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覆灭原因新解:苏联不许红军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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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20日 08:03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周忠瑜

核心提示:西路军不能迅速到达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阻挠。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明确写道:“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本文摘自:《党史文汇》2009年第4期,作者:周忠瑜,原题:《季米特洛夫与红军西路军》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后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人们很难将这位德国人同红军西路军联系起来,但随着《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发行,使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工农红军为寻求苏联军事物资援助而组建西路军、西路军西进途中不让其到达新疆、向中共中央出谋划策营救西路军、为到达新疆后的西路军余部寻找发展机会等问题上,都和季米特洛夫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季米特洛夫参与了苏联向中国红军给予军事援助决策的全过程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口号是“打通国际路线”,而所谓的“打通国际路线”就是接通或接近苏联。中国共产党打通国际路线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苏联的军事物资援助。因此“打通国际路线”意味着红军必须接近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同时也意味着苏联和斯大林有向中国红军予以援助的意愿。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否则,“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目的都不可能真正实现。


而事实上,苏联、共产国际确实有向中国红军提供军事援助的决策,季米特洛夫参与了这一决策的全过程。



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可以发现,1936年8月21日,为了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不得不联名致电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说利害,叮嘱王明务必恳切要求苏联方面正式给予援助。其电文主要内容是:“二、四方面军已经全部集中甘南,整个红军的行动方针,必须早日确定。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便利同国民党成立反日(统一战线);为着靠近苏联,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为着保全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或宁夏、绥远一带”。“依红军现时条件,如果不取得这一地带,则不可避免地要向现时位置之东南方面发展;但要取得这一地带,没有新的技术之及时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如果苏联方面能答应,并且能做到及时地确实地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则无论如何困难,我们决乘结冰时节,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与外蒙”。“如此方针为苏联方面所赞同则请兄代表红军,直接向苏联方面谈判许多具体准备之问题,主要的是援助中国之技术兵种组成、输送与按时到达,以及到达后使用的问题”①。中共中央和红军的电报引起了共产国际、联共(布)的注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马上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同意给中国红军军事援助的决议。季米特洛夫在其日记中这样记载:1936年9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讨论中国问题。建议: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②。1936年9月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和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莫洛托夫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给中国红军军事援助的建议联名报告给了斯大林,并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中国红军指挥部报告了中国红军下一步行动的两个方案。按第一个方案,在黄河封冻以后,第一方面军将于1936年12月前占领宁夏地区(距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400公里);第四方面军将出动占领兰州,然后向肃州(甘肃省西部)推进;第二方面军守甘肃南部。中国同志认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巩固目前的陕甘苏区,向苏联靠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抵制日本切断苏联和中国之间联系的企图。该方案的完成将取决于苏联方面的援助。按第二个方案,该方案是在万一不能得到苏联的援助时提出,预计要让所有三个方面军向甘肃、陕西南部和四川北部以及河南、湖北西部运动,‘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按中国红军指挥部的意见,鉴于需要离开现在的苏区,不可避免同南京发生军事冲突,第二个方案是不合适的。这一方案‘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内战方向’。明年军阀们将会强化自己的堡垒战术并更加依靠日本,其结果是今后中国红军部队向前推进的困难将会更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红军指挥部认为,第一个方案是主要的,他们请求同意并给予武器装备、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援助,同时他们还指出,财政、粮食和武器装备问题已经极为突出。我们认为可以这样:1.同意中国红军的第一个行动方案,即: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同时坚决地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因为这样做可能使红军脱离中国的主要区域。2.事先确定,在中国红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将给予大约1.5万到2万枝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外国型号弹药的援助。武器在1936年12月前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并通过著名的乌里茨基外国公司出售,同时准备运输工具把它们运到宁夏。请告您的意见”③。斯大林第二天就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回答:“同意”④。


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确定对中国问题决定:(1)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2)提到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给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⑤。并于当天致电通知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得到这样的电报之后,加快了宁夏战役的准备。


然而,宁夏这一条路线随着宁夏战役战略计划的被迫中止而不得不放弃。于是,通过甘、凉、肃到达新疆便成了打通国际路线的唯一路线了。这时,为执行宁夏战役战略计划而已经渡河的红军也就组成了西路军,其目标是通过甘、凉、肃打通国际路线。


季米特洛夫等不让西路军到达新疆是导致其失败的原因之一


西路军组成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迅速西进,打通远方。中央军委主席团和红军总部于11月16日指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领导人,要他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对于中央的这一指示,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兵贵神速’,我们同意西进,是要趁天候还不太冷,河西走廊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插过去”;“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我们便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迅速西插”⑥。


