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脚印 一 山路崎岖 5 走出贵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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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筹措路费。父亲和家人商量,起初两个哥哥都不赞成,母亲也不赞成,都说在省城读师范已经不错了,毕业出来,回广顺找个事做应该不困难。弄得好,兴许还能在贵阳找到工作。出远门读书,情况不清不说,花费也太大,家里实在供不起。家人这些考虑当然都很有道理,但父亲总不甘心,经他再三恳求,最后还是得到家人支持,给凑了50块大洋。这点钱自然不够,父亲便卖掉心爱的书籍(当时的想法,以后有了钱还可以再买回来),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最后连“铺盖”都卖了,总算又凑了50元。带着这整整100块钱,还有剩下的几件必需的换洗衣服,一把雨伞,几双草鞋,还有一副防雨天路滑加在草鞋下面的铁札子,父亲就和另外五个同学一起上路了。临行时大伯到贵阳送他,叮嘱:“这次出省,千万小心,自己好好努力,真干一番事业再回来。”还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出门得多靠朋友相帮,要结交好朋友,不要上当。”父亲一一答应,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胡适的话:“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自古成功必尝试”。想着:“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甚至想到:“埋骨何须归故土,人间到处有青山。”这似乎很有一点“壮烈”的味道,但那就是一个即将满18岁青年的想法。

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身,自己做早饭,吃完即上路。中午前后选择一个小镇之类有饭铺的地方,买点饭吃。下午走到歇脚地点以后,买好够两顿饭的米和菜,自己做晚饭。这样早晚两顿都自己做,比在饭铺买着吃能省不少钱。在“地无三里平”的山路上跋涉,一天又一天,整整走了16天;“天无三日晴”,也不知被雨淋湿了多少次衣衫,在泥泞的山路上摔了多少跤,六个青年终于走到贵州与广西交界处一个叫“丙妹”的地方(即古州,现在是从江县城所在地),那是融江上游一个小码头,在那里坐上木船,顺江南下到长安(现在融安县城所在地)。在长安他们第一次见到可以称为现代交通工具的小火轮,并且坐上它到继续前行到柳州。在柳州转船到梧州,再转船到广州,轮船越坐越大。尽管在贵阳他们已经算得上是有点知识的人,这时仍不能不感叹“大开眼界”。

但是,到了广州,他们才真正意识到贵州有多闭塞,由于周西成的严密封锁,省外的事情他们很多都不知道。原来,还在他们商议决定走出贵州之前,蒋介石已经发动“四一二政变”,几天后(4月15日)广州也发生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已经不再招生。原来在黄埔的几个朋友建议他们离开广州去香港,再转往上海,到上海后可以投考设在江湾的劳动大学,那是一所公费学校,校长易培基先生,是一位进步教育家。易培基(1880-1937),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晚清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倡新学新政,在武汉创办湖北方言学堂,易培基便是该校学生之一。毕业后留学日本,学成回国后参加武昌起义,任黎元洪秘书。后来黎元洪依附袁世凯,易培基与之分手,回长沙在湖南高等学堂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是毛泽东的老师。1920年谭延闿任湖南督军兼省长,易培基担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和省立图书馆馆长。又由第一师范学生毛泽东等向谭延闿呈文,请求任命他为第一师范民选校长。易培基到任后聘请徐特立、李达、李维汉、周谷城、田汉等进步人士为教员,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后来经谭延闿推荐,易培基作为中山先生的代表赴北京策划冯玉祥倒吴(佩孚),吴佩孚倒台后他曾任教育总长。后来原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匡互生在上海江湾创办劳动大学,经李石曾推荐,易培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校长。在谭延闿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期间,他曾担任农矿部部长,蒋介石派人示意他任命在美国学习矿冶的陈立夫为次长,他没答应。陈立夫、陈果夫组织CC,向各大中学校渗透,易培基在劳动大学拒绝了CC分子的渗入,又不按蒋介石的要求“清党”,这些都得罪了蒋介石和二陈。1930年蒋介石提出国民政府各部门首长都不再兼任大学校长,于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辞去浙江大学校长职务,铁道部部长孙科辞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易培基自然也不得不辞去劳动大学校长职务。

从广州到香港很顺利,但在香港等了四天才买到去上海的船票。香港物价很高,他们六人除坐了一次“上山电车”(缆车)观光外,什么钱都不敢花,连电影也不敢看。上船以后,又等了两天才开船。虽然这期间每天都有小汽艇送乘客上岸游玩,但要买票,他们也舍不得花那个钱。除在船舱里读书、看报以外,就是从船头踱到船尾,在甲板上远眺。海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很多,挂着各国旗帜,然而挂中国旗的却很少。那时香港的殖民地气息极浓,中国人被看作次等公民,即令是给外国人做买办因而在同胞面前神气活现的“高等华人”,在洋人面前也是一副奴才相。这让六个贵州青年十分厌恶,同时下定决心,自己要出头,但决不用做洋奴这种方式出头。

终于开船了,船行很慢。他们所乘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既载客又运货,到汕头要卸货、上货,一停又是整整一夜外加大半个白天。这样一来,在海上连走带停六天六夜才到上海。海上风浪很大,他们初次乘海轮免不了晕船,不过到底年轻,在船上到第四天就基本上适应了。上岸以后颇有“大病初愈”的感觉,但总算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心情十分愉快。

在父亲他们走出贵州以后两年多,即1929年,贵州总算修成了公路,但除环城路和贵南路全线修通以外,都只修成一部分,如贵赤线只到桐梓,贵安线只到黄果树。根据当时的官方呈文,1930年3月贵州全省有“城镇汽车”2辆,“长途汽车”6辆。在前后统治贵州的多名军阀里,周西成还算注重建设、做了点实事的一个。贵州的闭塞落后,由此可见一斑。有一点志气的青年不愿老死乡里,哪怕是以有点名气的乡绅身份老死乡里,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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