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坝记事之气枪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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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face=宋体][/face][size=16][/size]气枪的故事 艰苦的劳动总是会带来丰厚的收入,我在插队几个月后的分配时得到了我平生第一笔大额现金收入——39?43元,这还是在扣除了57?69元口粮款以后的现金收入。由于69年生产队还没有开挖“铝矿”,副业收入较少,那一年春风2队的工分值只有6角多,是我插队的几年中工分值最低的一年。不过,6角多的工分值也算是比较高的了,好多地方的工分值要低的多,有的甚至不到1角钱,那些地方的农民们劳累了一年有可能还要向生产队倒交钱才能拿回自己的口粮。比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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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枪的故事


艰苦的劳动总是会带来丰厚的收入,我在插队几个月后的分配时得到了我平生第一笔大额现金收入——39?43元,这还是在扣除了57?69元口粮款以后的现金收入。由于69年生产队还没有开挖“铝矿”,副业收入较少,那一年春风2队的工分值只有6角多,是我插队的几年中工分值最低的一年。不过,6角多的工分值也算是比较高的了,好多地方的工分值要低的多,有的甚至不到1角钱,那些地方的农民们劳累了一年有可能还要向生产队倒交钱才能拿回自己的口粮。比起这些地方的人们来,猫儿坝应该算是天堂了。

被扣除的57?69元的口粮款实际上就是分给我的玉米、小麦、谷子、黄豆、红薯和花生、油菜等各项实物,粮食加起来有好几百斤,足够我一年的食用了。由于70年起春风2队开始挖“铝矿”,工分值涨了一大截,达到了9角1分一天,第二年我的现金收入更是高达114?33元。由于我们没有养猪,多余的粮食还可以卖给养猪的农民,再加上自留地种的蔬菜等,吃饭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我们吃肉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开始半年还有国家供应的每月半斤猪肉,半年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从正常渠道得到肉食供应。于是,许多知青就开始“偷鸡摸狗”,今天从这家农民偷一只鸡,明天又从那家农民偷一只鸭,知青们称其为“跳丰收舞”。不过,知青们还是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偷鸡摸狗的事一般都不在本生产队干,而且一般也不会一次把一家偷得太狠了,所以我所在的公社的知青们与农民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出现大的矛盾。但是,春风2队的几个知青都没有干过这种缺德的事情,一是我们几个的收入都还比较高,想吃肉了完全可以乘赶场天下馆子去吃一顿,那时馆子里的回锅肉也不过2-3角钱一份,二是我们与农民们的关系都比较好,特别是李进成又与我们几个男知青住一个院子,他们家打牙祭时总会叫上我们改善伙食,另外龙志坤、季真金、方志明、龙文广、龙志贵、龙志富、龙文灿等家也经常给我们送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所以,我们就是再想吃肉,再缺乏油荤也不会去偷那些待我们像亲人一样的乡亲们。

在得到自己平生第一笔“巨款”后马上想到的是去买一杆气枪。还在读中学时我就参加了学校的射击队,并从此喜欢上了射击。我读中学时正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完,人们的肚子已经能够吃饱,学校的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也都开展起来了,我进中学后就同时参加了航空模型组,无线电组和射击组这三个男孩子都梦寐以求的课外活动小组,这在我们那所学校是绝无仅有的。至于为什么我能同时参加这三个非常热门的课外活动小组呢?说老实话,我至今也不清楚,可能是老师看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和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吧。不过,我才刚刚搞清楚射击的一般原理,实弹射击都还没有打几次,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文革一开始,一切都停止了,我们的运动步枪也被收了上去,我短暂的射击生涯就此终结。但是,射击之梦却已经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所以,在得到我的第一笔“巨款”后,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买枪,哪怕是不吃肉,也要先买枪。

那时老百姓是可以买气枪等体育运动用的“武器”的,在体育用品商店不用出具任何证明或者手续就可以很容易买到气枪和气枪子弹。我的那支气枪就是在县城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的,我的那支气枪是 产的 牌,价钱为35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高档的奢侈品了,比那时好多人一个月的工资还要贵,也花去了我当年分红的一大半。买气枪的时候,售货员也感到十分诧异,我这样一个穿着补巴衣服的毛头小伙子怎么会买平时绝少有人问津的高档商品——气枪。

