结拜的盟兄,营中第一司号手许骧云(明山),两人都对滦州起义失败、王金铭等人被害,以及冯玉祥被解职之事,痛心疾首,心有不甘,相约要等待时机,共同革命到底。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一周后冯玉祥到北京陆建章处,时值袁世凯扩充武力,令陆编练左路备补军五个营,陆委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张维玺听说冯玉祥重新带兵,从山东赶到北京南苑,1913年6月22日张维玺返回冯营后继续任排长,还有二十镇的老战友陈毓耀、韩复榘、谷良民、许骧云等也纷纷从各地赶来投靠冯玉祥,老朋友们见面分外高兴,冯玉祥都在军中一一作了安排,共同参加训练,成为军中的骨干力量。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警卫军,因冯玉祥练兵成绩优异,升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并兼第一营营长,张维玺在该营当排长。1914年9月陆建章奉袁世凯命令剿办白朗起义,遂调冯玉祥入陕,并改编所部为第七师第十四旅,冯升任旅长,同年10月,第十四旅又改为第十六混成旅,仍由冯任旅长,1915年3月20日张维玺升任第一团第二营连长。 1915年夏,袁世凯调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四川,冯玉祥率第一团由陕入川,此时袁世凯帝制活动日益猖獗,张维玺在冯部任连长期间,积极拥护冯玉祥加入蔡锷将军讨袁护国的行列,决不与义军作战。冯玉祥在曹锟、吴佩孚等的重压下,不得不命令部队开拔去攻打护国军占领的叙州府。在此战役中,张维玺的盟兄,排长许骧云竟然违反军纪,愤然弃械而走,张得知后大吃一惊,急忙派人一同将许追回,并叫他快去自首。冯玉祥对许进行严历训斥,本当治罪,但见他是一时冲动且真心悔过,乃宽恕了他。


1916年5月22日四川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病死,冯玉祥率部取道汉中北返,由于陕督易人,第十六混成旅无法在陕立足,1916年秋冯玉祥接段祺瑞命令率部进驻廊坊一带。冯部进驻后,立即动手扩建营房,整军训练,以担负起拱卫京都的责任。1917年4月12日张维玺升任冯部第一团(团长杨桂堂)第二营营长(韩复榘任该营营副),被分配驻扎在通州。因张维玺是当学兵出身,对于军士勤务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冯玉祥委托他编撰一本《军士勤务书》作为连队的平、战两时职责、任务的规范和准则。这本书写得很好,深受冯玉祥的赞赏,即发全军军士人手一册,定为必读的课本之一。张维玺为撰写这本书,劳累过度,影响了目力,成了近视眼。当时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上自旅长下至伙夫,全旅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当张维玺向冯玉祥请示配制眼镜时,冯曾问他不戴眼镜能看多远?张答说能看五、六米达,从此军中就给他起了两个绰号:“六米达”和“张瞎子”。


1917年4月6日,冯玉祥被段祺瑞免去旅长之职,贬为正定府第六巡防营统领,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由第一团团长杨桂堂继任。张维玺与十六混成旅的将领们共同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决定,段祺瑞以第十六混成旅要哗变为名,调第八师三团进驻韩家墅等地戒备,形势非常紧张,段怕事态扩大,请陆建章出面转圜,第十六混成旅的官兵们只得流着眼泪,送别他们跟随多年出生入死的旅长。张维玺、许骧云与其他官兵们把冯玉祥的军裤撕成布条留作纪念。1917年4月20日授张维玺陆军中校衔。


1917年6月14日,张勋率领辫子军由徐州进京阴谋扶持溥仪复辟。张维玺与第十六混成旅的军官邱斌、鹿钟麟、张之江、宋哲元等公推薛笃弼为代表,赴天台山请冯玉祥复出主持大计。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复任命冯玉祥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7月6日冯玉祥迅速赶到廊坊发出通电,誓师讨逆并下令攻击。冯玉祥部一路领先,12日晨张维玺率第二营架设云梯攻入右安门直捣天坛,11时,将在那里的辫子军全部俘获,逮捕了复辟要犯张镇芳、雷震春,这两个人都是袁世凯称帝时的宠臣,如今又参加张勋复辟,被人称为“双料帝制犯”,因而得到严惩。张勋则逃入荷兰使馆。午后3时,全城即告肃清,复辟丑剧收场。


