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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私塾跟祖父读书以前,祖母是父亲最重要的老师。她既能干又勤快,每天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管理家务克勤克俭,井井有条。连同曾祖母在内,全家十口,春夏秋冬四季衣服都是她一手裁剪、一手缝制;所穿的鞋子,从纳鞋底、做鞋帮到最后做成,也都由她包办。后来我的两个伯父先后完婚,祖母才有了两个帮手。她又擅长酿制以玉米(当地叫包谷)为原料的烧酒,所酿的酒远近闻名。赶场的时候到场上摆酒摊卖,平日就在家里二楼窗口挂一个竹制的酒提、一个漏斗,村里人看见便知道酒酿好了,可以前来购买以饱口福。祖母卖酒的办法很灵活,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大米或者包谷换;钱粮都没有的,还可以赊账。她专门准备了一个本子,由祖父一笔一笔记下赊酒者的姓名、所赊数量和日期。后来父亲读了书,能写会算了,也帮着记过这种酒账。对此祖母十分高兴,说:“到底是读书好,读了点书,就有点用处。”赶场的时候她常常到场上买点瓜菜或者别的东西,有时还割点肉,都用自己卖酒得来的钱,不向祖父伸手。这在勤劳、节俭之外,又体现了自立、自强的精神,对父亲也有很大影响。后来父亲在家里从来没有“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总是和母亲分担家务,总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他喜欢喝茶,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烧开水,泡茶。在社会上做事,他也总是凭自己的本事,从不央求于人。这同样影响到我,我也是从不睡懒觉的,在我自己家里,每天也总是第一个起床,起床后也首先烧开水。小时读书,长大工作,始终牢记一切靠自己,读陶行知先生的《自立歌》觉得格外亲切:“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三餐之外,父亲的儿时生活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完全随农时、农事而变。跟着大人到菜园看他们种菜,也就帮着择菜,对于孩子那既是劳动也是玩耍。随大人到野外放牛、割草,便帮着照看大牛、小牛。大人砍柴,他就帮着拾柴。家里有一个水碾,他很小就知道稻谷是怎样碾成白米的。到收稻子的季节,更有了自己的任务:在晒谷场边手持一根竹竿,跑跳着、呼喊着轰赶麻雀。农忙季节大人忙,小孩也忙,连饭都由祖母送到场边。后来父亲读“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不需老师讲解便能明白,显然就与这样的儿时生活有关。而这一点,恐怕是现在城市的孩子很难懂得的了。

对于孩子,儿时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过年。过年从“腊八”开始,那在北方以吃“腊八粥”闻名,在我们家乡则从用黄豆做豆豉开始。豆豉是贵州农村最重要的食品之一,既当菜,也是做菜时常用的作料。腊月十五打“粑粑”,有两种,完全用糯米打成的叫“糍粑”,掺了约三分之一籼米的叫“二块粑”。打“糍粑”是件费力的活,因为越打越黏。“二块粑”不那么黏,打起来就容易一些。打好的糍粑切成两斤左右的大块泡在水缸里,四五天换一次水,可以保持到来年二三月不坏。吃的时候捞出来,切成片,在木炭火上烤熟,或者油炸。“二块粑”则多半切成小片用甜酒(醪糟)来煮,并且常常会加一个荷包蛋。接下来,“二十三,祭灶关”,那同时又是“宰年猪”的日子。祖母是个养猪能手,每年五六月间就会选好一头猪作为“年猪”来养,这头猪总是家里养的猪里架子最大、体态最好的一头。一般人家宰年猪要请专门的屠户,宰一口猪通常给工钱大洋两至三元,外加一块三四斤重的肉,自然还少不了一顿好饭。但父亲的舅舅杨树清是那一方有名的会做菜的人,也会宰猪,这样“宰年猪”的任务便总由他来承担,父亲的两个哥哥则当“下手”。到舅舅家“宰年猪”的时候,父亲和两位哥哥也要过去帮忙。父亲年纪小,只能帮点小忙,例如给盛血的盆里撒盐,让放出的猪血凝固,他主要是冲那顿丰盛的“杀猪饭”去的。宰杀的“年猪”过年期间不可能全部吃完,大部分肉都做成了腊肉。孩子从小看大人做腊肉,长大了自己自然也就会做。居家过日子的许多本事,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新年到,哈哈笑”,原因很简单:“穿新衣,戴新帽;压岁钱,放鞭炮”,孩子能不哈哈笑吗?大年初一随大人进永兴寺烧香、磕头、拜菩萨,然后就在庙里玩耍。正月初五开始“唱花灯”,一直唱到十五。来远里没有专业剧团,村民们自导自演,也就以此自娱。儿童的许多历史、社会、文化知识,都是从看这种小戏得到的。广顺县城有舞龙,更是热闹非凡。县城距村子只有约五华里,路不算远,但大人不会带年龄小的孩子去看,因为怕人多挤坏,也怕走失。这样年龄小的孩子只能听大人以及哥哥、姐姐看了回来夸说如何热闹,同时盼望着自己快快长大。

过年之外,孩子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清明节了。大人备了香、烛、酒、菜、鞭炮和纸钱,带领全家去给祖先上坟。叩拜、祭奠完毕之后,便在坟地旁边野餐。中国传统节日都具有明显的教育功能,端午教人讲卫生(屈原投江那忧国忧民的大道理,对于孩子似乎还太深了一点),七夕教人夫妻恩爱,中秋教人和谐相处,重阳教人尊老敬老,而清明教的,就是敬祖宗、爱家、不忘本。在这些思想品德教育里,孩子最先能够懂得的大概就是清明节所教的内容了。在贵州老家,清明节还要吃一种特殊的食品,叫作“清明粑”。和一般糍粑的不同之处,在于做它要用一种绿色的野菜,那种野菜大概也就每年清明前后鲜嫩能吃,所以得名“清明菜”。这种加了野菜的“清明粑”我也吃过,坦率地说味道并不怎么好。我问过父亲它的来历,父亲说他也不大清楚,但猜测那可能与古时遭饥荒吃野菜有关。“清明粑”是一种粮食和野菜混合做成的食物,也许是提醒人们丰年不要忘记饥年。在正常年景情况下,清明前后也是一年中“青黄不接”、日子难过的时候,一遇荒年,就更难熬了。

父亲学了现代教育学知识以后,回头去看小时候清明节上坟的习俗,认为那对孩子实际上起了一种“春游”的作用。放下书本,走出课堂,走进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看山坡上花红草绿,听枝头小鸟唱歌,多么快乐!他做小学校长的时候对春游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安排这项活动。春游又叫“远足”,师生一律步行,自带饮水,自带午餐。家长通常会给孩子准备一份自己的“拿手”好菜,孩子和老师,几个人凑在一起野餐,互相品评。

后来父亲到南京晓庄师范师从陶行知先生,陶先生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父亲认为那是在反对把教育局限于智育、局限于课堂、局限于书本知识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有很积极的意义。实际上,一个人怎么做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儿童时期受教于生活,是从父母、兄弟、姐妹、儿时玩耍的伙伴以及接触到的其他人那里学来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孩子进的第一所“学校”。一个富贵人家的阔太太,养尊处优,闲来无聊只会打麻将消磨时光,和别人家的太太相处,也只会比吃、比穿、比首饰、比阔气。尽管她也可能识字明理,会用《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育孩子,而我那位不识字但克勤克俭、自立自强的祖母则不会,然而她们两人的教育效果,哪一个更好些?恐怕是明摆着的事。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注意有意识地学习,把社会当作一所大学校,“众人皆吾师”,他就能学到更多、更有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