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仇视叛徒

中国革命涌现了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前者,仅就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即达31万之多,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这些人们熟知的中共杰出人物,就是相继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此后,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总书记张闻天曾宣读了一个开幕词,他在回顾了中共自五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后,动情地说宣读了一份多达90位牺牲者的名单,并带领与会者全体起立默哀。

其中,许多先烈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出卖而导致的,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代英、杨匏安等,有的甚至是直接死在了叛徒的手下,如项英、周子昆。因此,人们格外地痛恨叛徒。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叛徒也应该有一份类似“中共高级叛徒名录”的历史档案,如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卢福坦、王云程、李竹声、盛忠亮、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袁晓轩,等等。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一向倡导“气节”,于是叛徒历来受到人们的鄙视和不屑,在大量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只剩猥琐和丑恶,以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本翔实的《叛徒史》。

同样,革命领袖毛泽东也深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仇视叛徒。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党的建设,其中他还特别强调革命气节的教育。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即“1.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2.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3.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4.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在延安整风时,这四条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教育。毛泽东还曾说:“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他还说: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其中,不能光听其言,也不能在某一时间观其行,要“永久奋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汪精卫曾经是反清的英雄,几乎成为“烈士”,后来却是让人齿冷的第一大汉奸;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则是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佼佼者,后来先后脱离革命,张国焘更成为中国革命的大叛徒。毛泽东特别鄙视“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了解了这些,对延安整风时期发生的“审干”、“反特”扩大化风波就不会惊诧了。当时大量爱国青年涌入延安以及国民党“反共限共”政策的制定,都让当时中共组织部门和有关部门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也在一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说:“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其中,“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论政策》)这是当时对叛徒的一个政策。

李秀成、瞿秋白为何被点名?

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看似没什么直接关联,但其微妙之处却足以让人深思。到了“文革”前夕,革命时代已经过去,建国已十几年,谁能想到“叛徒”风波这时再次掀起惊天大浪?

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一篇由中南海工作人员戚本禹(“中办”信访科科长,后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写的《评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把太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说成是“叛徒”,随即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就不同意他的观点。戚本禹与罗尔纲展开了论战,当时戚本禹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就在此时,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达毛泽东,毛泽东阅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写了16个大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据说当时江青还代表毛泽东约见了戚本禹,并对戚本禹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主席看了,表扬了你,说你给党立了一功。因为你的文章里提到了叛徒问题,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你的文章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主席表扬了你。你要继续写下去,写完以后,你可以请教康老在钓鱼台‘九评’的班子,他们会给你出主意。”果然,经过康生的“调教”,1964年,戚本禹又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其中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到了翌年6、7月间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又说:瞿秋白也是“晚节不终”。

李秀成、瞿秋白,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历史人物,此时提出来重新加以评价是什么意思呢?过了几年,即在“文革”掀起的翌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一个批示,重新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6月,康生又在一次谈话中,表扬“红卫兵”在运动中“挖出了许多叛徒和变节分子,作了许多贡献”。在他的煽动下,以“揪叛徒”闻名全国的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总部”下发了《对各“抓叛徒”战斗队的命令》,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中发〔67〕200号)。《通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长期包庇的叛徒集团,挖出了一批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分子,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对于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同时也作出了一些规定,要求“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采取慎重的态度。不要根据不充分的,未经核实的材料,自行宣布某人为叛徒。不要轻易公布材料”,“应当把重点放在清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等。

渐渐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叛徒”浮出水面——原来暗指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也因此浮出水面:“远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竟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文汇报》1967年4月2日社论)

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在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中称:“现已查明,刘少奇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叛变投敌,充当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吊诡的是,时间到了1973年,中共十大又宣布了一项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被指责为“叛徒”的,还有上了林彪“贼船”的陈伯达。

“叛徒”一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关于对待历史上的“叛徒”问题,除了对革命者“政治道德”的气节大义的考量之外,如果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指称,则应该对有关事实十分慎重,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在政治运动中,它可以是鞭笞和打击革命队伍中出现的真正叛徒的严厉道德武器,也可能滥用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混淆了是非,不免造成冤案。

试举例如下:

“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叛徒”

在揭发和批判“胡风集团”时,毛泽东曾根据舒芜提供的胡风等人的书信材料在“按语”中写道:“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其中就有醒目的“共产党的叛徒”一条。然而,在被定性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2100多人中,能够被指为“叛徒”和“变节分子”的,大概只有绿原一人,因为他曾被定为“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和“变节分子”。但真实情况是绿原于1944年在后方译员训练班受训时,国民党曾要他去“中美合作所”工作,绿原从胡风处得知“中美合作所”是国民党特务戴笠控制的一个特务组织之后,根本就没有去;至于又说他是“变节分子”,则是根据绿原1940年在重庆被国民党逮捕过,并且供出了他于1939年在湖北恩施读高中时曾和几个同学办过壁报的情况。但当时的绿原只是一个中学生,并不是共产党员,因此他与“叛徒”、“变节分子”毫无联系。

