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女人为何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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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于40年代或战后的妻子中,*的现象依然很多,此时导致她们搞*的原因则主要在她们的丈夫,因为这一代日本男人几乎是无性的人,就像是无性的“工蜂”。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因为工作而忽略了性生活,以工作的成就代替了性爱的愉悦。大多数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可谓是精力旺盛,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性生活中却丢掉了尊严。日本中年男子有一句半开玩笑的口头禅:“不把工作和ML带回家。”实际上“丈夫因为工作疲于奔命,妻子在养育子女上消耗体力,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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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寡妇”与成为“工蜂”的男人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于40年代或战后的妻子中,*的现象依然很多,此时导致她们搞*的原因则主要在她们的丈夫,因为这一代日本男人几乎是无性的人,就像是无性的“工蜂”。有人解释说他们是因为工作而忽略了性生活,以工作的成就代替了性爱的愉悦。大多数日本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可谓是精力旺盛,他们在工作中找到了人生价值,在性生活中却丢掉了尊严。日本中年男子有一句半开玩笑的口头禅:“不把工作和ML带回家。”实际上“丈夫因为工作疲于奔命,妻子在养育子女上消耗体力,双方都没有余力在性爱方面浪费能量”。等到夫妇的经济负担和家庭压力解除后,丈夫已经快阳痿或已经阳痿,妻子快进入更年期或已经是更年期了。


如同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孩子“拒绝上学症候群”的现象一样,在日本丈夫身上也出现了一种“拒绝回家症候群”现象。日本的企业流行“残业”(即下班后的加班),日本男人也喜欢加班,这样可以晚回家,即使不加班可以早回家,他们也要三五成群地邀在一起喝酒,从一家酒馆到另一家,直到深夜或者快天亮才回家,即使回家往往也是已经大醉了。


丈夫拒绝回家的原因也许是拒绝上妻子的床,日本男人往往色厉内荏,很脆弱,害怕失败,失败的时候很爱哭,一失败就完全认输,甚至委靡下去。在骄纵文化培养之下的日本大男子喜欢并依赖妻子或其他女人的鼓励,日本男人害怕妻子对自己的性器进行“小”或者“弱”的评论,偏偏这类评论在今天的日本流行起来。日本人认为:“男性性器相当于男人本身,而且是男性的一种象征,所以贬低男人的性器,可以说是否定了丈夫作为男人的人格,这对丈夫来说的确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男人的失责导致了女人的的事,不用工作的家庭主妇在家务事结束之后免不了寂寞,性的欲望因此袭来,她们对于性的享受和追求,从她们各类性的告白书中反映出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类告白书在日本非常流行。


与日本中年女人对婚姻体制感到焦虑相反的是,中年男人对体制感到疲惫。日本几年前有一个调查显示:在40~45岁的男性中,ED的比例为16%,在40~50岁的男性中,比例为20%。所谓ED是ErectileDysfunction的略称,意为男性生殖器官的勃起障碍。另一个调查甚至说在30岁以上的日本男性当中,每3个人就有1个患有ED。



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由于勤劳男人的晚归导致妻子性欲的不满足,于是*(日本人所谓的“不伦”)蔓延开来。“情人旅馆”、“温泉旅馆”也因此生意兴盛起来。旅日华人林女士的朋友、即和她同居一室的“沈姐”在东京一家名叫“四角儿苹果”的情人旅馆做清洁工,林女士因为要和沈女士一起结伴回家,偶然目睹了其中的浪漫故事:


因为她(沈姐——引者注)的“四角儿苹果”,离我(林女士——引者注)洗碗的料理店很近,有一次周末我下班后,想和她搭伴儿一起回家,就跑到那间霓虹招牌挺动人的旅馆去——这算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走进日本的情人旅馆:从小楼的入口处开始,就像医院的走廊一样,狭窄的过道上,一排靠墙的长板凳上,毫无间隙地挤满了男男女女,以年龄二十左右者为主。已经坐不上位置的,就只好凑合着,双双相依相拥地,占领着但凡不影响走人的过道空间。等待中的客人,不下二三十对。他们沉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酝酿之中,一切都表现得再自然、再天经地义不过,看不到丝毫的羞怯、掩饰和对旁人的顾虑。


