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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一放松呀,身体立即有反应。当晚我就早早的洗漱休息了,谁知第二天早晨稀屎拉了一床,不得不大清早爬起来洗衣洗被。领导得知我犯病后,立即找随队军医给我诊治。记得那位张军医说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就近送我到43医院去看。43医院同意张军医的诊断,于是打了高剂量的青霉素,弄得屁股又胀又痛。

第二天,回到峨眉九里驻地,董光枝参谋长交代了几个事情:潘建安被推荐到宣化炮兵学院深造去了;江学平已学成归队,正在云南家乡探亲;从加农炮营调来了当过两年指挥排长的院校生马方前,是安徽泗县老乡;还有两个,就是刚从宣化炮兵学院参谋系毕业的李光奎和张金明。乖乖,加上陈镇宏和我,作训股超编了。

李、张二位我都很熟。1977年底团集训队我当计算1班班长时,李是我的副班长(1976年3月的兵,四川江津人,现任重庆市江津区公安局督察长),参训前是团指挥连计算班的副班长;张是班里的战士(1976年3月的兵,四川秀山人,现任重庆市黔江区石油公司总经理),参训前是榴弹炮1营计算班的计算兵,集训后被提为榴弹炮2连指挥排长。1979年上去打仗之前,部队扩编的时候,张被提拔为榴弹炮3连的连长,是当年全团最年轻的连长;李被提为排长,定为庙儿岗部队驻地留守分队负责人,负责守护工作。

董光枝参谋长倒是很高兴,因为小李和小张都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当1营营部侦察排长的时候,小张是他排里的计算兵;他当2营营长的时候,小李是他营部的侦察排长。我想这俩人能同时进作训股,一定跟他有关系。

当人家都忙着休假探亲时,我则到处求医问药。到师医院,医生先是以为是胃病,给我做了钡餐造影,却没见到病灶;再做胆囊造影(那时还没有B超),呵呵,原来是急性胆囊炎发作,又由于前面误诊了,耽误了对症下药,已经转为慢性胆囊炎。总算找到病因了,我又喜又恨。喜的是总算弄清了病情,恨得是前面的医生耽误了治疗。

回到团里,将诊断结果给董光枝看后,请假去看病。他问由来谁主持股里的工作,我说还是小张合适点,他毕竟当过几年连长,行管上的事情熟门熟路,应该可以的。到底行不行,还有你在后面把关么。说实话,我当时就想着早点把病看好,只要能尽快脱身,管他谁主持工作哟。不过,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就是董光枝参谋长和冉懋怀团长都喜欢小张,我也看重小张。这个人很聪明,见人都是笑脸相迎,显得谦恭有礼貌,即便是初当全团最年轻的连长时,见到我都是一口一个“老班长”,听着蛮舒服的。相对来说小李为人处事要差一些,亲和力也就不如小张了。

请好了假,又回到师医院,请医生对症下药。那位女的赵军医(后来成了战友吴跃忠的夫人)可想了不少办法,又是开中药,让我喝药汤;又是开西药,一把一把地吞下去。期间,炮兵科长武凤海提升为我们团的团长。有一天,老武和董光枝一起去看我,谈了一些事情,说我可能职务有变动,不是到师炮兵科当副科长,就是下营当营长,叫我尽快治好病,准备应对。

我那时哪有心思想升官的事情哟。人都病得歪歪倒倒的了,还当个什么官呀,莫名其妙!

在师医院住了一个来月,苦药汤喝了不老少,花花绿绿的西药片也吞了一大些,自我感觉好多了。于是,就在10月底归了队。

住院期间,我的第一任指挥排长,时任副团长王正法因晚期肝腹水,医治无效去世。火化以后,骨灰拉回老家与他的父母葬在一起。我听到这个消息太迟了,以至于都没能去送他最后一程,心里很难受。

唉,这人命苦啊。当年为了老婆结婚好几年没生孩子,差点蹬了原配。后来调到作训股,年龄满了35岁,老婆随了军,时来运转给生了个双胞胎、俩男孩。1979年打仗前提为榴弹炮1营副营长,带领前进观察所,实行抵近侦察,以及时有效的火力,支援步兵战斗,荣立二等战功。

从云南回到峨眉驻地后,他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开销,全仗他那每月几十元钱,不得不节省再节省。加上甘肃人好吃土豆(马铃薯),家里每天吃的除了土豆还是土豆,经常见他端着一碗煮熟的囫囵个的土豆,边撕皮边啃着,以至于人送外号“土豆皮”。哪成想,四川的气候跟甘肃老家不一样,土豆放长了时间会发青变绿,这时就不能吃了。可他舍不得丢,还是削削煮着自己吃。这不,得了中毒性肝炎。

