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谈游击部队给养:指令土豪捐钱 不交加罚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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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face=楷体_GB2312][/face][size=16][/size]核心提示: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我们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 文章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粟裕著 楚青编 出版:解放军出版社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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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我们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




文章摘自《粟裕战争回忆录》 粟裕著 楚青编 出版:解放军出版社


从一九三六年六月“两广事变”爆发到同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浙南游击战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从客观上说,“中央军”调走了,敌情逐渐缓和,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依据实际情况,适时地调整了政策,发挥了政策的威力。


我们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同隐蔽的群众工作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前一阶段,我和刘英同志就常分开活动,我带大部队公开打游击,他带少数便衣武装人员做群众工作,双方紧密配合,工作比较顺当。逐步地我们把这种活动方法提到斗争策略的高度来对待,并使组织形式与之相适应。我们分别组成了“突击队”与“牵制队”。所谓“突击队”也就是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带领便衣队、短枪队坚持于基本地区,做发动群众的工作,进行游击根据地建设。所谓“牵制队”,就是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在广大范围内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牵制、吸引、打击敌人,以掩护和保卫基本地区,并发展新的游击区。刘英同志带“突击队”与省委机关坚持浙南地区,我则带“牵制队”在广泛的地域公开打游击。


在我率领“牵制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我们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的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使我们的整个游击区形成几种类型的结合。为此,我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我们在一些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是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这样逐步向外发展。基点密集的,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小的游击根据地。它的外围,还有分散的游击基点。这些游击基点和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开始是临时性的,经过斗争的考验和不断加强工作得到巩固和发展。


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这个时期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我们吸取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我们改变了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就根据部队的需要和他家负担能力的大小,给他写个条子,说明我们北上抗日,有了困难,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我们希望他捐助两百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的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头猪,合计该扣除五十元钱,便要他再送一百五十元钱到什么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红军没有没收他的家产,是讲道理的,全家商量商量,设法把那一百五十元钱送到指定的地点。这样,矛盾不激化。但也有不送的,我们就写信警告他,要他在某天某时把钱送来,并且规定了接头的办法;如再不送,不仅罚款,后果由他负责。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我们奈何他不得,就是不肯送来,那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对待。


如汤溪周村有个地主乡长,我们通知他要送五百元抗日捐来。根据调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他不干。我们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五百元,合计一千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其实我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的行踪,我们了如指掌,这一天,他出门了,我们的侦察员马上在半路上把他抓了来。他吓得要死,我们还是向他交代政策,要他交款。这一下见效了,他一回去,很快便把捐款和罚款共一千元全数送来了。以后他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这样,周围的一些地主在收到我们的条子后,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不必动武。这就解决了部队的经费开支。


我们很重视群众的经济利益,注意发展山区经济,部队活动的地区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我们的政策是支持竹木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城镇的殷实客商进山做买卖,使商品流通,山区经济得到发展。这样做虽然还不能满足基本群众的长远利益,但对他们近期生活的改善是有利的,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自觉帮助我们防奸防特,通风报信。这样做,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我们的一部分军需用品,也能比较适时地得到供应。


我们还很重视团结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向青年进行革命、抗日宣传,把进步青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通过他们收集一些报纸和进步书刊。这些书报,是我们了解情况的一个重要来源。


在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我们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当然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在敌我争夺频繁的边缘地区,我们建立“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我们做事;另一种是把我们的秘密党员派进去做保、甲长。国民党和群众对立,不是那么了解情况,“白皮红心”可以存在得住。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个好,谁个坏,我们是有数的。对那些经常作恶的保、甲长,我们给以惩办,惩办了几个,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真正坏的给孤立起来了。


我们所建立的小块游击根据地,可以举宣(平)遂(昌)汤(溪)边区为例子。


早在一九三五年五月至九月,我们游击于浙赣线中段以南地区的时候,便进入宣遂汤地区,并在门阵、银坑一带回旋。这一带地形很好,以门阵为中心,坐南向北。背靠大岭,面对金(华)汤(溪)平原,群峰守望,竹木葱茏,位置重要。它不仅处于三县交界处,而且可以扼制三条交通线:其东有宣平至金华的公路,其西有丽水经遂昌至龙游的公路,北面有金华至衢州的铁路和公路,且有小溪由南向北通往金华,是竹木放筏必经之道。我们在这里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在芝肚坑、龙葱、周坞、黄塘井、小洋坑、紫坑、溪口等十多个村庄发展党员二十余人,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我军主力向浙南转移了,由于该地区处在敌人包围圈之外,工作又隐蔽,未受到严重摧残,门阵的群众,还掩护了我们一个伤员养伤达数月之久。一九三六年秋冬,我们已经有了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派人按新的精神去恢复工作。一九三六年底和一九三七年初,先后有两支部队进入该地区。春节前后,在紫坑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心点门阵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有不少的保、甲长是替我们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他们明明知道我们一些情况,但权衡利弊,不向国民党当局报案,因为报了案,反而会受到上司的责难和“进剿”军队的敲诈勒索,而且也要受到我们的惩处,两头不讨好。从敌人方面来说,先前进山骚扰的部队遭到我们几次打击之后也学“乖”了,小股的不敢再来,怕被我们消灭,大股的又上不来,因为道路艰险,给养困难,施展不开。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时期,发挥了顽强的战斗力量,成为我们在浙赣线以南和浙西南地区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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