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脚印 一 山路崎岖 4 贵师生活 1

戴问天 收藏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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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考上省城师范学校,家人自然欢喜异常。几天后大伯便送来被褥衣物,还有祖母专门带给他的两块大洋,说不能给他做好吃的了,让他自己星期天到外面改善改善。大伯赶马帮大约五天到贵阳一次,从那时起,总是尽量偷空到学校看看,每次都会给父亲一些零花钱。

贵州素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之称,就连省城贵阳也不是平坝子,而是一片丘陵。当时的贵阳,除大南门外还有一个其他城市大概都没有的“次南门”。出这个门,沿南明河北岸西行,山坡上柳树林中有一个石灰岩天然溶洞,叫作雪涯洞,是贵阳名胜之一。洞外依山崖建有一座殿堂,还有一间宽敞的“望水厅”,厅前有回廊,是观看南明河水由西流来再往南拐的好去处。河上常有渔夫打鱼,驾一叶扁舟,持一根长竹竿,用“水老鸹”(鱼鹰)捕鱼。河对岸是南明中学,抗战胜利后改为贵阳高中。师生进城过河靠渡船(如果走“新桥”绕道太远),常可见岸边有穿校服的学生和穿长袍马褂的先生在那里等候。以编写开明书店数学课本闻名的刘薰宇先生曾在那所中学执教并担任校长,解放后刘先生到北京,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数学编辑室主任。由雪涯洞继续西行,便是“丁公祠”和“昭忠祠”。这里面的“丁公祠”值得一说,它是为纪念清代贵州名人丁宝桢而建的祠堂。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人,咸丰三年(癸丑,1853)进士。以文人领军,曾在山东平定捻军,立下军功。光绪二年(1876)署四川总督,一上任就惩治贪官污吏,并“裁夫马以恤民,革陋规以恤吏”。又建机器局,修都江堤,改革盐法,“岁增帑金百余万”。治蜀十年,“诛匪几尽,声为道不拾遗”。有清一代言吏治,常常将他和沈葆桢(1820-1879)并称。光绪十一年(1885)丁宝桢卒于任上,赠太子太保,谥“文诚”,并饬令于山东、四川、贵州建祠,贵阳“丁公祠”就是这么建起来的。祠内有晚清另一位贵州名人黎庶昌所书“丁文诚公专祠碑”。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遵义人。咸丰末应顺天乡试不第,同治元年(1862)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下诏求言,他呈《上穆宗毅皇帝书》,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因富远见卓识,被“加恩以知县用”,发交安庆曾国藩军营差遣。在那里,他与张裕钊、吴汝伦、薛福成合称“曾门四弟子”。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后兼任驻西班牙参赞,以“堪大任”赏二品顶戴。光绪五年(1879)代表中国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关于建造巴拿马运河的国际会议,并发表演讲。黎庶昌驻欧六年,遍历西欧各国,将见闻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状况,成为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后来他又两度(1881-1884年和1887-1889年)以道员身份出任中国驻日本国大臣,为促进中日友好往来作出卓越贡献。任内他在日本搜集我国已佚唐宋珍本二十六种,辑刻为《古逸丛书》二百卷。离任时送行的人塞巷盈途,饯行至数百里外,人们都说那是使臣返国从未有过的景象。

附带说说,名菜“宫保鸡”也以丁宝桢得名,他在山东平捻有功,加太子少保衔,卒后又赠太子太保,所以人称“丁宫保”。不过四川人说那是川菜,贵州人则说是贵州菜。也许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两省饭馆里的同名菜在用花椒上略有差异。我最近在北京一家著名饭店吃那道菜,味道偏甜,想必又是一种“派系”,或可称“京味宫保鸡”。丁宝桢还做过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是诛杀太监安得海。这个慈禧的红人“小安子”同治八年秋乘楼船沿运河南下,所过招纳权贿。人们惧其后台,无敢告发者。丁宝桢将他捕获,曰:“宦竖私出,非制。且大臣未闻有命,必诈无疑。”于是奏报皇上将其正法。1914年达德学校校庆时,曾经上演黄齐生、聂正帮、龙祚燮等人编写的话剧《丁文诚诛奸》(亦名《杀小安》),讲的就是这件事。

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和后来的两级师范学校是利用雪涯洞、丁公祠、昭忠祠原有建筑开办的,到我父亲入学的时候,已经改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校舍扩大,在丁公祠后面山坡上对称地建起两幢教学楼,除教室、实验室外还专门设有一间风琴室,供学生练习弹奏。还开辟出一个大操场,每年都在那里举行学校运动会。校门面南,横额有“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八个大字。另外又盖了四排学生宿舍,称“新斋舍”,与学校本部隔着一条街,但建有跨街天桥,学生来往不必穿越马路。有了这些新建筑以后,丁公祠改用作图书馆,昭忠祠改成附属小学的高小部。初小部则设在城内大兴寺,那里还被学生会用来办“平民夜校”,高年级学生轮流去担任教师,我父亲也去那里教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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