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精英如何对待“二十一条”

宁尚彬 收藏 12 934
导读:孙黄不和,乃自宋教仁案始。宋教仁被暗杀时,孙文正在日本,闻讯后回国,当晚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高干会议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联合日本,立即起兵推翻袁世凯,黄兴则反对借外力解决内争,主张通过国会否决五国大借款,靠法律解决宋案(《陈其美致黄兴书》,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836-8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孙黄关系进一步恶化,则是孙文勾结日本侵华引起的。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自愿以中国为日本的印度,说什么:“(英国)以得印度大陆

孙黄不和,乃自宋教仁案始。宋教仁被暗杀时,孙文正在日本,闻讯后回国,当晚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高干会议商议对策。孙中山主张联合日本,立即起兵推翻袁世凯,黄兴则反对借外力解决内争,主张通过国会否决五国大借款,靠法律解决宋案(《陈其美致黄兴书》,朱宗震、杨光辉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下册,836-8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孙黄关系进一步恶化,则是孙文勾结日本侵华引起的。1914年5月11日,孙中山致函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自愿以中国为日本的印度,说什么:“(英国)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莫与争。日本地力发展已尽……支那则地大物博而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



以此引诱日本政府帮助他颠覆中国的合法政府:


“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黄兴看到此信,很不以为然,曾将该函抄示他人,特地注明自己没有列名。该函内容败露后,舆论哗然。1915年初,同盟会元老刘师培发表《告旧中国同盟会诸同志书》,说:“然据最近传闻,则诸君之中,其有怀愤激之谋者,不惜为虎作伥,引外力以覆祖国”,“穷究诸君所蓄之隐谋,在舍个人逞愤外,虽复亡国灭种,亦所不惜。”(杨天石:《海外访史录》,169页)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当时国脉如丝,再也经不住国贼引狼入室。1914年9月,日本趁一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出兵山东,占领了潍县、青州、青岛等地。革命党人詹大悲、白逾桓等人决议:“决不利用外患剧烈之时机为革命活动”、“暂时力持镇静,使政府得以全力对外”。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全国出现救国热潮,革命党人纷纷呼吁放弃内争,一致对外。何海鸣首先离日返国,宣称“政府以稳健诫国人,国人以大任托政府”,“苟政府不加海鸣以不利,海鸣且以首丘于祖国为安”。



1915年2月11日,李根源、林虎、程潜、熊克武、张孝准等11人发表通电,表明自己在此大是大非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反对政府,非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决不敢有危于国。矢心如此,自信可告国人。此次外交受侮,举国惊惧,虽由国之积弱,而亦中央失政所招,能发能收,责在当局。吾徒屏居海外,修学待时,无力使之加良,亦何忍使之加恶?……政府苟能推诚修政,举国倾心,即吾人客死异乡,亦所甚愿。”(陶菊隐:《武夫当国》第一册,184页)



“先国家而后政治”的主张完全符合西方民族主义精神。西方国家就是这样,但凡遇到重大外患时,所有的党派政治、内部纠纷一律挂起,一致团结对外,要吵要闹等到国难过去再说。李根源等人虽是坑害了国家民族的革命乱党,在此节骨眼上却也毫不含糊。



国内和留学界舆论沸腾,孙中山却始终“默不一言”,引起许多革命党人怀疑。柏文蔚等人致函中华革命党本部质问,柏文蔚并面见孙中山,要他表态。孙表示,各同志可自行通电反对,他自己“另有对策”。(杨天石:《海外访史录》,170页)

柏文蔚因此与黄兴等人商量,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联名通电,首先坦承了己方在南北议和后的过错:对政府“诚有所抨弹牵掣”,“吾党叫嚣凌厉之气,亦诚不免”,委婉承认了国民党在南北关系恶化中该负的责任。他们虽然坚持“二次革命”是国政不修被迫举行的,但说自己毕竟还是顾全大局了,当时“可战之卒且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只因“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不肯负固以困民生”,所以“一击不中,即复戢兵”,今日“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


接下来他们严正申明了自己的民族立场,并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历史教训警告效颦者:“窃览世界诸邦,莫不以民族立国,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堇理之。倚赖他族,国必不保。殷鉴不远,即在平西。”



最后他们还表示以后不再轻言革命:“自后如非社会有真切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丧,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



此后黄兴等人又致电海内外多家报刊,进一步声称:“吾人痛思前失,自安放逐。现政府果以何道能得民心,作民政,吾人正目视而手指之。吾人之神圣目的,在使吾最爱之国家庄严而灿烂,最爱之同胞鼓舞而欢欣,至何人掌握政权有以致此,吾人不问。”(转引自《武夫当国》第一册,184页;《海外访史录》,178-179页)




2月5日,亦即在黄兴通电之前20天,在日本强迫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之前三个月,孙中山、陈其美就与满铁株式会社的两个重要人物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了《中日盟约》,条约规定:“中华海陆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国家之事业”等。



1915年3月14日,亦即黄兴等人通电发表17天后,孙中山更写信给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乃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谈判之目的者。此点与不肖所倡导之主张相一致,虽欣喜不已,至于贯彻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则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诚所不堪焦虑者也。且如欲求东亚之和平,则舍实行真正之日中提携以外,决无其他途径。”


