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鹰与龙的搏击 第九章 战略防御 第三节 “文装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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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6972.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6972.html[/size][/URL] 第三节 “文装解放军” 这些书生虽然文弱,不会打枪和扔手榴弹,但他们同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样,都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 后来李克农亲昵地称浦山为“人民的小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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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文装解放军”


这些书生虽然文弱,不会打枪和扔手榴弹,但他们同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样,都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

后来李克农亲昵地称浦山为“人民的小毛驴”。


朝鲜战场的停战谈判,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外交斗争阵地。而停战谈判实际上的幕后总指挥周恩来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忙的一个阶段。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代表团的来电,对每天接到的代表团报告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以及请示,一般都由他直接处理,当夜就作出决定复电谈判代表团。重大问题则经周恩来考虑后,再马上与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研究,对下一步谈判作出要求和指示,然后周恩来又开始接着处理国内问题。

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这样的工作状况维持了两年零两个月,直到谈判达成协议后才告一段落。总理办公室机要秘书刘震海回忆道:“我们亲眼目睹总理在抗美援朝前后,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劳累最繁忙的时期,经常是几昼夜工作,长期缺乏睡眠。”

当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半年时,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再也支持不住,终于累倒了,被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令作了短暂的休息。之后,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一次,邓光值班时见到:“一天夜间,他在连续工作了四十多个小时之后,在办公室门边差一点晕倒,幸而卫士抢上去扶住。当时帮他处理开城谈判电报的杨刚同志惊叹道:‘人怎么会累到这个地步!’”

这几年,由周恩来主持、出席和参加碰头研究的会议多得难以统计,几乎天天都有,起草、批阅、签发的文电达千件以上。许多工作人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心疼地说,他们轮流白天黑夜围着总理连轴转,可以倒班休息,但总理不休息,也无法休息,“军事组、外事组最忙,有的同志送文件、电报,走路都带着小跑”。可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周恩来忘我的、高效率的工作,战争指挥中枢的高速运转是难以想象的。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诸葛亮辅佐幼主,鞠躬尽瘁,被称为一代贤相。而周恩来逝世后,人民群众自发聚集送别总理最后一程,泪洒十里长安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的周恩来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爱甚至包括敌人的敬重 ——新中国的一代名相,更胜于古人一筹!

朝鲜战争期间,朝鲜南北双方曾在开城的松岳山地区进行过激烈战斗。朝中代表团初到时,半山腰的战壕里还有韩军士兵的尸骸。山脚崖上有一个居高临下的风雨亭,有志愿军战士二十四小时值勤。亭前的小树上倒挂着一个榴弹炮的空炮壳,敲起来声如洪钟,它就成为了代表团的对空警戒哨。风雨亭附近盖起了一间间的平房,供代表团秘书处使用。因为这是一场军事和外交互为补充、交叉进行的谈判斗争,代表团申请从国内调来了不少懂外语的工作人员。这些书生虽然文弱,不会打枪和扔手榴弹,但他们同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样,都具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代表团发出的电报待北京批复回来时,往往已是次日凌晨。此时,秘书处又需根据指示修改或重拟发言稿,以赶在当日早上使用。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协商也均由秘书处承担,而且时间多在夜间,地点在波、捷代表驻地,有时,他们深夜约见代表团领导。接待、翻译和写简报等各项任务也离不开秘书处工作人员。乔冠华曾有诗曰:“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赞叹的就是这种夜以继日的工作精神。

因这是一场涉及朝、中、美三方的国际军事谈判,在怒目相对、锱铢必较的斗争中,能否将我方立场表达清楚及了解对方意图,很大程度上依赖翻译的准确性。由于美方使用的译员可靠性较差,我代表团对我方英语翻译的倚重就更为突出。此外,同朝鲜和波、捷同志沟通和联系,还需朝语和俄语,同印度、瑞典、瑞士中立国人士打交道则普遍使用英语。为此,代表团从外交部及其他部门选调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外语干部,还有若干名学成归国的高级学子压阵。还有一名英语水平甚高,被美方誉为“上校翻译”的秘书处副处长毕季龙。可以说,秘书处组成了当时外交部最强的一支外语队伍。

谈判双方敌对情绪强烈,美方骄横无赖。尤其是谈判濒于破裂阶段,美方无心谈判,发言十之八九在谩骂,只有一句半句可能有内容。因此,仔细研究会议记录,十分必要。为了应对美方的攻击,也要细读记录。北京也十分重视会议记录,每次会议的记录(中、英文)代表团都须全文适时电报国内。

就我方而言,对手主要是美国人,因此,代表团对会议记录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要求:英文逐字记录。秘书处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谁也没学过速记,但他们不怕苦、不怕邪,迎着困难而上,托人买来速记书,靠各人自学,艰苦磨练,逐步掌握了这一技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代表团不仅要掌握美方在会议上的态度,也需了解对方在会外的动作和言论,以及西方舆论对会议的评论和反应。但当时的通讯条件十分有限。为了解决信息闭塞的问题,代表团便办起了自己的“内部参考消息”。秘书处的新闻组挑起了这副重担,通过监听外台英文广播和抄收外台电码,及时捕捉了各方的信息。美方残害和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材料,也是根据“内参”整理统计,向对方提出抗议的。