拥有了自己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气枪,哪怕这并不是射击比赛的专用枪,也不是自己在射击队时所用的小口径步枪,而是比较一般的射击练习用枪,但这毕竟是一支可以发射铅弹的枪啊,用它来练习射击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只要自己掌握的好,精度是足够了,而且这种气枪的威力也不小,使用重弹在十米距离内甚至可以击穿10毫米厚的松木板。更何况它还可以用来打鸟,猫儿坝的鸟儿们就要遭殃了。

气枪买回来以后,我们几个男知青就开始了疯狂的射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沉浸在拥有枪支的兴奋之中,男孩子们都是喜欢枪的,枪是力量的象征,枪是征服的标志。我们几个男知青有了这支气枪就好像自己已经是胜利者一样,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骄傲。在烧坊的院坝里,在猫儿坝的山野林间、田间地头,到处都有我们扛着枪四处游弋的身影。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是条件允许,我出工时带着枪,赶场时也带着枪,甚至睡觉时也要搂着我心爱的枪,枪已经成了我无时无刻离不了的最好的伙伴。

枪买回来不久,我的射击技术就有了突飞猛进般的提高,在10米距离(这种枪的标准打靶距离),我可以用无依托的立姿很轻松的击中一根立着的筷子,在这个距离上,如果是打一分钱硬币那样小的目标(比气步枪射击比赛时的标准靶子的十环稍大一点),不敢说百发百中,一百发子弹也最多只会有五发子弹脱靶。我当时甚至想,如果有机会能参加正规的训练,如果能用正规比赛用枪,我肯定能打出好成绩,说不定还能拿世界冠军呢!

射击队是进不了,世界冠军也只能是在梦中得到了。不过猫儿坝的鸟儿们却遭了大殃。我们几个男知青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扛着枪满山乱转,只要一看见鸟儿就会追着去打,什么麻雀、鹧鸪、点水雀都有不少死于我们的枪口之下,我们最喜欢打的还是斑鸠,这种鸟体形较大,每只差不多有4两净肉,而且斑鸠的肉质鲜美,只要是能打中几只,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顿,不像瘦骨嶙峋的麻雀,每只还不到一两肉。但是,斑鸠却非常不好打,它们一般都藏身在竹林里,而且十分警觉,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逃之夭夭,或者飞上竹林的最高处,让你无可奈何。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打中这种美味的鸟儿,一是与斑鸠比耐心,我们尽量小心的慢慢接近它们,如果被它们发现了也不去追,而是就地静静的等待,等到斑鸠们以为危险已过,再飞回来时,它们的末日就到了,二是持枪的人先在一个地方埋伏好,其他人把斑鸠往埋伏地点赶,这样也总是会有收获的。后来我们也尝试过食物诱捕的手段,效果也不错。我们在猫儿坝打到的最大的鸟儿是松鸡,这种鸟体形很大,有一斤多重,浑身长满了漂亮的羽毛,尤其是尾巴上的那几根长长的花羽毛很是好看。松鸡一般在高山上的松林里活动,它的飞翔能力不是很强,但是用气枪打,只要不是击中要害部位,一枪是打不死的,一般就是挨了一枪它也会迅速跑得不知所终。所以,我们总共也只打死过两只松鸡。松鸡的肉质很鲜美,味道有些像公鸡肉,但是没有公鸡那么肥腻,油水要少得多,有一种松林的味道,只要你吃过一次,保你会终生难忘。

气枪给我们在农村的艰苦生活带来了许多的快乐,那一段时间我们经常游走于猫儿坝的高山峡谷,四处游猎,足迹遍布4个生产队。由于几乎天天都能打到不少野味,我们的伙食也因此改善不少。后来我们的游猎行动就不限于猫儿坝了,有一次4队的知青李建国就邀请我去了一次剑阁县。李建国是比我晚一年插队的知青,他和猫儿坝的其他大多数知青一样是铁路职工的子弟。那时知青之间是经常互相串门的,李建国每次经过2队时都要到我们那儿来串门,我们也经常到他们那儿去打猎。气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欢乐,然而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剑阁县是川北的一个小县城,座落在山沟里,那时剑阁县城与全国的县级城市一样都显得破烂不堪,城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结构的,没有三层以上的房子,马路也是坑坑洼洼的,一到晚上,除了几盏昏暗、稀疏的路灯显出这是一个城市以外,与其他农村集镇没有多大区别。大多数居民为了节约用电,都不点电灯或者点瓦数很小的电灯,所以,居民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就像农村点的煤油灯一样。李建国的姨妈就在剑阁县川剧团工作,李建国就是请我到他姨妈那儿去玩。

