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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贵阳师范的学习让父亲觉得收获很大,远非此前在广顺读私塾(包括改良私塾)和高等小学可以比拟,但到1927年他仍然“见异思迁”,产生了新的想法,就是要走出贵州,到新思潮活跃的地方去继续自己的学业。周围有同样想法的学友不少,说明那实在是事出有因,并非他一人“突发奇想”。从读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书籍、杂志,这些贵州学子看到了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巨大差距,感觉到了贵州空气的沉闷。这种沉闷固然与贵州的贫穷、偏僻、闭塞有关,却更与贵州的军阀统治、军阀间连年不断的混战有关。从1912年滇军唐继尧部入黔、他被袁世凯任命为贵州都督开始,“你方唱罢我登台”,先后有兴义系、桐梓系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彭汉章、周西成、李燊、毛光翔、王家烈等诸多军阀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表演。“以暴易暴”,一个比一个搜刮更烈,盘剥更重。1925年父亲考进贵阳师范的时候,桐梓系军阀周西成正开始掌握贵州实权;“有官皆桐梓,无酒不茅台”,据说他把桐梓县所有认得几个字的人全都拉出来做了官。贵阳市内现在叫作“喷水池”的地方,解放前叫“铜像台”,以那里立有一座周西成铜像得名。

1926年底,国民党派张道藩、商文立、李益之等人到贵州办党务,不久张道藩就被周西成逮捕关进监牢,李益之则被暗杀(他曾在贵阳师范就读,与孙铭勋同班)。1927年夏,周西成撤了黄齐生先生省立遵义第三中学校长职务,又诬贵阳达德学校师生“勾结共产党,捣乱贵州”,查封该校。这时,同学中有一个叫吴远志的,其兄吴志超考进广州黄埔军校,经常给他寄来《黄埔日刊》、《黄埔三日刊》、《黄埔校刊》、《黄埔画报》等报刊,还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书籍。这些出版物在同学中传阅,产生很大影响。黄埔军校先后有过两首校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革命精神:


1925年校歌:


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1927年1月校歌: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

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为了抵制国民党的革命影响,周西成亲自跑到贵阳师范训话,不准讲三民主义,不准发展国民党,说:“本省长正在研究”,待研究以后要“讲”大家一起“讲”,要不“讲”大家一起不“讲”;要“党”大家一起“党”,要不“党”大家一起不“党”。并且引《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话“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称他是按孔圣人教导说的。

经过多次商议,最后有六个同学决定一起走出贵州,在我父亲之外,另外五人是萧治安、鲍茂祥、吴远志、陈敦五和谌志贤。当时选定的第一目的地是广州,那里是中山先生领导革命的大本营,计划投考黄埔军校;第二个目标是上海,那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决定走出贵州以后,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是选择出黔的路线,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直到父亲和他的几个同学决定出贵州,不但没有行驶汽车的公路,就连北方早在殷商时代已经有的走马车的“马路”也没有,全省运输除少数地方可以用船(例如黔北赤水河从茅台到汇入长江的一段,便是著名的运盐河),都靠人背马驮。周西成当上省长以后,决定修筑公路。当时计划修五条,一条是环绕贵阳的环城路,另外四条是以贵阳为中心,通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长途路,包括贵阳至黔东铜仁的贵铜线,贵阳往南至广西南丹的贵南线,贵阳往西至安顺的贵安线,以及贵阳往北至赤水的贵赤线。其中环城路1926年农历八月初三才率先在市郊头桥破土动工,长途路的开工则更晚一些,这样父亲他们出贵州就还只能步行。那时一般人走的最方便的路线是经遵义、桐梓,出松坎进入四川,过綦江到重庆,然后乘船沿长江东下到达上海。然而黔北是周西成的老巢,控制极严,层层置关,道道设卡,要想走那条路,困难多多。其次是出黔东,经湘西,到长沙以后转武汉,再乘船东下。但那时黔东、湘西一带盗匪猖獗,杀人越货,很不安全。第三条路线是出黔西,到云南乘滇越铁路火车从河口出境,到越南海防以后乘海船到香港,再转往广州或者上海。不过这条路上也有土匪,另外绕圈太大,花费太多,六个人尽管并不都像我父亲这样“囊中羞涩”,但掐指算算,真要承担也觉得有困难。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就是往东南方向经龙里、贵定、都匀,翻过苗岭到三都(现在是水族自治县),然后沿江(都柳江)而下,经榕江、从江出贵州,进入广西三江(现在是侗族自治县),再沿融江东南行就可以到广东。这条路线与后来连接黔桂两省的公路、铁路取向不同,但在出黔完全靠步行的年代确有其优点。从都匀南下经独山到广西南丹虽然路程较短,但要翻越多座山岭,不像这条路只翻一座苗岭就一直顺河走,而且到了从江便可乘民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