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我军历史上极其艰巨复杂的平叛剿匪军事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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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958年,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一些上层反动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以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南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伤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伤13人。1959年1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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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一些上层反动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以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南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伤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伤13人。1959年1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与此相呼应,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武装也逐渐会聚,并向拉萨移动。各种武器和装备,以及鼓吹叛乱的活跃分子,源源不断地潜入拉萨。旧藏军的主力也陆续进驻拉萨。仇视汉人和中央政府的阴霾,渐渐在拉萨上空弥漫。

这些情况很快就反映到北京,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现在他们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平叛剿匪作战,在我军历史上是一次极其艰巨复杂的军事行动。从社会性质来说,暴乱既有国际背景,又是少数民族上层极少数坏分子的反动行动,它是一场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斗争。从地理条件来说,西南、西北地区是我国的边陲,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文化教育受限制,处于落后状态。从军事行动来说,它不是在正常条件下的战斗,而是在特定的地区、情况变化多端、极为复杂的地形上的战斗。

至1959年初,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得到平息。但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和中央对西藏上层采取的政治影响、慎重稳进、耐心等待的方针,叛乱反而呈蔓延势头。

3月10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2000多人聚集到14世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闹事。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闹事的暴徒用乱刀杀了这位反对叛乱、积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官员,然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威胁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路过闹事地点,他刚走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若不是警卫人员迅速把他救上车,他也将惨遭毒手。随后,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等煽动下,闹事者们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游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3月19日夜晚,匪徒们继16日夺取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控制权后,向我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痛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的武装叛乱”的决定。

作战部长王尚荣接到命令,立刻让作战参谋用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

3月20日上午10点整,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驻藏部队发出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战斗首先在拉萨市内及近郊展开。下午,叛军控制的拉萨药王山制高点,被我军占领。晚21点前,解放军攻入了叛军总指挥部罗布林卡。到22日清晨,盘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缴械投降。张国华随即向王尚荣报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

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率叛军残部,逃往与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区,与那里的叛乱武装会合。这一带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24条道路通往国外。于是,叛乱集团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营。为了不给叛乱武装有任何喘息之机,死灰复燃,王尚荣向平叛前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新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王尚荣根据兵力提出了作战目标:

树立打歼灭战思想,在军事打击上做到既狠又准又稳,抓住敌人,务求全歼。战术要机动灵活。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敌变我变,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适时转换,达到集中力量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的目的。

到1959年底,西藏境内山南、纳木错、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基本被剿灭。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人民解放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又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

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决定中缅携手打击缅方境内的国民党残军。

王尚荣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的指示后,几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并以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报告。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了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

虽然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从未经历过用突击队对山地丛林作战。王尚荣多次与军委、总参的领导交换意见,并参与了审议作战方案的全过程,亲自聆听了周总理及由周总理转述的毛主席的指示与几位老帅的意见,并将有关内容,一一传达给坐镇昆明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对这些,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注。为此,我军十分明确,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主席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这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为重点打击对象;还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继而赴柬埔寨、越南访问。在此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就在这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

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二七师第七零九团。他们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这一地区重峦叠嶂,居民稀少,大部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之下,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下脚跟。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残军,竟顶住了万余名缅军正规部队的攻击。台湾方面得到这一消息后,蒋介石惊喜异常。他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帅旧部。李弥带去了一些部属,使该地区残军渐渐扩充至近2万人,占据比台湾还大得多的地盘。主权国家缅甸,难以容忍自己的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1953年春季,缅方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克钦族将士和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国际压力,决定将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残军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到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残军,从云南进犯大陆,委派曾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苦心经营两年,残军又扩充到3000余人。

1959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暴乱,并告之将增加对残军的经费和补给的供应,使之巩固和扩充实力。柳返缅后积极部署,还拟订了详细的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王尚荣指示作战部边防处,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柳元麟的一举一动。他把这些情况立即报送党中央。毛主席看后,指示中央军委:关注中缅边界,警惕国民党残军。

1960年春,台湾向缅甸北部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亦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2000多名窜扰骨干。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要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21日晚21时30分,22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总理“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

战斗应该在22日凌晨6时30分打响。然而,这场对我军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能完全按计划行事。突袭的16个据点,最早的是4时50分接火,最晚的到7时50分才交火。由于我军的突袭出乎残军意料,16个突袭点只有两个扑空。

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

残军不敢与我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到红线区域以外,我军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

直到1961年新春,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先佯装节节败退。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总理、陈毅、罗瑞卿等率领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缅军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远程大炮难以施威,飞机的战术动作受限制,缅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周总理、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只有陈毅还在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总理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

在这同时,中央军委已经在商讨在缅甸的作战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元帅等聚集一堂。贺龙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聂荣臻认为:入缅作战的力量,从整体上看,显得单薄了些。军委常委罗荣桓提议:作战力量应当加强。然而,短期内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第三、第五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进行了研究。

罗瑞卿总参谋长说:“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还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

王尚荣给昆明军区打电话传达了总参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

当天下午,周总理批准了我军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是日15时,罗瑞卿总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奔袭的速度,而残军则正相反。我军指战员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

经受了我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我军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敌副师长1名,捣毁了逃缅国民党残军经营了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军解放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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