显然这是以小时收费的服务行业,沈姐的钱,看来也不好挣。她必须以最麻利的动作,更换十几个“爱巢”被狂欢搅和过的一堆堆卧具……东京黄金地段周末的性生意,竟火爆成了这样!令我大开眼界。当时我只顾往里面疾走想找到沈姐告诉她我来也。马上有好几个声音,对我发出了怒吼:“排队!”“不许插队!”我被吼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这是我有生之年经历过的顶尴尬的一个瞬间。


日本战后一大变革就是,在*上男女平等了,它不再是男人的专利了。由于日本男人或丈夫不断地寻找外遇,使女人和妻子也感到很寂寞,男人需要女人,女人也需要男人,于是她们也去寻找自己喜爱的男人。这样性也越来越开放,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社会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根据渡边淳一所著《化身》一书的介绍,日本有各式各样的情人旅馆,有一种旅馆,房间里四面都是镜子,可以从各个角度欣赏。一进旅馆的门,如果右边是总服务台,那么在对面的墙上则贴着各个房间的内部照片,并标出价格,顾客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旁边是投币箱,投币后就可拿到钥匙进房间。这样做,可以使顾客不必和总服务台的人打交道,尽量保证隐私。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情侣旅馆的布置也搞得奇形怪状,令人瞠目,什么圆形的双人床、吊床,不一而足。


这一切都表明日本男女对于性享受质量的刻意追求。


虽说日本女性曾存在性饥渴的倾向,但从外表看,除非是在红灯区或是一些公开的风俗女,日本女性给人的感觉是温柔而不是放荡。日本民族拥有两个面孔,具有双重性格。渡边淳一说,日本女人具有两面性,一旦上了床,她们便一改平日的矜持。尤其是那些少女,她们会做出令男人难以想象的媚态。


在现代日本家庭、性方面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女中学生的“援助交际”。



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奋的民族,也是一个能够忍耐的民族,男人们一般从进入公司开始就一直奋斗和忍耐,人到中年的时候,在大大小小的事业上总算有了自己或多或少的成就,大小也混了个社长、部长或课长的职位,也许这时才想到可以放松自己,并放纵自己。


也许要体验幸福和享受生活的时候,已经成为“大叔”的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力不从心了,他们需要通过偷情来激发自己,需要年轻的肉体来使自己激动。正如渡边淳一许多揭示现代生活的小说中所反映的那样,“为了消灭这种生命的无力感和虚无感,男人总是不可救药地爱上一个女人,在与女人细致温柔的缠绵中,在肉体的相互抚慰下,不可自拔地沉沦下去”。这个女人总是比他小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少女或者女人,他要从她们青春的肉体中复活自己的青春。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但人们总想重新来过,重新度过青春年华。尤其是那些成功的日本男人,社长、部长或课长这一阶层常有年轻的下属“OL”小姐(即办公室小姐)追求他,而那些普通的公司职员们在得不到OL青睐的情况下,就把眼光转向了更年轻的中学生,他们引诱那些缺少零用钱的少女。这些是导致女中学生搞援助交际的重要原因,所谓的援助交际就是变相的色情交易甚至是卖淫。


还有,“主外”的日本男性在工作上有很多人感受到极大的压抑,感受到被无视、被践踏,他们需要被尊重,哪怕是那种被尊重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在日本有时只能用钱来买。据村上龙透露:


