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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看中国抗日电影<地道战>伪军一百万日军五十万憨豆老叔 发表于 搜房网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点30,8点40进教室,9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点45进教室。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于是我泡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米拉对雪的感觉》。

9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用英语说:“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他们解释,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学校放假,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研究中心的秘书问我,学校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几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这里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成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并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我们怕讲不清楚。

“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19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一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瑞典的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启之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 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详确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这时,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未必比日军少,倒很可能比日军多。

真让人窝囊!这是什么***学术著作!我心里暗暗骂街。表面上还挺强硬:“你们从电影说到史书,到底想说明什么?

高树:“我们只想向您讨教,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投降日本?这是否与国民性有关?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难以捉摸。

我压着火--不管这两个日本人怀揣什么动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抗日电影中都有这类形象,你不能否认伪军之多、汉奸之众与国民性无关。他们为什么投靠侵略者呢?没见有人研究过。

大约是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国家亏待了他们;大约是小人当道,邪气上升,与其当小人,不如找个靠山当汉奸;大约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鬼话,从种族主义出发,以为这是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战争,黄种人要雪耻,要报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确实与国民性有关,一盘散沙、有家无国、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跟日本人说这些话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不太情愿地说了。这两位日本人看来是中国通,不说他们也知道。尽管如此,面前的那台录音机还是让我老大不舒服。

高树和完田一齐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这回该不该回鞠一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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