“丁、陈反党小集团”中的丁玲

1955、1957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先后揪出了“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冯反党集团”。丁——著名女作家丁玲,此前还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讲习所所长、《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陈——陈企霞,当时亦为《文艺报》主编;冯——冯雪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

发生在1955年和1957年的这两个“反党集团”案件,主要由历史积怨和现实冲突的积聚所形成,是周扬为书记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错误划定的。当时丁玲的一个历史问题成了关键,即她曾于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拘禁,至1936年离开南京辗转至陕北,后来指控者称其“自首叛变”——与“叛徒”丈夫冯达继续同居并生有一女、接受国民党每月100元的生活费、给国民党写有一份声明(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愿居家读书养母”),等等。这一结论制定后,当时颇有反对的声音,于是进行复查,最后中宣部复查小组将之改写为“变节性行为”,但当事人丁玲仍不同意。不久,“反右”运动爆发,重新拟定的结论是:“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派回来的。”显然,这一结论更加严重了。这一结论,毛泽东当然知道,而周扬当年那篇著名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丁玲与毛泽东都是湖南老乡,丁玲还和毛泽东当年的妻子杨开慧是长沙周南女子中学的同学。丁玲成名后,热爱文学的毛泽东当然熟知她。1936年丁玲来到陕北,毛泽东和当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为她召开了欢迎会,此后两人经常交谈,毛泽东还为她写了《临江仙》的词作,其中有一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对干部进行了普遍审查,当时主持其事的康生首先对丁玲被捕的历史提出质疑,随即丁玲向毛泽东申诉,毛则让她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提请审查。最后,审查结论认为:“党内有些同志曾经传说过丁玲同志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央组织部直到今天未听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不能凭信。”

毛泽东也在这个结论上添写道:“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问题是这个“应该认为”到了后来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叛徒”的理解趋于僵硬之后,原来丁玲的这段历史问题,就已经不是毛所能接受的了。(周扬等人到后来也一直认为丁玲有“历史污点”。但在“文革”中,周扬也被打成了“叛徒”。事后,周扬回忆说:当时,他对所谓“说理”的批判还可以承受,最难接受的是硬让你承认是叛徒。他说:“我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不承认就动手打人。”当时周扬的一双耳朵都被打聋了。)

因此,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之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冯反党集团”的案件,由于有了丁玲历史上的“自首”问题,就成为指控者非常方便的一个口实。这一“集团”的人数也不断增加——除丁、陈、冯三人之外,还有丁玲后来的丈夫陈明,以及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秦兆阳等。而毛泽东曾过目所有指控的材料,并提出重新公开发表和批判丁玲等在陕北时写下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他还在“再批判”的“编者按”中改写和加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

丁玲获知这一切时,只能怅怅地发问:“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

陈独秀是“叛徒”吗?

毛泽东在回顾中共的历史时,提到大革命的失败,就要提到陈独秀。毛泽东曾说陈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尾巴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并把他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种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这段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陈独秀,但那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时则明白无误地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青年运动的方向》)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

这里,所谓“搞垮”,轻一点是指“路线错误”,重一点的话就几乎等于是说“叛徒”和“变节分子”了。但这和历史上真实的陈独秀是不符的,之所以要这么指称,其实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追根溯源,即寻找出这么一条与“革命路线”相针对的“反革命路线”,便于在政治运动中频繁使用这种“革命话语”和“革命逻辑”,加大批判的效果和声势。

于是,正如xxx后来曾说过的:建国以后“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这又让他非常想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他从10年“浩劫”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当毛泽东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想法时,为什么又要在外地(如上海)与人密商(张春桥、姚文元等),从海瑞、李秀成、瞿秋白这些古人和死人身上发难呢?

领袖人物的被捕经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如果从战争年代的中共七大说起,当时领导班子“五驾马车”(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除了刘少奇、任弼时有过被捕的经历之外,其他三人没有被捕的经历。此后,至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六位政治局常委,也只有刘少奇有过被捕的经历。到了1958年5月,在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由此形成了新的中共的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这其中,在战争年代有过被捕经历的,只有刘少奇。

不过,严格地说起来,在民主革命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中,中共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如毛泽东,他在战争年代可谓身经百战,又多次化险为夷。1927年9月初的一天,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内,毛泽东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的团丁,他们怀疑毛泽东是“共党嫌疑犯”,便将他和其他一些“共党嫌疑犯”一道,押往不远处的团防局。其间,毛泽东借机和团丁唠嗑,趁团丁放松警惕,在经过山林时逃脱。

与毛泽东相同经历的,还有朱德、邓小平、林彪。至于周恩来,他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也遇到过一次危险,后来又有一个“伍豪启事”的旧案。“文革”中,“四人帮”多次企图通过所谓“伍豪启事”给周恩来加上“叛徒”的罪名。

任弼时曾于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狱中受到严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而且任弼时逝世较早,也就与“叛徒”八竿子打不着了。

