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脚印 作品相关 引子

戴问天 收藏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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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戴自俺,是一个平凡的人。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在今天可以被称为“成功人士”的大事,更没有做过大官,从古到今,像他这样的人何止亿万?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有资格让人作传的,不是他们。

然而,他却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父亲出生在1909年,时值清朝末年,正是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厦即将倾覆的时刻。他在崎岖的人生旅途上跋涉了85年,1994年离开我们,那已是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不可逆转的时候。

从1909到1994那85年,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也极其不平凡的时代。

鲁迅先生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那是一条众人踩踏出来的路,不知起点,也没有尽头,密密麻麻,看似杂乱,满布脚印。凝成脚印的有汗,有泪,还有鲜血!

这样一条路,不是什么别的,它就是历史。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脚印属于一个平凡的人,但却摭拾自一个不平凡的时代。

在众人踩踏出来的那条长路上,要把一个人的脚印与其他众多脚印完全剥离开来是不大容易甚至不可能的,因为它们交错、叠压在一起,实在是太紧密了。不过这也不要紧,因为它让我想起与李广田、何其芳合称“汉园三诗人”的卞之琳(1910-2000)1935年写的一首诗《断章》。那首诗只有四句,却被视为他的代表作: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现在我们观察父亲留下的脚印,与他有关的那些人和事,似乎都成了他人生道路两旁的某种“风景”。然而我们如果以另一个人做主人翁,换个角度去观察,父亲不也成了构成那个人人生旅途旁“风景”之一员?

中国的读书人,或者按照现在的说法叫“知识分子”,按来源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出身“书香门第”,世代读书,其中不乏祖上做过官的,可以说早已跻身“亚圣”孟子所说“治人”的“劳心者”之列。另外一类则不幸呱呱坠地于原来不识字而“治于人”的“劳力者”,主要是农民家庭,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一谷一粟都靠汗水换得。他们读书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改变命运,挣脱那把自己牢牢捆绑在土地上的绳索。这种靠读书而走出“农门”,也就走出贫困的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只要看看近年来中央电视台高考后常常推出一个名叫《圆梦行动》的节目,便可以明白。

我们家也属于这后一类,我的祖父名世鑫,字敬臣,读过几年私塾,是我们家历史上第一个识字的人。后来还开馆教学,父亲的启蒙老师便是他。但是,因为始终没能考得“功名”,到老仍然是“童生”,这样,终其一生他主要还是种地,仍然只能算农民。由于自己读书没能读出个“样子”来,祖父很自然地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儿子,具体说是第三个儿子,也就是我父亲身上。这倒不是因为他偏心,而是受家里实际情况的限制。我们家是个“财不旺丁旺”的家庭,“财不旺”,决定了孩子们不得不从小放牛、拾柴火,长大了帮着下地干农活;“丁旺”,父亲兄弟六人,他行三,另外还有一个很早便能帮着母亲做家务事的姐姐。农村孩子想要读书,得具备两个最起码的条件。第一,要有读书的时间,即家里可以不需要他参加农业劳动;第二,家里要有余粮剩米,交得起学钱。直到今天,对于许多农民,孩子上学的费用仍然是一笔家庭难以承受的大开支。最近几年政府才免除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杂费,还给贫困家庭孩子一定补助,在帮助农民摆脱贫困上可以说是一个“造血”而不仅仅是“输血”的重要措施,具有“治本”的意义。在我们家,父亲算是基本上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得以成为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读书人”。

父亲读了近九年私塾,有幸的是,后两年读的已经是所谓“改良私塾”。接着,他又进入新式学堂。这表明,尽管还很微弱,教育上一股清新的变革之风还是吹到了偏僻的贵州山区。如果不是这样,他无疑只能和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无数读书人一样,有幸则科举高中,步入仕途;不幸则终老“童生”,弄得好一点,也只能像我祖父那样,开馆招几个塾生,挣些许“束脩”以酤村醪浇愁。

清末民初,从上到下曾经都非常重视师范教育,而父亲便是这种政策的一个受益者。在贵州那样偏远而又贫瘠的省份,当年被人们看作最高学府的便是一所农业学校和一所师范学校,而后者显然更受人青睐一些。师范教育“官办”而且“官费”,学生上学不但不收学杂费,还供给食宿,发给书籍、文具等学习用品,每年且发一套制服,这让父亲那样的贫困子弟也能够走出农村,来到省会贵阳读书。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的校长、老师,多有到北京等地学习过的,其中一些还到日本留过学或者参观过,“眼界”自然与只知道“子曰诗云”的传统读书人大有差异,对于家乡学子,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蒙、开导作用。通过这些老师,父亲和一些同学知道了胡适、陈独秀等与新文化运动有关的名字,开始读上海、北京等地出版的书籍报刊。那些书籍报刊之所以吸引他们,是因为充溢着让本地人感觉陌生的新思想。

辛亥革命以后,贵州长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在省会贵阳,政治气氛更经常令人窒息。大小军阀一个个“你方唱罢我登台”,好一个“乱”字了得!北望北京、天津,东望上海、广州,贵州学子益发为自己家乡的贫穷、落后,尤其是愚昧而痛心。父亲有幸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步行走出贵州,经广州、香港到上海。接着又辗转来到南京,进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学校。有幸师从陶行知先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在晓庄同学里,他是从一开始就不戴“有色眼镜”,从而能够客观、如实地认识这位老师,也就能够自觉实践老师教育思想,像老师那样终身以大众教育为己任的人之一。

父亲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上艰辛跋涉了85载,1994年11月5日凌晨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第二天晚上他对在旁看护的家人说:“我累了,我要睡了。”说完便闭上眼睛睡去,但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确实累了,需要休息了。我们让他安息在北京西郊香山附近一个山坡上。

七年以后,与他共历劫难相濡以沫、互勉求真同享欢乐半个多世纪的母亲也随之去了。现在他们依然互相依偎着,一起听山风吹过松林,看小鸟嬉戏枝头……

人们常说:“从一滴水可以看一个大千世界”,父亲一生的经历只是“一滴水”,但这滴水却可以反映出一个世纪里中国教育的变迁,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的变迁。个人总是渺小的,何况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写他只是一个“切入点”,时代才是伟大的,浓墨还得落在那个不平凡的时代上。

就让我们循着父亲的脚印,看看他所经历的那个不平凡的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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