然而,徐向前所希望的迅速西进没能实现,究其原因,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笔者将其归咎到了中央、中央军委对河西走廊地形、民情等不了解,更重要的是归咎于任务多变上。然而新史料的逐步被公开使我们发现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不能迅速到达新疆的最主要原因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阻挠。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的日记明确写道:“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可以看出,苏联、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红军进入新疆。但西路军在西进之初,无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还是西路军主要领导都不了解共产国际、苏联的这一意图。1936年11月8日,中央军委在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后,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其中给渡河红军的任务便是“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对于中央军委的命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表示坚决接受,但对中央军委的命令不能完全理解,特别是对打通远方和创建根据地何为主要任务不了解,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1月17日,西路军领导人请示中央:“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位,如遇特殊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请速详示。”显然,西路军领导人已经感觉到打通远方与创建根据地不能兼得,所以要求中央给予明确回答,到底两个任务中何为主要任务。

11月19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等联名致电西路军领导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来敌,大部对付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人疑我西路军有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同一天,中央也明示西路军:决不可将主力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的想法。11月23日,中央再次电告西路军:“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可以看出,中央给西路军的电报是在共产国际、联共(布)表明态度之后发出的。尽管对于中央的这一电报西路军领导人很难理解,并且于11月21日、2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充分说明了迅速西进的必要性和滞留河西走廊的危险性。然而西路军总部得到的却是毛泽东11月25日和11月28日的两份电报:“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已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若东返,由于渡口已被敌封锁而无望,若西进,又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反对而难以实现,西路军只好不进不退,呆在河西走廊,被动挨打。


可见,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之所以要组织西路军西进是因为要打通与苏联的联系通道,是因为有苏联、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许诺,要给接近苏联的红军以军用和其他物资的援助。西路军长时间呆在河西走廊,不进不退,不接近苏联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仍然是苏联、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即坚决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毫无疑问,这是导致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季米特洛夫自始至终十分关心西路军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季米特洛夫及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很关心的,从《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多处可以看到季米特洛夫及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西路军的关注和关心。1937年3月初,西路军已经非常困难了,而共产国际本身在缓解西路军艰难处境不可能的情况下,依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援救西路军的各种方法:“你们讨论一下从你们方面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拯救西路军并与红军主力建立联系。为此目的,你们要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进行谈判,看能否从他们方面对马步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并同他们协商你们的部队和他们的部队作相应调动。同时我们觉得,你们建议南京政府为了共同的和解对马步芳施加影响,并争取停止那些违背你们意志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合适的”⑦。共产国际的这些建议也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为营救西路军而采取的一部分措施内容,周恩来多次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希望国民党中央给马步芳以压力来缓解西路军的困难。但所有这些都努力没有取得太大的效果。尽管如此,我们感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这些建议是当时唯一能在政治上、军事上给西路军帮助的方法。


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原因,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对于西路军的失败,党中央将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说成是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并且在西路军尚未完全失败之时就要展开对张国焘的批判。对此,共产国际表示了不同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相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指中共中央——引者注)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请将这一点告知全体政治局委员”⑧。


尽管有这一警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在1937年3月31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在决定中也认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⑨。对这一点,1937年4月的《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进行了解释:“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造成了红军与回民间极恶劣的关系,引起回民到处的反对,使西路军遭受失败。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⑩。


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西路军失败原因上的分歧,到底谁是谁非,现在很难论定,有待进一步考查分析。


季米特洛夫对于西路军指战员的关心最直接的还是在西路军完全失败之后,他对于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的关心。西路军余部400多人到达新疆后,由于党中央的关怀和陈云等人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使西路军余部在短时间里摆脱了战斗失利后的低落情绪,重新振作了革命精神,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复杂斗争也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


西路军进入新疆前,中共中央根据斯大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建立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独立部队,要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意见,曾经有过组织总支队去苏联学习现代军事技术的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陈云曾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希望这些同志能到苏联学习的建议。季米特洛夫非常赞同陈云的主张,并为此于1937年6月17日给斯大林写信,希望斯大林同意让西路军余部到苏联学习,全信的内容为:“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到达新疆的一批‘游牧人’(393人)通过派去见他们的中共中央委员施平(指陈云——引者注),坚决要求我们让他们到苏联来学习,使他们有机会受到真正的政治军事训练。为了到新疆,他们在途中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这些‘游牧人’希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取得这里的同意后被派到苏联学习。据我们现有的情报,这批人是优秀的和经过考验的西路军指战员残部,从中可以真正培养出优秀的班干部。在新疆没有进行这种培训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觉得,把‘游牧人’留在那里是不适宜的,更何况他们现在无所事事,不可避免他们的队伍有分化的危险。我们建议:1.将这些‘游牧人’转到苏联进行学习。2.在学习问题安排好以前,暂时安置他们到克里米亚军营。我们能够接受100到150人去我们的中国分校(指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引者注),其余[11]的人将在以后安排到其他学校,当然是在进行相应的仔细挑选之后。请您作出决定并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指示。致同志式的敬礼!季米特洛夫”。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在季米特洛[12]夫的信上作出了这样的批示:“最好让他们在新疆学习。我们可以给予部分教员和资金方面的援助,盛(世才)督办也应给予他们部分帮助”。由于苏联政府的意见,再加上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撤销了原决定,让总支队留迪化学习。


注释:


①《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5页。


②⑤《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46页。


③④⑦⑧[11][1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页、第283页、第288页、第308—309页、第308页。


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⑨⑩《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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