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漫谈大国医(外篇)——之攘外安内

剑扬春秋 收藏 325 1482

“攘外安内”语出《伤寒论・太阳病上》:“甘草甘平,有安内攘外之能。”本义是概括甘草的药性,以及在应对表证与里证中的作用。

然而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国近代领导人,却在处理国事中生搬硬套这一理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春秋跟诸位讨论中医理论直到今天,忽而觉得有些枯燥,不如来个轻松一点,理论联系实际一点的例子来看中医理论。而这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当年中国的政事,以及当政者的治国“药方”

什么?那位看官说了:“靠!医学理论跟政事有什么关系?春秋我要你赔偿我笑出的眼泪。”

莫急,莫急!想必各位听说过一句古话——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人体与国家,何其相似乃尔。其实平常关注中医的同志会予以理解的。(这个观点,春秋会在以后的论述中慢慢跟大家说明的,还是别急着否定)

哦,扯远了。还是讲攘外安内吧!所谓攘外,可理解为“辛温解表”、或者“辛凉解表”。中医的八纲辨证中,“表”与“里”是相对应的辨证。

“表证”通常缘自外感。即病邪自体外而来,从腠理侵入卫分(本系列气血帖中提及了“营卫”的概念,各位可以返回去看一下。),引起的怕冷、发热、头痛、鼻塞、咳嗽等症状,可统称为“表证”。一般来说,表证本身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大碍。但是疾病会“传变”(中医学名词,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表证也可能向里证传变。从术语上来讲,属于从“太阳病”至“少阳病”至“阳明病”的发展过程。这些过于深奥,故而不多说。

然而排除这些外行觉得难懂的术语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病邪自外而内,深入人体内部,比如五脏,比如三焦之时,病就会愈加沉重,病人也愈危险。

因此,诸位都应该知道小病会拖成大病的道理。

同理,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寇觊觎中华之时,虽垂涎三尺,却尚未放手侵华。于东北关外,淞沪闸北制造事端,此即为外感病邪。日寇虽有亡华之心,却无亡华之力。当时整个日本对于挑起全面战端皆持观望态度。闹事者,多为少壮派军官,参谋。层级较低。这些情况就反映出,当时的入侵尚属于表证阶段,对于中国之存亡,尚未危及根本。

事实上,多次事端,皆因关东军下层军官挑起,而日本经常有“下克上”的现象。上层无力制之。但是事后竟然发现中国政府软弱退让,给日本尝了甜头。于是更加放纵下属的行为,直到一步步掀起整个侵华战争。

从张鼓峰,诺蒙罕,和广岛长崎的经验看,大核民族是一个善于汲取教训的民族。他们吃了亏以后会立刻调整策略。

柳条湖炸轨,仅是关东军一部分人的所为。即使关东军全部支持他们,数量也不过万余。东北军有多少人呢?二十万,还不包括各地的保安总队,省防军。东北军精锐部队,一个连九挺捷克造。张作霖留下的五个飞行大队共二百余架飞机,装备雷诺坦克的坦克大队。奉天兵工厂一年数百门野炮的产量,这些都是关东军所没有的。然而一纸不抵抗的命令,致使这些全部资敌。

主动出击会怎么样?即使不能全部击败关东军,却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教训,一个类似于张鼓峰的教训。日本高层会如何对应?会放缓侵华的脚步,从而可以将病邪抑制于表证的阶段,而全力去走南下路线。

以上,便是1931年中国患上外感表证的概述。然而不幸的是,空一格常公并没有针对此施以解表发散的药方。而是认为,三焦之中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TG。

TG真的属于病邪之列吗?当然不是。首先,中山先生就不这么认为。想当年大革命时,国共双方“阴平阳秘”合作良好,革命欣欣向荣。然而空一格公却只看阴阳对立,不看阴阳互根,强调克伐一方,导致国家阴阳不调,正气不足,难以“攘外”

阴阳对立,同时也互根。失其一方,另一方则为“孤阳”或“孤阴”。从具体情况分析,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掌握着更为雄厚的执政资源,属阴。而TG四处奔走,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属阳(国共间阴阳的划分方法,各位可以从最近三篇的阴阳论述中得到参考)。

事实上,国民党自身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导致空有资源而难以运用。TG虽善于利用资源,却终因力量薄弱,独自亦难成大事。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阴阳偏衰,而且阳虚更甚”的情况。此时治国之药方,应以壮阳为主,而滋阴为辅。然而空一格公所开的药方却是“补阴而伐阳”。几个政变搞得TG元气大伤,自此,中国彻底“阳虚”。

空一格常公的“伐阳”之方,令中国阳虚,阳虚导致正气不足,难以驱散外感病邪(关东军一小撮分子)。

“攘外安内”是一个治病思路,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常公的安内药方本身就有问题。前面讲过,TG很善于利用资源,并将其作用发挥到极致。然而始终苦于没有资源可用。资源哪里去了?正被常公拿着“伐阳”呢!

面对这种阴阳不调的中国,要“安内”,根本不能伐阳,因为并无“阳盛”之证。而应该壮阳,在壮阳的同时辅以滋阴之法,解决“阴阳偏衰”的整体状态,而后调和阴阳,如此才能真正地补足正气,以抵御病邪。

可惜不幸的是,外感病邪开始向内传变,深入卫气营血以作乱。热河、喜峰口一线告急,而常公还在服用凉药以“伐阳”。

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常公才开始改变药方,转“伐阳”为“攻邪”。然而此时病邪已入阳明,成了心腹之患。甚至在抗战期间,常公还是寻找各种空隙地使用一些“伐阳”之药,像朱怀冰、韩德勤、上官云相等等。

“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不能说全错,但是起码“攘外”与“安内”要辨证统一,“安内”之思路要对证。若单纯地将其割裂,从哲学上看,是典型的二元论与机械的世界观。而在中医看,则是不对证用药的庸医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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