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艾希曼审判:凸显以色列的道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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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img1.itiexue.net/1298/12989809.jpg[/img] 铅笔画《1961年艾希曼审判》   50年后重新探讨艾希曼审判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人类既需要同习以为常的遗忘作战,又要同那些歪曲和否定事实的人作战。   50年前,长期隐居阿根廷、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捕获。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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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艾希曼审判:凸显以色列的道义合法性

铅笔画《1961年艾希曼审判》

50年后重新探讨艾希曼审判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人类既需要同习以为常的遗忘作战,又要同那些歪曲和否定事实的人作战。



50年前,长期隐居阿根廷、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捕获。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一直持续到5月31日,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并对审判的法理效力提出质疑,结果在犹太世界掀起轩然大波,阿伦特甚至被骂作内奸、“纳粹同情者”。



2011年,在艾希曼审判5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美国历史学家、大屠杀研究专家德波拉·利普斯塔德(Deborah Lipstadt)出版了《艾希曼审判》一书,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引向50年前受审的艾希曼和那时坐在旁听席上的阿伦特。对于同那段历史已有隔膜的我们来说,她的书也回答了我们不免提出的这样一个疑问:艾希曼审判何以重要?难道比纽伦堡审判还重要吗?



艾希曼审判旨在凸显以色列的道义合法性



的确,在利普斯塔德看来,艾希曼审判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超过了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在二战后不久进行,那时人们甚至还来不及从战争的巨创中缓过神来,而1961年二次大战结束十多年后,人们终于有力量唤醒记忆,要求迟来的正义。和纽伦堡审判不同的是,站在这场审判席上的不是一群纳粹头子,而是一个人,这个人主要参与制定了屠杀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亲手将80万波兰犹太人送入集中营,欠下了300万条人命(审判时为防止有人将他当场击杀,艾希曼被安置在防弹玻璃后面);此时坐在审判席上的也不再是战胜国一方,而是犹太人幸存者,代表他们的是年轻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利普斯塔德强调艾希曼审判至少有两个重要性,一是幸存者站了出来,他们的遭遇得到了公开倾诉和被聆听的机会,“大约有100位幸存者出现在证人席上,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人们屏息凝神倾听他们的方式,是从未有过的。”在艾希曼审判之前,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还一直鲜为人知,艾希曼审判作为首次在全世界电视转播的一场审判,幸存者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骇人听闻遭遇的讲述,极大地唤醒了公众意识。最近正在德国柏林举办的一场以“面对正义:阿道夫·艾希曼受审”为题的展览,也通过大量资料图片表明,艾希曼审判打破了战后各国在希特勒清洗犹太人计划这一话题上的沉默。其次,利普斯塔德认为,艾希曼审判凸显出,只有在以色列主权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犹太人的正义才能得到伸张。捉拿艾希曼的整个过程惊险紧张,如果不是以色列特工精心策划、万里擒魔,并动用以色列领导人专机把艾希曼从阿根廷偷运回国,艾希曼就不会在1961年4月的那一天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如果不是一个犹太人国家,恐怕就不能阻止过去一直发生的事情。大量被杀者惨遭杀害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无处可去,而以色列将是一个避难所。”在利普斯塔德看来,以色列国家的建立,代表着犹太受害者摆脱了让“最终解决”得以可能的无权者地位。她用“一个人的审判,改变了一个社会”的说法,来说明艾希曼审判对以色列年轻一代国家意识的塑造。这也正是当年的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希望通过举世瞩目的艾希曼审判来达到的政治效果,即确立以色列国家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并因此赢得国际地位。就此而言,艾希曼审判达到了目的。今年4月28日《耶路撒冷邮报》对艾希曼审判50周年做出反思的一篇报道,说“艾希曼审判对这个民族的影响深远,是塑造了以色列发展历程的一个事件。”然而,这一“政治效果”,却正是当年亲临审判现场的阿伦特所担心的。



“平庸之恶”引发道德政治责任之争



在利普斯塔德著作的封面上,有一张阿伦特的标志性照片:左手夹着雪茄,目光冷峻陷入沉思。利普斯塔德在书中表达的看法显然也是对阿伦特就艾希曼审判在程序和主体上所提质疑的回应。艾希曼在审判时自我辩护说,他只是纳粹庞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除了服从之外别无选择。阿伦特倾向于接受他的这一说法,因为她像其他见过艾希曼的人一样,都惊讶于这个人的“平庸陈腐”,既没有对自己行为的自责忏悔,也没有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甚至想不通像他这样尽忠职守的人还要被当成罪犯。一句话,这个人身上没有任何出众的特征,能让人把他跟一个杀人狂魔联系起来。阿伦特因此创造了“平庸之恶”这一著名短语,来概括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但是她仍然坚持追问个人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责任问题,在她看来,这场对一个人的审判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道德责任的机会。因为他一旦走上法庭,问题就不再是体制如何如何,而是他如何成为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帮助这个体制顺畅运转的问题了,法庭应就他个人在体制中的罪责进行审判。但是她很不满地发现,审判中幸存者们耗费大量时间的举证都与被告罪行无关,整个过程全是犹太人对纳粹罪行的控诉,然后法官一次次向证人提出“你为什么不反抗”这类“残忍而愚蠢的问题”。