1918年6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兵驻常德。在常德时,张维玺曾带一营驻在常德附近的德山,该地蚊虫多,疟疾病非常猖獗,在该地大半人都染上疟疾,张维玺也患病且较严重,多亏营中带有医药设备,并赶紧移住他处,极力诊治,才脱离危险,逐渐痊愈。此时第十六混成旅已由5000人扩编到7000人,不久冯玉祥又将两个团扩充到五个团,即拥有步兵4个团,炮兵1个团及骑兵、工兵营等,相当于一个正规师的兵力。1918年7月29日授张维玺陆军上校衔,张升任步兵第四团团长。第一团团长李鸣钟,第二团团长张之江,第三团团长张树声,炮兵团团长鹿钟麟,另外还有骑兵营营长李长清,工兵营营长程希贤,辎重营营长闻承烈,模范连连长冯治安,手枪队队长陈毓耀,四个步兵团的营长是孙良诚、赵希聘、谷良友、宋哲元、葛金章、石友三、过之纲、韩复榘、刘汝明、曹梦九、佟麟阁、刘玉山,炮兵团的营长孙连仲等。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命令受直系控制的常德镇守使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北上参战。由于皖系张敬尧、吴光新似有夺取湖北地盘的企图,属于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深怕抵挡不住而丢掉地盘,于是急电冯玉祥请求速率部驰援,于是冯玉祥离开常德北上,部队到达汉口,此时,张敬尧部队已退回武穴,王占元就指定第十六混成旅驻扎在汉口谌家矶造纸厂,其中少部分屯驻在滠口,因空房少,都是搭帐蓬来住,七、八月间汉口的天气溽热,住的地方如蒸笼,官兵们因此致病很多,冯玉祥曾多次请求调换驻地,王占元总是置之不理,且借口第十六混成旅是由陆军部拨饷,故也不接济粮饷。皖系张敬尧的一部分人,不知同谁勾结,又将部队乘船由武穴开回,并要到谌家矶屯驻,冯部乘夜袭击,将他们全部解决,共缴获七五野炮二十七门,重机枪一个营,辎重兵一个营,以及无数的枪弹炮弹,王占元知道此事后,说这是冯部在湖北所做的事,所缴获的枪炮应当归他,并派人再三再四地要求,最后又派孙传芳来交涉,冯玉祥不愿为这件事闹成意见,终于把战利品都交给了王占元。冯玉祥对王占元的所作所为,心中十分鄙视和愤恨。湖北督军王占元,山东馆陶县人,张维玺因与他是同乡,在汉口时,张维玺曾去督军府进谒。王占元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且乐善好施。1915年曾捐洋15000元修建南馆陶卫河浮桥,出资银元2000元重修县志,在南馆陶镇办了“新亚小学校”,以及每逢灾荒之年,则募捐设粥棚赈济灾民等,故在当地的乡绅和百姓中对他都有良好的口碑。张维玺对王占元也很崇敬,但却因此导致他以后犯了一个大错误。


1920年11月,冯部第十六混成旅奉令调到河南信阳,张维玺调任步兵团第三团团长,第四团团长由刘郁芬升充。兵驻信阳,因几个月无处领饷,军队处于饥饿状态,最后冯下令截留了铁路税款十万元,以应急需,适巧河南督军赵倜在汉阳兵工厂新购七九步枪1500支运往开封,路经信阳,也被冯部截留,赵倜闻讯大怒,勒令冯部交还,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冯知道后,来个先发制人,于是派张维玺团以野外演习为名,向驻马店前进,驻防驻马店的赵倜所部李鹏举团,侦知张团来意不善,坚不相让,遂起冲突,李团终于战败投降,冯部又缴获了一千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1921年春,冯玉祥在信阳得知王占元将由武汉乘京汉路火车晋京公干的消息,冯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密议,当王占元路过信阳车站时把他扣留,要挟他清还所欠的粮饷,由于张维玺与王占元是同乡且是他尊敬的长辈,竟把这个秘密计划偷偷透露给了王占元,王占元遂改道乘船至南京,转乘津浦路火车北上。冯玉祥对王占元的忽然改道,断定有人泄密,经过百般访察,始知是张维玺所为,很是气愤,但一因此事不便向外张扬,二因部队即将开拔入陕作战,张维玺时任团长且系一员有勇知方的战将,当时冯玉祥姑且隐忍未发。