我们是带着气枪上路的。70年距文革武斗结束不过两、三年,我们所在的地区又是武斗非常激烈的地区,武斗高峰期时满街都是背着长枪短炮的武斗人员,除了每天都有武斗人员被打死以外,看热闹的人也经常被误伤,以至于人们看见带枪的人就会感到害怕。我们是坐长途客车去的剑阁,一路上我就感到人们对我们有些敬而远之,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到了剑阁县川剧团李建国姨妈家后,开始李建国姨妈对我们还非常热情,但没多久,在剧团一个人把李建国姨妈叫出去不知说了些什么以后,李建国姨妈回来后就显得有些不太自在了,虽然还是很热情,招待的也很周到,但是却显出了那么一点为难的表情。吃过饭以后,李建国悄悄告诉我。“刚才来的那个人是川剧团的保卫科长,他问我们是什么人,还问为什么带了一支枪,还问带的是什么枪。我姨妈跟他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说了就是一支气枪,打鸟用的,不是什么违禁品。那个保卫科长又说我们在来的路上剑阁城里的人就向派出所报了警,是派出所要他来了解情况的。”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们下车后一路上人们都在躲避我们,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在我们,看来带枪出来还真是有些麻烦,这个地方不是什么久留之地,为了不给李建国的姨妈惹麻烦,我们还是早走为好。就这样,我们头天下午天快黑的时候到的剑阁,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剑阁,连剑阁城的全貌都没有看清楚,我的第一次剑阁之行刚刚才开始就结束了。

有了气枪之后,特别是在刚买气枪后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个成天不是打靶就是上山打鸟,有时还到别的公社去远征,不可避免会耽搁一些集体劳动,虽然说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远比大多数知青在农村的表现要好得多,但是与我们没有买气枪之前相比就要差多了。渐渐的,我们也感觉到老乡们对我们有了一些看法,他们虽然嘴上没有明说,但在态度上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了。终于有一天这件事情在一天晚上的“政治学习”时爆发了。