以前在采访性风俗的时候,据说新大久保有一条“大叔街”,我大吃一惊。日暮从公司里下了班,大叔们都拥到那条街上去,阳光女孩(“阳光女孩”这个称呼大概也是很过分的)们也闻风而动汇集过来。双方躲在电线杆背后见面,一旦谈妥,就去咖啡馆接着交谈。说说话就结束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做,连握手也没有,当然也没有射精。


这些大叔们这样做应该不是追求浪漫,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显得太窝囊了。因为“那些可怜的中年男人,他们之所以追逐站在东京新大久保的防护装置下拉客的高中生卖淫女,出三千日元只在路边的茶店里泡着说说话,并不是为了追求徒有虚名的浪漫,而是渴望维系像下水道泡沫一般转瞬即逝的自尊”。因此,日本有不少专供人打骂发泄不满的服务,因为这是一个压抑而需要发泄,需要各种减压阀的社会。在现代日本“能获得自尊的场所在减少,不断增加的尽是一些剥去自尊的场所”。


由于现代日本社会疯狂的物质追求、男性变态的性欲,日本的少女自然成为色情猎物。加上自古以来发达的日本风俗业,艺伎和游女的生活方式等对日本现代价值观依然存在影响,最为深刻并引人注目的怕是对在校女中学生的影响了,性被她们很自然地视为可以随意出售的商品或者服务。


由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加速冲击日本,到70年代,日本青少年的性观念发生巨变;加上避孕技术的提高,性教育的变味,中学生中有过性行为的人数在不断上升,女学生中还出现了卖淫活动。现在日本的女子高中生中间流行的援助交际应该与此诸多因素有关。



1993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女高中生将自己的制服、内衣内裤卖掉,以此得些零用钱,这是女高中生开始卖春的萌芽。


她们建立援助交际的过程很简单,一般是将自己的传呼机和移动电话号码贴在传言板上,然后等待别人来联系,在20世纪末的日本,男性“上班族”很容易见到这样的启事:


嗯!初次利用,我是初三学生,虽然是15岁的少女,我也想募求援助交际的对象。一个月内会见两三次,条件是给我买手机。拜托和我联系。


如果某个工薪阶层的男子有意,就可以找到机会和这个女孩见面。她们或者在网络上发出这样的帖子:


你好!我是一个希望援助交际的15岁的少女,如果可以的话请告诉我您的联络方式。简单的信息告诉你,身高162厘米,体重47公斤。嗯,因为还是处女,许多事情还不知道,各方面都请多多指教。也请告诉我您希望付出的金额,拜托了。


这就是所谓的援助交际,少女卖淫的代名词。任何被少女们称为“大叔”的男人只要愿意出钱,少女们都会尾随他们去各种名目的“情人旅馆”。


如果更进一步,女中学生们可以给色情杂志拍一些裸体照片,或为音像制品商拍摄一些色情表演的录像出卖。正因为如此,到1996年很快出现了日本全国流行的“援助交际”活动,成为日本社会的新话题。


村上龙说,他以前采访过色情书、淫秽书的模特儿,所以对这些女孩知道得很清楚,她们并不是痛不欲生地为了替父母还债而脱衣服的。村上龙深有体会地说:


她们基本上是快乐的。报酬也不赖。她们的机会虽然比不上那些顶尖的模特,但至少比贫困而悲哀的手淫读者多得多。


除了经济发展使人成为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从而影响了纯情的少女之外,性自由的革命口号、艺伎及风俗业利益动机等,对日本女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今自愿卖春的比例相对于被迫卖春的比例大大地提高了。


性的欲望和追求满足的动机无疑是激发犯罪的重要动机之一。随着参与援助交际的中学少女越来越多,威胁、勒索等犯罪的现象也多了起来。在这种交易中,男人满足欲望的条件是金钱,倘若没有金钱而要满足性欲,那就只有耍手段占这些少女的便宜了。因此在日本玩弄这些少女之后不仅不给钱反而威胁她们的人有不少。


