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脚印 一 山路崎岖 4 贵师生活 2

戴问天 收藏 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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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秋季父亲进入贵阳师范的时候,校长是邵正祥(明轩)先生。他是前任校长尹笃生先生的高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曾往日本考察教育。尹笃生先生也曾经留学日本,所以办学多借鉴日本的办法。邵先生继他掌校,也就“萧规曹随”。这种情况在民国初年恐怕并不为贵州所独有,因为清末民初出国的留学生,以去日本的为最多。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驻日公使裕庚就派员回国招募过13名学生,与日本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商定,交由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培养。也就在这一年,刑部右侍郎李端棻上奏折称:“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建议采取五项措施造就人才,其第五条便是“派游学”。两年后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1849-1898)上奏,建议广派学生留日,理由是:“泰西语言文字不同,程功之期既远,重洋舟车,饮食昂贵,虚糜之费殊多……臣以为日本变法立学,确有成效,中华欲游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比他早几个月,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里也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理由有四:“路近费省,可多派;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效,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这里“东”指“东洋”,即日本。1900年中国留日学生有一百多人,以后增加极快,1904年就达到1,300余人,1905年更达3000余人(其中来自偏僻省份贵州的竟然也有10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留日学生中除何应钦(贵州兴义人,1890年生,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等极少数后来成为“亲日派”外,大多数都在日本养成强烈的爱国意识,一些人并走向革命,这与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的极力丑化有很大关系。在贵阳,尹笃生、邵明轩等先生办学校虽然采用了许多从日本学来的办法,对学生却并无亲日、崇日的教育。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全国掀起反对浪潮,贵阳以学校师生为主的各界群众曾举行集会游行,女教员杨兴华在集会上演说,更抽刀断指,血书“毋忘国耻”四字。贵州新型学校达德学校创办人之一,又是贵州话剧艺术开拓者之一的黄齐生(1879-1946)先生,带领学校师生手持三角旗上街游行,高呼“反对侵略!”“誓雪国耻!”“保我河山!”等口号,并在校内立起一座高约五尺的石碑,上刻他手书“勿忘五月九日”几个大字。师生还排演了反映日本侵略朝鲜的历史剧《亡国恨》在贵阳公演,歌颂为国捐躯的朝鲜民族英雄安重根,鞭笞卖国求荣的宰相、民族败类李完用。第二年(1916年4月)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期间,黄齐生先生又创作了《讨袁新剧》,共分七折:1)袁氏称帝,2)滇黔起义,3)武汉会师,4)直捣幽燕,5)生擒袁逆,6)裁判定罪,7)巩固共和。当然,从第三折往后表达都只是人们的一种愿望,并未成为事实。那时贵阳还没有正规剧场,是借祖师庙戏台演出的。

邵明轩执掌贵阳师范学校校政,所聘教师多为黔中饱学之士,包括此前曾任两级师范学校监督的王仁阁先生,著名书法家、前清举人严弼丞(寅亮)先生。父亲在贵阳师范读书期间,国文老师为龙汝钧(仲衡)先生,他是贵师第一期毕业生,曾经到北京进国语讲习所;英文老师是朱厚锟(芷安)先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毕业;化学老师是易志澄先生,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此外,数学老师是杨孟辉(雨春)先生,物理老师是车晓舟先生,书法老师是严寅亮先生,体育老师是孙云波先生,音乐老师是萧友梅先生。这当中萧友梅先生(1884-1940)值得专门说一说。他是广东香山人(今中山市),1901年赴日本留学,学习音乐与教育,1910年回国。1912年又赴德国留学,1916年以《十七世纪以前中国乐队的历史性探索》论文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音乐教育和音乐创作,成为我国早期著名音乐家,不过知道他还一度在偏僻的贵州播撒音乐种子的人,恐怕就很少了。

开学伊始,音乐课即教唱《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歌》,那首歌父亲直到晚年还记得十分清楚:


授业解惑在良师,鼓箧入学,负笈追随。身如金玉试,道启后先知,从来教学本相资。看皇皇校训,四字箴规:诚则不欺,敬则不肆,勤则不嬉,俭则不侈,正己正人端在此。身心修省,知行一致,曷敢忘之!雪涯风雨柳垂丝。望大河前横,南明春水,逝者如斯!六年一瞬,莫负良时。君不见,文诚庙貌,屹屹丰碑。又不见,表忠观宇,峨峨崇祠。古今人不远,问是男儿,有为亦若是。愿从此传薪继火,道统长持;立坊正表,道范长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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