因为中国在名义上不是参战国,而是以民间“志愿军”的身份参战“协助”朝鲜人民军作战,因此在对外谈判中自然要显示以朝鲜人民军为主体。但实际上在幕后掌握谈判进程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朝中双方的同事们建立了会议制度,通过集体讨论,共商对策,然后大力协作完成。公开场合以朝方为主,这是代表团订立的一条原则,这也体现了中国对于身处危难中的朝鲜仍然是一种完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相互尊重,通力合作,共同对敌,使双方关系相处得十分融洽。这与美国人反客为主,谈判桌上只听得美国大佬哇啦哇啦的声音,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不过,虽然“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有时候会被逻辑严谨、语言犀利的志愿军谈判代表解方驳斥得理屈词穷、万分尴尬,但就整体而言,这位海军中将还是给中朝代表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作为谈判桌上的对手,我方谈判联络官柴成文在他的回忆录中给了乔伊以相当高的评价:


“此人在以后的谈判会场上表现得非常沉着老练,在谈判的技巧上给中朝方面许多谈判新手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只能够坚决贯彻杜鲁门、艾奇逊、李奇微的意图。可以看出,在谈判中有几次会谈并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回去以后才受命变卦的。”


由于谈判陷于僵持难有进展,乔伊于是主动要求调动工作,后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曾著有《共产党如何谈判》一书。1956年6月,乔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病逝。

柴成文在回忆录中还描述了“联合国军”的其他几位代表:


“克雷奇将军精于分析,富有辩才;霍治将军……比较朴实,心直口快,不善辞令,嘴里总叼着根雪茄;伯克将军虽然非常有智慧和才能(乔伊语),但在谈判期间没有明显显露出来。”


1952年5月22日,美国陆军少将威廉﹒哈里逊接替了特纳﹒乔伊,担任“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我方代表团秘书处的杨冠群先生在他的《热战中的冷战:板门店停战谈判》一书中对哈里逊是这样描述的:


“1952年5月,威廉﹒哈里逊接替了乔伊。这位美国陆军少将个子不高,鹰鼻鹞眼,说话时压低了嗓门,同魁梧、英俊、声音洪亮的南日形成对照。说起来,哈里逊还是名门之后,是美国第九任总统哈里逊的直系后裔。他本人又是美国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第8集团军是美国在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主力。他的作战能力如何,我们无从评论,但作为谈判对手,他的气质和作风却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好印象。至少,他没有他的前任表现出的耐性。哈氏上任十天就三次建议休会。最短的一次会议只有二十五秒,堪称世界外交谈判史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会上不耐烦时他就打哈欠、吹口哨、看手表,没有一点礼貌和教养。”


正如在板门店帐篷里看到的,谈判桌上仅有一面联合国旗和朝鲜国旗,根本没有南韩的地位。坐在谈判桌上的也有一名南韩将军,但从不发言,因美方从未配备朝英和朝汉语的翻译。志愿军谈判代表还注意到:南韩代表白善烨“纯属摆设”,白善烨坐在美方首席代表美海军中将特纳﹒乔伊的右手,但乔伊写条子征求意见时,往往越过白善烨,将条子直接递给坐在最右面的美陆军少将亨利﹒霍治。即使在对手面前,也丝毫不给白一点面子。也许在高傲的美国人眼里,大韩民国能够有一个参加谈判的名额已经够给李承晚面子的了。在后来的谈判中,白善烨也充分地证明了自己只是个聋子的耳朵 ——摆设,他几乎没有被允许说过一句话。

美国人从不把可怜的南韩人放在心上,有一次休会时竟然把南韩联络官李树荣中校遗忘在了中朝方面的防区内,吓得李树荣浑身筛糠。中朝方面善言相慰,请他吃了顿饭,又用无线电话通知对方把人接走。

战地物质条件很艰苦,节假日全无,饮食单调,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的同志就自己动手种起了茄子、萝卜等青菜。文体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一些同志为了免除家人对战争危险的担忧,长期隐瞒了他们在开城工作的事实,有的竟达两年多之久。

在两年多艰苦复杂的谈判中,有数不清的向北京请示电和谈判桌上的发言稿。例如,秘书处处长、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浦山常常日夜连轴转的工作。谈判最紧张的时期,浦就干脆搬到李克农、乔冠华的住所,在客厅里搭个简铺过夜,以便随叫随到。有时候连续几夜他每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后来“李队长”李克农亲昵地称浦山为“人民的小毛驴”。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举行的签字仪式上,站在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背后的中方参谋就是浦山上校。

艰苦的环境,严峻的谈判斗争,锻炼、造就了一大批政治思想强、纪律严明、业务熟悉、作风过硬的外交队伍。周恩来总理曾称我方外事干部为“文装解放军”。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人员离开朝鲜后,都逐步成为各自单位的骨干,不少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的大使、参赞、教授、专家。如凌青后来任我国驻联合国首任常驻代表,毕季龙、冀朝铸二人曾先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浦山后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裘克安曾任我国裁军代表,后来成为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著有多本莎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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