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毛泽东流泪:不是井冈山老同志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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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B]核心提示:[/B]这时的毛泽东,到了人生谷底。“现在不是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见到了井冈山的老部下龚楚。龚楚后来回忆,一向坚强的毛泽东竟潸然泪下。 [img]http://img6.itiexue.net/1306/13060938.jpg[/img] 本文摘自:《齐鲁晚报》2011年05月23日B06版,作者:任鹏,原题:《而今迈步从头越》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形容某次会议的重要性时,经常会说:“这真是一次‘遵义会议’啊

核心提示:这时的毛泽东,到了人生谷底。“现在不是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见到了井冈山的老部下龚楚。龚楚后来回忆,一向坚强的毛泽东竟潸然泪下。



红军长征前毛泽东流泪:不是井冈山老同志世界了

本文摘自:《齐鲁晚报》2011年05月23日B06版,作者:任鹏,原题:《而今迈步从头越》


7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形容某次会议的重要性时,经常会说:“这真是一次‘遵义会议’啊。”


如果没有1935年1月15日的那次会议,长征中的红军会不会仍以残弱之躯硬撞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枪口?中国革命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改写?我们不得而知。


但历史没有假设。硝烟散去,遵义古城中的那座二层小楼将让人们铭记这一切。


江西瑞金云石山顶的云石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遵义古城子尹路96号的一座砖木二层建筑,在某个时空也许有某种关联,成为一个人人生沉浮的两个点。


77年前的1934年10月,毛泽东从云石寺辞别乐能和尚,踏上长征路,他对这位陪伴自己度过人生中那段暗淡时光的朋友说:“三五年后会回来。”


几个月后,在1500公里外的遵义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领导红军拨正中国革命的方向。


从某种程度上说,云石寺和遵义既是终点,又是起点。


2011年5月19日的遵义古城,那座二层建筑前人来人往,但嘈杂的人流声依然掩盖不住里面那穿越70多年时空传出的争论声。毛泽东的命运,以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就在此发生了改变。

最暗淡的时光


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的红军在丧失了大部分根据地后,最终决定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军事转移。


走之前,许多红军战士心中充满了悲壮:他们不知道,这条路要走多远?会通向哪儿?他们也不知道,此行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风萧萧兮,毛泽东在临走前,又来到云石山顶的云石寺,与那里的乐能和尚道别。


算起来,乐能和尚已在云石寺修炼了16年。


1934年的一天,寺庙里住进了一对红军夫妇,男的身材魁梧、目光敏锐,女的秀丽、飒爽倔强。来人正是毛泽东、贺子珍。


乐能和尚与这位红军高官相处得很融洽,偶尔会长谈一番。寂静的时候,乐能和尚发现,毛泽东常在寺后的大樟树下看书,满怀心事的样子。


他的感觉没错。云石山的生活对毛泽东来说,也许是他十几年革命生涯中的暗淡时光。


住到云石寺时,毛泽东已被排除在中共最高决策层之外。


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中央苏区和红军。中央驻地从瑞金叶坪到沙洲坝,再到云石山的变化,展现了中央苏区和红军面对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搬迁路线。


此前三年时间里,毛泽东连续三次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但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并不满意。


1931年9月,24岁的博古在共产国际影响下,成为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进入苏区后,接管红军的指挥决策权,为博古所倚赖。


而在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取代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毛泽东失去了在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后来,毛泽东被暂时调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毛泽东寂寞地离开了前线,还患上了严重疟疾,去后方休养。随着老部下被陆续调离,毛泽东担任的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1933年年初,中共成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者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四大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


这时的毛泽东,到了人生谷底。“现在不是井冈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们只好暂时忍耐吧!”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见到了井冈山的老部下龚楚。龚楚后来回忆,一向坚强的毛泽东竟潸然泪下。


我们转移到哪里去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喜欢吃鸭子,住所附近的池塘里,总有几十只鸭子。


从1934年9月开始,不少红军官兵发现,池塘里的鸭子越来越少,最后一只不剩。他们猜测红军会有大动作。


国民党军队已经打开了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并连续突破红军防线。10月14日,准备总攻瑞金。


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清楚记得,1934年10月10日,李德把最后一只鸭子做成美味的香酥鸭块,好好享用后,跟随大部队转移。

出发前,为了军事指挥的需要,中共成立了“三人团”,成员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负责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但真正的决策核心是分管政治和军事的博古、李德。


此前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已没有决策权,军事计划由“三人团”拍板,无需政治局讨论。


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和红军主力大部队一起离开。谁走谁留,是一个残酷的决定。留下来的,将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


最先被确定留下来的领导人有: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刘伯承、毛泽覃……


毛泽东这三个字,最初出现在留下的名单里。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回忆说,最初博古、李德打算不带毛泽东走,后来因为他是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


如果毛泽东当时被留下,中国革命也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是,历史从来没有假设。


一个很细微的细节,往往能改变历史的走向。


在红军即将离开苏区时,博古和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突然中断。后来才知道,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查获。


秘密电台的丧失,彻底隔绝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没有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突然进入到一个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历史时刻。