1921年3月,北洋政府因撤换皖系陕督陈树藩而以直系的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继任,陈抗命不交,5月,曹锟、吴佩孚命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由河南信阳开往陕西,协力阎相文争夺陕西地盘。入潼关后,冯玉祥便将所属部队编为三个纵队,李鸣钟为左翼纵队,张之江为右翼纵队,张维玺为中央纵队,张团任先锋,连克浐桥、灞桥,率先攻入西安,陈树藩率残部先逃咸阳,继又逃往陕南汉中,而陈部的姚震乾旅未随陈树藩撤走,尚在西安近郊的蒲阳村据守圩寨进行顽抗,张维玺团对蒲阳村进行三面包围,姚震乾旅将被聚歼,不料入暮后,姚震乾派使者送给张维玺一匹名叫“黑风”的千里马,并约定次日上午缴械投降,张维玺受骗上当,信以为真,当夜停止攻击并麻痹大意地放松了监视和警戒,静待对方次日投降,姚震乾旅却全部在夜半悄悄地乘隙逃走,为此,冯玉祥认为张维玺是受贿纵敌,致使唾手可得的一个旅的人和枪逃脱,于是冯玉祥将这次的“黑马”和上次的“泄密”事件,两笔新旧账一起算,遂即撤去张维玺的团长职务,降职降级为旅属修械所所长。


1921年7月7日阎相文在西安就职陕督,此次驱陈之役,以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功劳最大,阎相文连电曹锟、吴佩孚坚请将第十六混成旅扩编成师,最后曹、吴同意将第十六混成旅改编为陆军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8月24日阎相文服毒自杀,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继任督军。冯玉祥就任陕督后,由于陕西本来就不富庶,况且冯手里只掌握七个县的地盘,不要说养活全省许许多多的军队,就连他自已的第十一师的粮饷也难以维持。适值直奉战争即将爆发,故此,冯玉祥主动请求辞去陕督之职,愿赴前线参战杀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冯玉祥因战功而被任命为河南督军,河南远比陕西富庶,又无别的军队需求粮饷,于是冯玉祥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除了原有的第十一师外,不到半年时间就增加了六个新兵团(名义上是河南地方保安部队),张维玺又当上了新兵团团长。吴佩孚得知冯玉祥不断扩充军队,恐怕养虎贻患,于1922年10月,吴佩孚操纵中央,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有职无权的陆军检阅使,并命令冯只许带走第十一师,而不许带走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的六个新兵团,但是冯玉祥施了个“金蝉脱壳”之计,令六个新兵团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号,由开封经郑州,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地向北京开去,而真正久经战阵的老兵第十一师则由第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率领开来,此时被吴佩孚派来监视冯部调动的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深知自己不是第十一师的对手,没敢阻拦,只好仍然放行。吴佩孚得知后,气恼不已。