这些对女学生耍无赖的男人主要是流氓、痞子,即日本人所谓的“呀哭刹”、“恶党”。因此在接客之前女学生们一般都要在暗中观察一番,看事先在电话里接上头的这个人是否像流氓地痞,若感觉危险掉头就走,她们称之为“危险回避”。



自古以来性的买卖主要在黑暗中进行,是比较危险的事。不过这些女中学生一般都自信自己是幸运的,因而不断去冒险。女学生在援助交际过程中若遭遇到麻烦基本上都是无助的。无论是双亲还是警察或是学校的老师,她们都不能向他们求助,因此更激发了坏人的犯罪动机。她们在援助交际中被威胁被勒索的情况一般是这样:


阿雅子(音译)在中三(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现在已经是高校一年级的她告诉记者说:通过传呼(电话传呼服务)约定的那个男人说:我给你十万,你到上野来。阿雅子因此便乘车去了上野,这次是约定在莺谷碰面,那人驾车来接。在面包店前等待的阿雅子,觉得那个男人怎么看也是地痞,心想:这样的男人超讨厌。那个男人穿着西服看起来像个有钱人,有些肥胖并且秃顶,戴着太阳镜,因为电话里说三十岁,阿雅子心想他绝对不是,走近一看,至少年过四十。他很快认出阿雅子,打了个招呼:“让你久等了。”因为阿雅子已经告诉他自己的服装。她一般和同类的小姐一样穿着学校的制服,此时想马上走开已经来不及了。


“跟我来。”男人说着便在前面快步走起来。


“为什么走那么快?”阿雅子便忍不住问他。


“因为这一带有许多便衣(警察)。”男人回答着,脚步迈进了旅馆街。


……


等H(这里是象形词,指性交——引者注)结束之后,那个男人的态度急变。


“因为有你这样的女孩,太麻烦了!”


“啊!什么意思?”


“像你们这样,利用传呼接头卖淫,影响了我们的经营。”


听到男人这样的回答,阿雅子想起来了,之前听说黑社会(痞子)经营和H有关系的店,这个男人大概就是做那种经营的地痞,阿雅子立即害怕起来,哭着讨饶:“非常对不起,以后绝对不干了,让我回去吧……”


“真的以后不干了?以后要是再碰到的话,怎么对付你就不知道了。”


其实那个男人也害怕被警察抓到,指示阿雅子从前门回去,自己从后门走了。


阿雅子对记者回忆说:“一元钱也没有给我,也许是真的地痞,也许是那种干了就跑讨便宜的家伙。超恐怖!”


阿雅子接着对记者说起两个月前的一件事:


因为那时的恐怖,阿雅子一时克制住没有去卖春,等到钱完了的时候,她又开始了,结果又遭遇让她痛哭的倒霉事。


这回约定支付五万日元的男人,看不到痞子的习气和风格,衬衫外套西装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上班族(公司职员)。


“五万元太贵了吧?”上班族在H结束之后开始砍价起来。


阿雅子这时发现,在电视机桌子的侧边放着的职员的提包口正开着,那开口正对着床铺的方向。


“那个皮包一开始就一直那样放着吗?”阿雅子问他。


“呵,从进旅馆的时候就一直放在那里。”职员这样回答。


肯定被拍了裸体录像,阿雅子这样想着便回忆起在莺谷的那次恐怖遭遇。


“如果没有钱的话,我也不要了,作为交换条件,什么也别做让我回去吧!”阿雅子哭着哀求。作为交换条件,那个职员要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无奈的阿雅子灵机一动把朋友的号码写在纸上给了他,说:不信可以打电话试试看。毫无疑问,那个星期日给朋友及她的父母带来超级的麻烦……


这些女中学生停止卖春一般要等到她们遇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的那一天。日本少女的这一表现给外国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们在东南亚一些国家旅游的时候,很能引起东南亚的不良少年的注意,激发他们犯罪的冲动。针对援助交际等社会问题,日本有人甚至喊出了“女生误国”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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