那一天晚上是春风大队的党总支书记,1队的龙志文和大队妇女主任龙志春两个人到我们2队来传达公社的一个什么文件。龙志文也是一个复员兵,他是在西藏当的兵,已经复员了好几年了,但是他却一直没有被安排一个吃皇粮的工作,不过在农村担任大队党总支书记也还是不错,每年的误工补贴就足够他在农村过上较好的生活了,何况隔三差五他还可以参加各种会议,不但要记工分,有差不多一天一元钱的补贴,还有很不错的会议伙食。龙志文也与猫儿坝的其他复员兵一样喜欢吹牛,听龙志坤讲有一次龙志文就跟他们吹过他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故事。说什么有一次印度军队的飞机来轰炸,他们部队刚分来的北京大学生翻译吓得来头钻进猫耳洞,屁股还露在外边,还是他给那个大学生的屁股一脚,把他揪出来的……。其言下之意就是知识分子是如何的胆小,如何怕死,他这样的农民出身的是如何英勇,如何顽强。当然,这也是那个年代一般人的普遍看法。其实,这就是一种偏见,什么出身的人都有胆大的,当然也都有胆小的,更何况胆大和胆小也是会互相转换的,胆小的人经过锻炼也有可能变得胆大,而胆大的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变得胆小,而且,不管是什么人,初次上战场的时候,特别是见到飞机临空轰炸,怕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龙志文拿这一点来取笑知识分子,显示自己,只能是说明他对知识分子有很深的偏见。不过,我在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还觉得龙志文是在说谎。我虽然没有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但是却读过许多关于这场战争的许多书籍,也听过参加这场战争的英雄模范做的报告,这场边界战争的来龙去脉,战斗经过我是基本上清楚的。在中印边界那个海拔高,峡谷深,森林密的地方,中国就没有派出过飞机,而印度也只是派过苏联造的直升机到过海拔较低的一些地方,如邦迪拉等地,这些直升机都是运输直升机,不是武装直升机,当时中国还就印度有苏联援助的直升机这个问题来攻击苏联,认为是苏联帮助印度反动派侵略我国。在这场短暂的边界冲突中,印度也只出动过很少的螺旋浆运输机空投物资,但绝对没有出动过战斗飞机,当然也更不会有飞机轰炸中国士兵的战壕!既然中印双方都没有飞机参加过直接的战斗,那么他的这个故事显然就是编造的。从龙志文讲这样的故事来看,他显然是一个爱吹牛的人,而且是一个喜欢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那天晚上,昏暗、摇曳的煤油灯将保管室里的人们的变形的奇形怪状的身影投射到保管室的四面墙上,来开会的男人们吧嗒着叶子烟,污浊的空气中不时传来几声咳嗽声,人们都默默的心不在焉地听着龙志文念着文件。龙志文念完了公社的文件后话头一转就批评起了知青,开始他批评3队的的一个叫外号叫“邓鸡婆”的知青,批评他好吃懒做,批评他偷东西,并说如果以后再这样继续下去公社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不过他却没有说明要采取什么措施。批评完了邓鸡婆又开始批评4队的几个知青,说着说着就批评到了我的头上,不过他倒是没有直接点名批评,但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在批评我。龙志文手拿公社的文件一舞一舞地说:“这个,这个,我们大队还有一些知青,是哪个我这里就不点名了,啊,大家都清楚,啊,这个,这个。他们几个一天拿着个枪,啊,满山乱转,到处打雀雀。不像话嘛!不知道的人看到了还以为是土匪来了。还有,啊,特别是看到公社书记来了也不打招呼,啊,不尊敬公社书记,还昂首挺胸的,这样不好嘛,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听他这样一说,我的无名火一下子就又冒了起来,你说我们打鸟不好我还可以接受,这段时间我们确实因为打鸟占去了很多时间,不过这段时间恰恰是农闲,生产队的活路并不太多,只是我们成天满山乱转也确实让一些人看不惯,有意见。但是,龙志文又扯到什么我见了公社书记都不打招呼,不尊敬公社书记,这是从何谈起呀?说老实话,我平时就最反感与领导拉拉扯扯,自插队以来我就没有和公社的任何领导打过交道,连公社书记是何人,姓甚名谁我都不清楚,更何况我在生产队就从来也没有见过什么公社书记下来过,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打不打招呼,尊敬不尊敬的问题了。我插队以来只有那次与方志明一起去公社供销社卖木耳与一个公社的李副书记有过很短暂的接触,就是那次短暂接触还得罪了他,除此以外我是从来也不愿意主动与那些当官的打交道,也可能正因为如此我在当官的眼中并不是一个什么表现好的知青。想到这里,我的不冷静的老毛病又发了,我腾的一下站起来,有些激动地大声说:“你凭什么说我不尊敬公社领导?我什么时候见了公社领导昂首挺胸了?再说了,我又为什么在见到公社领导的时候不能昂首挺胸?不昂首挺胸难道你要我学有些人一样低头哈腰的当哈巴狗?要我尊敬领导,首先这个领导就要值得大家尊敬,他首先就要尊敬别人,哪怕那个人是一个比你地位低的人,哪怕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哪怕他是一个普通的知青。”话一说完我又腾的一下气呼呼地坐下来。这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听的篝火燃烧的噼啪的爆破声,过来好一会儿,才听得有人压低了声音的笑声,而龙志文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当面反驳他,完全懵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还是妇女主任龙志春出面打了个圆场。“龙书记也没有说哪个不尊敬公社领导,只是提醒大家要尊敬领导,要互相尊敬。人嘛,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

我那天晚上的冲动不仅得罪了大队书记龙志文,也再一次得罪了公社的书记们。会后方志明又一次找我谈了心,再一次给我讲了历史教训,讲了得罪领导后可能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他不讲我也是明白的,插队几年来我也听了许多这样的故事。实际上猫儿坝的乡亲们就是从历年来下放到农村的各色各样的人物,和他们下放的原因中得出了结论,那就是这些下放的人们都是因为各种原因得罪了本单位的领导,而单位的领导就利用各种大小运动来清除这些异己,清除这些刺儿头,这些下放的人们都是为自己以前的所谓“不当言行”在适当的时候付出的代价,这就是所谓的“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切都报”。猫儿坝的老乡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得罪领导,领导们说什么都是正确的,你就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不要表现出来,最多你消极抵制就是了。

而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以前挨整的人,这些被下放的人,就逮着机会来报复以前整他们的人了,很多这些被下放的人乘机杀回原单位狠狠地整了那些曾经整人的人,那些单位的领导们。你能说他们谁是正确的谁又是不正确的呢?

不过,从那天晚上开会以后,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打猎”了,只是偶尔在烧坊的院子里打打靶,取取乐了。直到十多年后我在又一次工作调动时把这支跟随我多年的膛线都快磨光了的老掉牙的气枪以10块钱卖给了别人,永远的告别了那支陪伴我度过了艰苦岁月并给我带来无限快乐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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