1982年底,师、团领导班子调整,他被提为副团长。1984年初,由于备战军区大比武,他作为分管作训的副团长,自然一心扑在突击训练上。“尖子”集训期间,跑前跑后地忙活,没有及时发现和治疗,拖成了肝腹水晚期。尽管成都军区总医院进行了精心救治,还是回天无术,我的老排长就这样驾鹤西归了。前些年听说他家孤儿寡母三口人,在历任团领导的关照下,日子虽过得艰难,儿子却很争气,先是当兵,后来工作,老嫂子总算熬出了头。

……

眼瞅着自己那一大堆书没地方放,才后悔1982年那次团里分家具时,不该把那个五斗橱(团干每人一个大衣橱,作价30元;营干每人一个五斗橱,作价20元)的指标送给了董光枝。再说了,部队的事情说来就来,既然传说职务可能有变动,料不准哪天就宣布了,这些书往哪里装和摆?这时,想起一件事,前年在大桥拉练时不是买了几段桦木吗,打个书橱再打个床头柜吧,不够再找别人凑点。于是,自己画图纸设计了个样子:书橱为捷克式,上面为书架,三层,每层25公分高;下面为书橱,也是三层,层高25公分;架的盖子做成翻盖的,往下一翻,就成了书桌,写字看书都可以;床头柜也是捷克式的,单开门,一抽屉。

为了避嫌,原来给股里打书橱的木匠不敢请,就找到团部大门口对面的小李木匠给打。带他去看了木料,说肯定不够。想起我买桦木时,尹跃刚也买了几段,就找他要买。他硬是不收钱,我也就不客气了。为防止还不够,就叫李木匠再凑一点,他满口答应。之后,我过个几天就到李木匠家看看进度。半个月后,终于打好了,搬进宿舍摆放好书籍杂物,嘿嘿,房间里顿时清爽多了。这样,我的家具就有了木箱三只(除了1979年上学之前打的木箱外,1981年又找旧木料打了一大一小俩木箱),书橱一个,床头柜一个,家当不少啦。

11月底,团里传说我到榴弹炮第2营当营长的命令下来了,我很不高兴,心情又烦躁起来,谁在我跟前提起此事,我都没有好脸色给他。记得还为此臭骂过陈镇宏,弄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后来想起来觉得怪对不起他的,前两年与他联系上了,还向他道过歉。

12月初,干部股长老唐果真通知我到榴弹炮第2营去上任,我气呼呼地回他“谁愿去谁去!老子不去!”于是,政治处主任蒋声福再来动员。他也是安徽人,我们说话随便一些。他最后说:你还是先去吧,以后不会亏待你的。我说:你们统统都想错了,我不是嫌官小,而是身体不好不想去营里,哪怕在机关继续当股长我都没意见。他又说:本来是要提升你高一点职务的,军里看了你的履历,发现你没有干过基层的主官,就让你到营一级去锻炼一下;我们团的参谋长可都是从2营产生的哟!言下之意,我自然理解,可我还是不想去。

12月中旬,家属带孩子来队探亲,下营的事情暂时没人提了。月底,老武团长亲自来劝说:你还是先下去吧,2营现在没有一个主官在位,快过年了,不大好;下去后,病照看,多休息就是了。话都说到这一步了,再不给面子就不像话了。于是,我答应了。

接着,老武又问作训股长由谁接任更好?我问他有哪几个人选,回说是尹跃刚和张金明。对这两个人,从内心来说,我更喜欢尹跃刚。首先,他是我一手带训出来的计算兵尖子,没有他和杨绍友在成都军区大比武中勇夺第一、二名,我就提不了干部,更不会有今天;其次,1980年底回到司令部后,他在作训股,我在侦察股,相处非常融洽,我了解他的人品与才干。但是,我考虑到他下连队时间不长,又没有经过院校培训,战时司令部工作应该说不是很熟悉。张金明原先当过战斗连队的连长,如今又经过了宣化炮兵学院的培训,缺的就是机关工作经历。另外,我知道张是韩志刚、余光辉、刘兆才、冉懋怀几任团长都喜欢的人,还和冉是同乡。我即使不同意张当作训股长,张也还是会当上的,不如做个好人。这些底细,老武是不清楚的。想到这里,我就推荐了张金明。理由是既当过基层连长有行政管理能力,又经过院校培训掌握了机关业务。当然我不会忘了提醒老武:今后如果有提拔副营职的机会,一定要首先考虑尹跃刚。

1984年的最后一天下午,董光枝给我安排了辆大解放,装运我的行李与家具。小马跑来帮忙,我想起他的书也很多,堆在房间里,脚都没地方放,就将那个书橱送给了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当我装好车准备开走时,我的前任股长赵建华来团里办事,看见了我的几件家具,边走边嘟囔着说:“哼,也搞了不少家具么!”

我当然听得懂他说的意思,原因就是他到火箭炮营当营长后,有人对我讲他临行前从作训仓库搞了不少木料,打了一房家具,我当时表示了反感。不知谁把我的话夸大后,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呀,以为我跟他一样,也是用公家的木头打的家具。对于他后来的情况,我后面还将说到。

傍晚时分,我携妻将子下到了榴弹炮2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