这是说,二十一条与他和满铁签订的盟约不谋而合,所以他既欣喜又焦虑。为什么焦虑呢?因为袁世凯缺乏诚意,拒绝考虑“真正提携”的要害问题:“唯关于交涉事件,对于将真正提携问题置于度外且缺乏诚意之敝国政府当局”,若“采取始终一贯之强硬交涉”,“将出现可悲之事实,至为明显此与吾人最终目的之日中提携之本旨相背离之手段,不肖等至感遗憾。”



因此,日本还是扔掉袁世凯,跟他签约的好:“欲得巩固之同盟,尝起草如左之盟约草案,秘密就教于贵国之有司焉。以今日之形势,欲实现如此理想,虽属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势动乱、欧洲战局变化极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携不可一日或缓之际”,日方应“尽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941页,中华书局,1991

年)。


孙文卖国犹恐不成,岂能容忍他人捣乱破坏?自然要把黄兴等人恨进骨子里去。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表第八号通告,污蔑何海鸣、林虎、黄兴等人“投降自首”、“自白”、“认罪告哀”:



“中日交涉事起,国人不明交涉之真相,实由夫己氏卖国而来,乃有与二次革命有关系者,藉此为举国一致之美名,有迎机投降者,如何海鸣之自首是也。有恐为夫已氏分谤而急欲自白者,如林虎之通电各报馆是也。有恐受借寇复仇之嫌疑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认革命有罪而不认私逃为罪),急向国人告哀者,如黄兴之通电宣言是也。”(《海外访史录》,167页)


孙文党徒还以化名散发传单,对黄兴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翻历史旧账,指责黄兴在熊希龄组阁时,

“日夜期望保皇妖党得与袁贼抗衡,而己则居中斡旋,冀博彼党之欢,而分一杯之羹”,为此指使章士钊办《甲寅》丑诋国民党,谄媚熊希龄与梁启超。连熊、梁在失势后都悟出了袁贼的凶顽,黄还执迷不悟,云云。那传单竟还倒打一耙,把兵败的责任一股脑儿赖到黄兴头上,说他既然明知取胜无望,为何还要举乌合之师?是为不智;甚至捏造事实,说什么“大难既发,旗鼓方张,师正报捷于淮、徐,将已逋逃于海外,负全党之嘱托,辜国民之期望,是为不忠”。这次致电国内乃是自辱:“自明心迹,誓以不促革命,求谅于国人”,

“但求国人之见怜,不计立言之卑屈”。


那传单最绝的,还是坦承自己假借外力,而国人无权过问:“夫国人果能辨理,吾党安有失败之理由?国人苟知向上,袁贼安有存立之余地?……若夫假借外力与否,国人实无判断是非之智能。吾党既以二十余年之苦心孤诣,取亡之满室二百六十余年者归之国人,亦当然不致复断送于他族。国人不能拒惯于卖国之官僚,自无烦其谅吾人救国之本意。国人既深愿袁贼之执政,又何必诉吾人不满之襟怀!”(ibid,163、165页)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之所以失败,袁贼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因为国人不能辨理,不知向上。既然如此,那我们假借外力到底是对是错,国人又还有什么智能来判断?我们既然苦心孤诣20多年,将亡了260多年的国家从满人那儿收回来恩赐给国人,当然就不会断送给他族。既然国人不能拒绝惯于卖国的官僚,那就不必来费心体谅我们救国的本意。国人既然深愿袁贼执政,那又何必来对我们发牢骚?说白了,这意思就是:这天下是我们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打下来恩赐给国民的。既然国民不识好歹拥护袁贼,纵容他卖国,那么我们又为何卖不得?



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进者” 的心声,“伟大的爱国者”的自供状。


光是发通告、散传单辱骂真正的爱国志士也倒罢了,孙文还勾结日本人造谣诽谤黄兴等人投降袁世凯,告诉日本人黄兴等人过分夸大了日本的对华要求,破坏“日中提携”。



3月13日,《大阪每日新闻》以《归顺革命党的宣言书》为题,摘要发表黄兴的通电,同日以《革命党陆续归顺,仅余孙逸仙一派》为题发表消息,造谣污蔑“袁总统收买革命党,近来着着奏效。……甚至传说,由于在美国的有力人士的暗中斡旋,连黄兴、李烈钧、柏文蔚等革命党的第一流人物也已发表宣言书,堂堂归顺。主要的归顺者为军人派。人们称为革命创始人的孙逸仙、陈其美等领袖仍然不肯归顺,正不断鼓吹日中提携论。”



同文发表了孙文对记者的谈话:


“此次归顺袁氏的革命党人主要为军人派,彼等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基于此种误解,遂敢于轻举,与我等分手。参加二次革命的流亡军人固然卑怯,以致失败,真正之军人,即意志坚强之无名之士尚充满国中,吾人于将来达到目的方面不必有任何担心。就彼等变节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处,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辈与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实现伟大目的之好机会。日中两国立国于亚细亚,倘不能相互提携,则难以与列强共存于竞争场里。中国与日本分离则国亡,日本与中国分离则陷于孤立境地。今日世界大势,当促进日中提携,以期保障东洋永久之和平。彼等一派之离散何足置意!(东京电话)”(ibid,179-180页)



至此,孙文总算打破沉默,对“二十一条”

作出了公开表态。他认为,黄兴等人针对二十一条的强烈反应乃是“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这是“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看不到中国离开日本就要亡国,日本离开中国就会陷于孤立。所以,中国的唯一希望,当然只能是靠日本来救亡图存,而世界的大势就是要促进日中提携,确保东洋之永久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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