阿伦特当然不是对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漠然置之,但她对“政治”的理解却远非本-古里安或利普斯塔德所理解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代表的权力。在早年描写犹太著名女性的《拉尔·哈瓦根》传记中,她就反思了18世纪犹太人以“同化”融入主流社会的失败,在《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她更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政治权就没有人权”,对犹太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除了作为赤裸裸的人之外什么都不是,但“政治”对她始终意味着众人参与的行动,她期望犹太人在行动中成为有力量、有自己判断的人,而不是被某种民族集体主义所代表,陷于意识形态大旗掩盖下的无思想状态中。她举过一个“为什么不可以杀犹太人?”的例子。对于这个问题,用反犹主义或犹太复国主义来回答都是无效的,事实上,这些理论可以为相反立场的各方所用。阿伦特早年流亡法国时也曾经为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工作,但随着她自己政治思想的成熟,她与犹太复国主义渐行渐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发表更意味着她与犹太复国主义的公开决裂。她在报告中质疑了以色列政府作为审判主体的合法性,她和另一位关注这一事件的伟大哲学家雅斯贝斯都建议,由于艾希曼的罪行是在第三帝国法律的支持下做出的,应当成立国际法庭来审判这类超国家的罪行,在那个法庭上,人们可以代表那些死去的、被遗忘的受害者出来作证。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审判更像一场由以色列政府策划的轰动一时的作秀而非真正的政治事件,即它让各方当事人错过了反思其道德和政治责任的机会。报告发表之后,阿伦特立刻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她不但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踩了犹太人委员会“被动协助”屠杀犹太人这个禁忌雷区,而且暗示了艾希曼无思想的“平庸”立场本质上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并无二致,尽管是出于非常不同的原因。



50年来,围绕艾希曼审判的讨论几乎一直未断。利普斯塔德借助这50年来发掘的更详尽史料,包括以色列国家档案局2009年解禁的艾希曼狱中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阿伦特,表明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只知服从的“齿轮”,而是一个积极热情地执行上司命令的家伙,例如,他同匈牙利犹太人救援委员会负责人卡兹纳协议,用1万辆卡车物资交换100万个犹太人;他刚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发现那时处死犹太人的方法“很落后”,后来毒气室和细菌工厂等“先进”设施才陆续建造起来;当他的上司希姆莱1944年下令停止“最终解决”时,他颇感失落不满。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史料在逻辑上并不构成对阿伦特“平庸之恶”概念的挑战,因为一个只知服从、只想往上爬的官僚,往往是极权暴力最积极最有创造性的执行者,他根本不打算也不费心考虑什么道德责任,极端的恶往往是最平庸的人犯下的,这正是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令人震撼之处。



没有记忆,正义也会丧失



当然,利普斯塔德工作的贡献并不在于是否真正挑战了阿伦特;她们两个人的立足点和角度本来就不一样。利普斯塔德作为历史学家在50年后对这一事件的讲述,细致全面地还原了艾希曼审判的前前后后:检察官、律师和法官的选择,媒体的反应,幸存者证人的证言,艾希曼的自诉,围绕着是否判死刑的激烈讨论等等。历史学家的记载首先从人们公认的正义角度为后人保存了记忆,利普斯塔德更力图复原幸存者眼中的正义,而没有记忆,正义也会丧失。50年后重新探讨艾希曼审判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人类既需要同习以为常的遗忘作战,又要同那些歪曲和否定事实的人作战。2000年,一直致力于为希特勒屠犹翻案的极右翼历史学家戴维·欧文(DavidIrving)就把利普斯塔德和出版她的书的企鹅出版社告上了法庭,控告利普斯塔德在其《否定大屠杀:对真相和记忆日益严重的攻击》一书中诽谤他的名誉,败诉后,他又不停地写书、演讲来证明大屠杀从未真正存在过。



作为杰出的政治思想家,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报告既不是站在一个记者现场报道的角度上,也不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向后回顾的角度上。凭借她对政治世界的独特思考,她讲述的这个审判故事着眼于未来:在后极权主义的时代,人类如何与他人共同生活,如何能在无规范的情形下去判断,去行动。在为她的严峻思考讶异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她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是一个从集中营中侥幸逃脱的犹太人,一个从1933年开始就流亡他乡的德国人,更是1961年亲临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旁观者。她个人思考和观察的角度,始终使她的私人故事带有一种普遍有效性。可以说,透过阿伦特的目光,艾希曼审判对我们而言将一直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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