中央红军出发的这一天,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47岁的蒋介石在距离红军前线不远的南昌督战。41岁的毛泽东正郁郁寡欢。


10月18日,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在于都河畔消失在渡河的人流中。


下山前,乐能和尚问毛泽东:何时回来?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三五年。


可,往哪里走?到哪里去?谁都不知道。


三次会议的较量


1934年12月12日,湖南、广西与贵州三地交界处的通道县城,一名农家青年正在娶亲,家里张灯结彩、吹吹打打。


喧闹的欢乐外,是寂静与焦灼。一场会议正在通道县城里举行。


一个月前,蒋介石部署重兵追剿堵截中央红军,博古、李德命令强渡湘江。此役后,出发时86000人的红军锐减到3万多。


李德主张红军从通道县城北上,与湖南西部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但线路被近20万国民党军死守,北上无疑要付出惨重代价。


毛泽东向“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西进贵州,那里的军队是既有钢枪又有鸦片烟枪的“双枪兵”,实力较弱。


为这个提议,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会议前,他说服了王稼祥、张闻天,获取支持。


在苏区时,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办公,居住在沙洲坝、云石山,交流很多,对反“围剿”的失利和“左倾错误”有着同样的认识。两个人还在云石寺有过坦诚的沟通。


参加会议的人员,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一直以来,重大决策仅限于“三人团”决定。这次会议,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被邀请参加,发出邀请的是周恩来。最后,集体决定否决了博古、李德的意见。


对毛泽东来说,这是他“失意”后第一次参加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他军事上的能力,再次得到认可。


三天后,红军攻占贵州黎平。红军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暂时的休整期。分隔了许久的红军夫妻们可以短暂相聚。怀孕几个月的贺子珍特意打理了一番,给丈夫带去了礼物:一只老母鸡。


毛泽东再一次应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向。根据他的西进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同时,一批在苏区因支持毛泽东而被整的“右倾”领导人也获得起用。


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刘伯承调回总部担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任军委纵队政委。


即将过去的1934年的最后一天,红军抵达贵州瓮安县猴场。


大雪纷飞,天地一片素白。


有的红军发现,离开苏区后,毛泽东第一次住上最好的房子。


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德和博古的意见第三次被否决,军事权也受到限制。


张闻天会后说,“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还是要他出来。”


6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挺进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


一个不平常的夜晚


1935年1月7日凌晨,遵义在嘹亮的军号声中醒来。城里的居民骤然发现,这里已变成了红军的旗帜。


1月9日,红军的领导人们,住进了遵义城内。


住宿的安排颇有意味。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住进了一名黔军旅长的公馆里。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一起住,而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


76年后的今天,遵义城早已不见硝烟,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经过的这座较大城市,市区人口由当年的3万猛增至87万。


遵义城里有一座宏伟建筑———中西合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高墙垂门。二楼,可远眺苍翠群山。


红军进攻遵义,黔军师长柏辉章逃跑后,留下了花大价钱建造的私人官邸。


如今,这里是遵义会议会址。2011年5月19日,游客从会址前经过,红漆大门紧锁。


建筑二楼中间,有一间客厅,面积不大,两边的窗户镶着洋气的紫黄色相间的彩色玻璃。


1935年1月15日晚上7点多,20位与会者陆续拥入,客厅有些拥挤。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会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引起激烈争锋。周恩来和博古发言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张闻天—记者注)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王稼祥做联合发言,批评博古的报告,反驳了他的“军事指挥错误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观点。

这样的直言让博古始料未及,甚至震惊。长久以来,从没有人敢反对、批评他和李德的军事方针。


以前发言很少准备提纲的毛泽东这次也例外了。他指出军事问题的原因在于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关键时刻,因伤躺在担架上的王稼祥发言支持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


很多年后,毛泽东提起这件事时说:王稼祥关键时候投了自己一票。


长征出发时,毛、张、王三人有机会经常接触,议论与思考“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并达成了共识。


毛泽东被会议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是毛泽东在28岁时参加“一大”后,第一次进入最高决策层。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副馆长、全国知名的遵义会议史实研究专家费侃曾经描述: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解决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64年,毛泽东为会址题字,“遵义会议会址”6个字苍劲有力。


这是他唯一一次为革命纪念地题字。


但随后的路不好走,风雪交加中,红军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山区里艰苦徘徊。


1935年的春节,蒋介石在庐山上的豪华别墅里,和妻子宋美龄度过了轻松、愉快的时光。他面前的一份材料里写道:共军内部,遵义井冈山派与苏俄派斗争得非常厉害,结果是毛泽东获得胜利。


此时,毛泽东到了云南小镇扎西,住在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小村庄。这个春节,他过得并不轻松,他在思索土城战役失利以及未来的路。


也正是在扎西期间,尚未走出土城战役失利阴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晚至9日,在行军途中一天变换一个地点地连续召开会议,形成了党史上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决定,赋予了遵义会议开始的历史转折以实在的内容,最终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的使命。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毛泽东年谱(上卷)》、《周恩来年谱》、《毛泽东选集》、《伍修权回忆录》、《遵义会议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龚楚将军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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