冯部被调到京城附近,因没有地盘也就没有粮饷来源,冯玉祥去找黎元洪交涉,黎见冯带有四五万人马,而自己手里没有武力,故想把冯部抓到手,使成为自己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马上把冯的那六个新兵团编为正式的中央陆军,给以第七、第八、第二十五混成旅的番号(旅长为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并给以每月可以收入一二十万银元的北京崇文门税关,作为军饷基本来源,张维玺被编为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团任团长。冯部进驻南苑,在南苑组织检阅使署,第十一师及三个混成旅统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的直接节制和指挥,就这样,冯玉祥得到了一个相当长期的安定环境,专心致志地把部队整训了两年,这两年时间的南苑练兵成了冯玉祥训练部队的黄金时期,为后来西北军的大事扩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维玺擅练兵,1923年至1924年冯玉祥所部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在南苑练兵时,冯玉祥为了增强初级军官和军士的带兵能力,特成立军官和军士教导团,即以张维玺兼任团长,轮番抽调全军各部队的军官、军士加以进修深造,成绩卓著。张维玺对练兵有独到之处,在全军中很少能出其右者,每届年终校阅时,无论是学科、术科、操场、野外或内务、卫生、军纪、风纪,张维玺部总是名列前茅。1923年北京正当严冬腊月时,冯部在南苑大操场举行沟垒(战壕)比赛,以团为单位,规定每个团出三个营,每个营出四个连,每个连出官长四员、士兵100名。每个团所挖沟垒的长度,就是战时一个团应担负的防御地段,沟垒的深度是立姿散兵壕。晚6点半钟开始至次日凌晨3点钟停止,共进行八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就地吃一顿夜餐。动工期间不许说话,不许擦火柴,不许打手电筒。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正在用手挖土的人,有被铲土的铁锨铲断手指的,有被凿地的铁锥戳伤脚面的,受伤的人数以百计。在比赛动工过程中,自冯玉祥以下的各级军官,统统亲临现场巡视督饬,而连、排长除指挥外都同士兵一道参加劳动。次日天亮后,冯玉祥亲自领着几位旅长和参谋长评判优劣。结果那次比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名列第一,除了对全团官兵颁发了荣誉奖和物质奖励外,还奖给团长张维玺一座直径50厘米,高达100厘米的紫檀木架子玻璃罩的大银杯。这个银杯原先是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结婚时,冯玉祥买了二百块钱的景德镇瓷器做为贺礼,溥仪所回敬的一座银杯。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期间,每年暑期举办夏令营,每年举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1923年夏令营地点在距离南苑不远的清代皇帝避暑的夏宫“团河”,那里林木茂盛,风景优美,楼台亭榭富丽堂皇。冯玉祥在北京办的一所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校址就设在团河。夏令营由冯玉祥亲自主持,参加人员为副营长以上的各级军官。这个夏令营是一种让军官们度假、休息、避暑疗养的性质,生活比较轻松愉快,许多军官家属前来探亲,一同度假。1923年夏,张维玺参加夏令营时,母亲张李氏携幼子张维翰,以及张维玺的妻子王仲瑛一同由山东来京探望,张维玺陪同他们游览了京城,冯玉祥也派专人来招待,请吃饭和赠送了一些应用的物品。张维玺与母亲商量后将五弟张维翰留在北京送入育德中学读书,该校校长是余心清,学生全部住校实行军事化管理。张维翰在留京求学时期,结识了同班同学彭雪枫,而且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学校中一些左翼学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张维翰经常和他们聚集在一起阅读进步书籍,深受共产党员的思想熏陶,主动接受了革命理论,决心走向共产主义革命的道路。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冯玉祥在北京将刚招募的万余新兵分为三个新兵旅,张维玺升任第二补充旅旅长,其他两个新兵旅长是孙良诚、蒋鸿遇。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指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冯借口新兵尚需训练,不堪用命,将张维玺、孙良诚、蒋鸿遇三个新兵旅留在北京。10月19日,冯玉祥抵滦平后召集会议,议决秘密班师回京,并令鹿钟麟先密赴北京,会同张维玺、孙良诚两个旅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合入城,分任警戒,张维玺担任北京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至西直门、阜成门之间的城防守备。22日午夜开始了一场不流血的北京政变,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建国大计,并联同胡景翼、孙岳等在北苑召开军事会议,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冯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张维玺被编为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第三旅任旅长,辖第十三团(团长丁振国)、第十四团(团长张印湘)、第十五团(团长倪玉声)和旅部直属机枪连、手枪队。 1925年5月第二师奉命由京开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在火车输送途中,张维玺旅的工兵营所乘列车通过隧道时,烟雾弥漫,漆黑一团,有一新兵梦中惊醒,慌张失措跳下火车致被摔死。冯玉祥对此事非常生气,把张维玺叫到张家口,亲手打了几记耳光和棍责二十以示惩戒。张维玺在绥远驻军期间,曾率部疏浚五原一带黄河泥沙的淤塞,恢复河运又疏凿了张家口附近的清河,并修建一座坚固的铁桥(即清河桥),改善了河两岸的交通。1925年7月18日北京政府授张维玺陆军少将衔。


1925年8月,甘肃省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长清赶走甘肃军务督办兼陆军第一师师长陆洪涛,自称师长,段祺瑞任命冯玉祥为甘肃军务督办前去镇压。冯任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和西北边防督办公署参谋长蒋鸿遇代行甘肃军务督办、会办职责,1925年秋,刘郁芬以总指挥名义,蒋鸿遇以副总指挥名义,率领第二师的两个旅(第三旅旅长张维玺、第四旅旅长孙良诚)徒步行军由绥远经宁夏,于1925年10月底进入兰州。刘郁芬到达兰州后,李长清按例应来进谒。一日,李长清带了四十多人卫队到督办公署前来拜见,当他被许多卫队簇拥着到督署门前的时候,张维玺突然出来,厉声呵斥:“你是什么人,敢带了许多人到这里来!”,立刻喝令卫兵将李的卫队全部缴械,李长清惊慌失措地急忙拿出名片说明来意。当李长清见到刘郁芬后,嗫嚅地说了卫队被缴械之事,刘郁芬立刻命传令兵唤来张维玺,当着李的面前对张加以训斥,并命将所缴的枪一律发还,刘、张二人演了一回双簧戏,为了使李长清安下心来,后来刘、李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刘郁芬将李长清秘密处死。消灭李长清后,兰州的局势逐渐稳固。不久,刘郁芬由总指挥代行督办升为代理督办,第二师一部分调赴绥远,所空兵额,乃派出大批人员各处招募壮丁入伍,成立军官、军士教导团,训练下级军官,刘郁芬兼任团长,张维玺任副团长。自此兰州及甘肃部分地区成为西北军后方根据地,为西北军提供了一定的军粮、军饷和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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