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既做飞禽,又当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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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万丈的李光耀——蝙蝠的智慧

加拿大法文报纸《蒙特利尔观察家报》在李光耀、吴作栋两位新加坡内阁资政相继宣布从内阁和国会“退休”后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出,这一“新闻”本不该让世人如此关注,因为年满87岁的李光耀论岁数本就该退,且理论上早在1990年就已经退了。然而这迟到21年的退休仍能成为新闻焦点本身,就充分表明了李光耀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平心而论,李光耀和他一手缔造的新加坡共和国,在东方和西方,往往给人反差极大的两种不同印象。


在东方人眼里,李光耀和新加坡是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和现代化的典范:崭新的城市,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令人羡慕的高素质就业人群,和英语世界接轨的教育体制和产业模式,都让独立后的新加坡成为东方学习西方、融入现代体系的先锋和楷模;而在西方人眼里,李光耀和新加坡则是“走东方道路”的象征,这个慢慢变老、早已不在其位却一直在谋其政的客家裔老人对西方政治、社会和思想体系百般挑剔,一直顽固地坚持自己那套“儒家现代化”的东方治国理念。在华人眼里,新加坡曾是一个西化的“新式国家”;而在西方人眼里,新加坡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人国家”。


这与其说是观念差异所致,毋宁说是李光耀刻意营造的、对自己和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新加坡和马来亚分离前后,他若不强调新加坡的华人属性,这个华裔居多的岛城将淹没于马来人的汪洋大海;若不强调新加坡人和华人的不同,则华裔特有的“唐山情结”将令这个新生国家难以自立。正因如此,当面对马来人和英国人的远近交迫是,他刻意展示其“华人”属性,而在岛内却用强化英语教学、铲除华人“唐山情结”、强制培育“新加坡人”认同等方法,力图让这个南洋华人都市和中国本土崭然不同。


而到了“后四小龙时代”,这种“对西方强调东方属性,对东方强调西方属性”的做法,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冷战的结束,东盟邻国政治体制的纷纷变化,令曾经在西方显得“文明而现代”的新加坡,逐渐凸显出其“不文明性”,各种刺耳的批评,如新闻管制,家长制和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不绝于耳,对此,李光耀祭起的自辩法宝,正是“东西方差异”、“儒家传统”等从中国故纸堆中捡拾的东西;中国的崛起和壮大,又令曾经认为“唐山”已不足为虑的李光耀和新加坡重新感到紧张,强调新加坡的“非中国”属性,甚至暗示其在“抑制中国南洋扩张野心”中的桥头堡作用,则成为以攻为守,抵御中国文化圈影响的不二法门。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非鸟非兽的蝙蝠依靠在兽类面前展示牙齿,在鸟类面前展示翅膀,而左右逢源,得到无穷好处,李光耀所用的,正是这种“蝙蝠的智慧”,只不过用法正好相反,是在鸟类面前展示牙齿,在兽类面前展示翅膀,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奥妙各不相同,目的自然是通过这种异同间的落差,凸显自己和新加坡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正因为此,自由受到英式教育、年长后又学习过中文的李光耀,才会在访问大陆和台港澳时说英文,访问英美时说汉语;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在冷战期间一面和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声称“东盟中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一面又不断和中国高层拉关系,不中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中国处于空前孤立的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曾主动充当过台海交流的使者,而到了近几年,李光耀却又不断提醒台湾,和大陆打交道要更谨慎,因为大陆“有野心”。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是“蝙蝠”,但时势不同,李光耀和新加坡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冷战期间,中国大陆经济不发达,国际影响力也较弱,大中华文化圈不成气候,而西方对新加坡更友善,李光耀着重强调的是新加坡和中华文化之异,降低华语地位,通过选举制度调整强塞更多非华人议员、公务员,甚至关闭“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等,都是那一时代的“杰作”;时过境迁,冷战后中国迅速崛起,而西方和新加坡的政治分歧公开化,李光耀便自2000年起重新强调“华语重要性”,大谈“华人传统”和“儒家价值观认同”。万变不离其宗,他心里所考虑的,仍然是自己和新加坡的利益最大化。


即使在强调与华人“异”的年代,李光耀仍然会不时显示一下新加坡的华人特质;同样,在重新大谈“华人传统”的今天,理论上早已退休的他,也间或发表一些“如何抑制中国影响”的高谈阔论,甚至不惜呼吁外界强权介入。新加坡是弹丸小国,但战略位置重要,正所谓“韩地虽轻,得韩者重”,通过合纵连横,让区内各派势力相互牵制,保持“恐怖平衡”,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新加坡独特的“地缘中心”地位,几十年来,李光耀在台海两岸、中美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看似变化多端,实则是一以贯之的“借力打力”逻辑。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东南亚政治、金融和航运逐渐多中心化,台海两岸也好,中美双方也罢,直接沟通的渠道已变得通畅而多层面,留给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居间”舞台业已不多,值得一提的,怕也只是马六甲咽喉,两洋要冲了。


由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华人面孔”,长期以来,大陆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当作“自己人”,或对他们“华人认同”的言论激动不已,或对他们的“反华言论”感到惊讶、委屈和愤怒,他们无意中忘记了一个本不应忘记的事实,即新加坡共和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李光耀是这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缔造者和第一个公民,他的言行、思想,是本着新加坡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不可能、也没有义务考虑中国“同胞”的利益和观感,他的言行有时会令中国人高兴,有时则相反,这只不过因为两国间利益的时有异同,仅此而已。


经过李光耀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如今新加坡许多华裔在被大陆中国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是会首先大声说“我是新加坡共和国公民”,然后才小声解释,自己祖籍是潮汕,或台山,或文昌,等等,这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某些国人的“自作多情”,忘却了外籍华人首先是外国公民,然后才是华人的事实。这一点恰是最不该忘记的,否则就会造成误解、误判,并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风波和后果,对名义上“彻底退休”,实则影响力仍在的李光耀,对新加坡,对世界其它国家那些获国际大奖、任显赫要职的外籍华裔,对那些会操流利汉语的“中国人民老朋友”,都当作如是观。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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