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因支持外蒙自决与苏联驻军向北洋政府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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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摘自《中国1927·谁主沉浮》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26年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

本文摘自《中国1927·谁主沉浮》 作者:叶曙明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1926年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被刺刀扎伤。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军中下层开展活动,国民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它职务。国民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街头活动的革命党人。


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组织了对执政府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的空气弥漫全城。”《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政府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据说,国民军在示威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政府开枪屠杀和平请愿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洋政府和平请愿呢?和平请愿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盘踞西北,伺机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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