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脚印 一 山路崎岖 3 从新式小学堂到贵州省立师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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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顺县立初高两级小学设在从前的书院内,进大门先是一个操场,有秋千、单杠等体育运动器材,然后是一栋用作教室的楼房。教室后面有一个大礼堂,还有两排厢房,学监和学生都住在那里。与父亲同住一室的叫周应诠,两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校长是朱薪传先生,字敬箴,省立贵州师范毕业,亲自教修身课,由此可见当时对品德教育之重视。学监有两位,一位是周铁根先生,也是省立贵州师范毕业,教英文;另一位是贵州省立农业学校毕业的古维新先生,教地理和农业。教数学的傅栋丞先生同样是贵州省立农业学校毕业。教国文的余秉枢先生则是前清秀才,他还兼教历史。教图画的是周仲昭先生,他的书画远近闻名,学生常常请他画扇面,他总是有求必应。还有一位王振武先生,贵州讲武堂毕业,教体操。学生们都有些怕他,因为出操的时候只要秩序稍差,他便会罚大家跑步,直到跑出满身大汗为止。音乐老师余映南先生则很受同学欢迎,教唱歌之外还教弹风琴。学校有四架风琴,其中两架放在大礼堂里,供学生练习之用。

各科所用课本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原来,在“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也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的影响,教育部于民国九年(1920)一月发布训令:“兹定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同年四月又颁布训令,规定国民学校各年级,截至民国十一年(1922)为止,旧日用文言编写的所有教科书,包括国文、修身、唱歌等,一律废止,各科教科书一律改为语体文。这一时期先后担任教育总长的张一麐(1867-1943)、傅增湘(1872-1950)等人都热心提倡“国语”,在此前“读音统一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国语研究会”,拟订并公布了39个注音字母。“国文”改“国语”,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但是,教《国文》的余秉枢先生对这种做法显然有所保留,他不怎么教《共和国教科书》的课本,而让学生每人买一部《古文观止》,选讲其中各种文体的文章,他的理由是:“不读古文,怎么谈得上学国文?”那本书的许多篇章父亲在私塾已经读过,所以听余先生讲课并不觉得困难。又由于在私塾里已经在吴永章先生指导下写过作文,每“场”一篇,所以对作文也不感困难。父亲的作文经常被批上一个“钞”字,“钞”通“抄”,即要他另抄一份贴在教室里,让同学观摩,叫作“贴堂”,带有褒奖性质。父亲读小学一点也不觉得吃力,是因为按当时的学制,七岁孩子入初等小学,读三年升入高小,年龄应该在10岁左右,而他五岁开始读私塾,到这时已经读了七年多,年龄也已满13岁;虽然英文、地理、农业、图画、音乐、体操这些新式学校才设的课程没有学过,数学也学得不多,但国文、历史等课的内容大多是他不感陌生的。考试成绩父亲总是班上第一名,有一个叫雷毓才的同学,平均分通常比他低两三分,总是屈居第二。由于学习成绩好,年龄又略大一点,还当了级长。校长是师范毕业生,颇有一些不同于私塾的做法,例如要给期末考试成绩列在前三名的学生发奖状,还发一些奖品,通常是书籍和文具。

进入高小以后,父亲住在学校里,早饭在学校附近买着吃,午饭和晚饭则到我祖母的一个堂弟(名叫杨兴发,父亲叫他“发二舅”)家里搭伙。那时“发二舅”在广顺城内经商,住在下街,小学在中街,县城不大,从中街走到下街也就用不了多少时间。由于经商的缘故,“发二舅”家每天只开两顿饭,与学校的作息时间不一致,父亲的午晚饭便只好专门准备。那时他们俩还没有孩子,夫妇俩就把堂姐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小学生活与私塾有很大不同,有星期日,春秋两季还各组织一次郊游,一路唱着歌,到达目的地后举行野餐,师生都参加。当时唱的歌,有一些父亲到八十多岁还能记起来,还能唱,遗憾的是已经记不清词曲作者是谁了。例如:


春雨如雾又如烟,模糊难分辨;泥土不燥又不干,农民好种田。

柳荫麦浪绿无边,菜花黄又鲜。倘然是晴雨普遍,便是大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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