陈云也曾与周恩来一起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斗争,据《亲情话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陈云的女儿陈伟兰回忆说:“文革”时,大街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大字报,说陈云是叛徒,“我问爸爸,你是叛徒吗?爸爸认真负责地给我讲了他的一段历史,说明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中只被外国租界的巡捕扣押过几个小时,并且是与期货人一起。后来巡捕房找不到什么疑点证据,很快就放了人,此后他再也没被捕过。最后爸爸非常严肃地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党。”原来陈云从来没有被捕过,只是在上海租界罢工时与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一起被关押了几个小时,所幸身份没有暴露,很快得以释放。

陈云因为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斗争,后来在长征途中奉命经由上海赴苏联,当时上海苏州河上的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把守,其中很多是叛徒,陈云不幸被认出。当时陈云十分机敏,他毫不慌乱,两眼逼视特务,又用低沉且严厉的声音说:“如果你敢指认我,共产党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叛徒特务受到威慑,只好扭过头,装作没看见。这是陈云熟知叛徒的心理,他们最害怕“红队”(即中央特科的“打狗队”)的惩治,所以陈云敢于硬碰硬。

“共和国第一冤案”背后的隐情

如此说来,中共领袖之中,只有刘少奇有过被捕的经历,即他分别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长沙和奉天(沈阳)的被捕。本来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却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示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出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重新提起,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随着“文革”的全面展开,“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特别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发动的一个动因,甚至是一个战果。刘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个过程。

据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国初期的一次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当时任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的张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让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谈话中,罗瑞卿突然问我:你们查看刘少奇的档案是什么目的?我听后感到很不对头,便对他说:这件事我建议你核实一下。我说: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这件事后来具体承办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毛泽东指示高岗查看刘少奇的档案,张秀山只是具体承办的人,据他回忆,当年接到任务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罗瑞卿听后没有再说什么”。(张秀山《1954年揭批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会议》,《百年潮》2007年第5期)

后来高岗事件发生后,当年查看刘少奇档案一事并没有作为高岗的罪状之一,可见此事的确是毛交办的。至于毛要求查档的原因,则无从知晓。人们只是在十几年后的“文革”中获知刘少奇居然是“叛徒”,而罪证之一就是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经历。那么,当年高岗由毛泽东秘密交办查档任务,联系后来的“高饶事件”,从中可以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有人撰文指出:“高岗之所以认为刘少奇将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动摇,除了他发现毛、刘之间在农业合作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的分歧之外,还有更隐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泽东指示高岗调查东北敌伪档案中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高岗安排东北局第二书记、组织部长张秀山落实。高、饶事件发生后,公安部长罗瑞卿追究张秀山‘查刘少奇档案’的问题,张秀山被加以‘用了极其恶劣的手段攻击刘少奇同志’的罪名……而关于刘少奇奉天被捕一事,当时的满洲省委向中央作过报告。(姚力文、刘建平《新民主主义的命运和刘少奇的失败》,《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还有人提出:“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岗把查敌档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余汝信《高饶问题其实是毛刘问题——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有了这些种种事端的铺垫,后来政治斗争的狂风暴雨,不是可以预期了么?不过历史的诡秘和残酷,竟是如此纠结在刘少奇的身上。

事实上,早在1963年以前,毛泽东就已明确地表示准备由刘少奇来接替他在党内的位置,如1956年9月毛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讲话时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他还说:“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七中全会是为召开“八大”做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选举几位副主席和总书记,是为了在党内建立“防风林”,以避免如苏联发生的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影响了共产主义事业。翌年11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毛泽东又与赫鲁晓夫谈到他不再出任党主席的设想,据翻译李越然回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接着他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与毛泽东会谈,蒙哥马利说:“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知情者说》第7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显然,当时毛泽东已在考虑“接班人”问题,而且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是刘少奇。据黄峥《刘少奇的历史地位》一文:“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时就向赫鲁晓夫介绍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还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时说:“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那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另据黄峥《刘少奇十大功绩》一文,刘少奇曾在党内拥有特殊地位,可以归功于他在历史上创下的“十大功绩”,其中第八、九条内容如下:“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报告,正确分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任务。九、20世纪60年代,在第一线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为克服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作出重要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不过,也正是因为围绕文章提到的第八、九条等内容,毛泽东和刘少奇形成了认识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终让毛泽东彻底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1970年12月斯诺问:“您是什么时候最终作出刘必须下台的决定的。”毛泽东回答:这个决定早已酝酿了,最后“决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斯诺《漫长的革命》,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这个文件的第一条就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就是说:晚年的毛泽东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不过,鉴于刘少奇的历史功绩和声望,要打倒他,其实并不容易。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等事件,触发了斗争的灵感——“叛徒”无疑是很好的突破口。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并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刘少奇由原来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并且未经选举成为党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泽东实际上的接班人)。而在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则因“叛徒、内奸、工贼”三个罪名被“永远开除党籍”。

“共和国第一冤案”,就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酿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