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之秦日纲:一个典型无产者的政治生涯

杨伯涛 收藏 2 3555

秦日纲在太平天国早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天王洪秀全以下,除去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这5个通天人物,就得排到他秦日纲。当时有个住在天京城的文人写了篇《金陵纪事》,最后是13首七律,其中第9首开头两句就是“六贼称王概御銮,姓秦丞相首天官”,可见其地位之不一般。


但这样一个不一般的人物,却长期受到研究界的忽视甚至漠视,关于他事迹的考据、论文数量极少,且一度被牟安世所撰《太平天国》贬为“反革命分子”,视作天京事变元凶之一。由于他是石达开点名要处死的人物,又是洪秀全始终未“落实政策、恢复名誉”的人,甚至被李秀成在临死前写作“并无什么才情”,可谓几方面都不讨好,因此被人冷落,也是情理中的事。


可秦日纲毕竟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应该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


他本是道地的无产者


太平天国首义的8个人中,最富的是排名最末的胡以晄,而最穷的怕就是排名倒数第二的秦日纲了。


杨秀清据说身世很惨,没爹没妈,可未必没钱;萧朝贵的确是没钱,可他讨了个不错的老婆,从此日子好过很多。惟独秦日纲,在加入上帝会前似乎一直时运不济,是个道地的无产者。


他是贵县人,具体是哪个村哪个镇的,如今已无法考证,但许多记载都说,他是北山银矿的工人。北山银矿是广西著名大矿,但清代长期被封禁,直到鸦片战争战败,清廷因大批赔款而严重缺银,才不得不再次开放,地方志记载,北山银矿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由贵县县令王济下令重开的,但由于矿工经常串联,和天地会各堂口来往密切,曾多次遣散重召,秦日纲就曾经惨遭遣散,并因此当了一阵子乡勇。


冯云山是1844年开始组织拜上帝会的,秦日纲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并无确切记载,考虑到冯云山早期招募的会众许多是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又多半是桂平县人,身为贵县矿工或乡勇的秦日纲,似乎不会加入得太早。


现存的《天兄圣旨》是从戊申(1848)年九月开始纪录的,但秦日纲的名字直到庚戌(1850)年六月才出现,六月二十日,萧朝贵假借天兄名义“超升”了一大批骨干,其中就有秦日纲的名字;这年八月,贵县白沙村林凤祥和当地“土人”团练因耕牛发生冲突,秦日纲率众助战,大破团练,将耕牛夺回。此役秦日纲等据说以十多人追击土人数千家,土人闭门不敢出,虽然明显夸张,但从远在广东花县的洪仁干都很快知道这个故事不难看出,此役大涨了拜上帝会的士气,为金田起义开了个漂亮的头。这一仗后,原本在上帝会中名不见经传的广东揭阳游民林凤祥成了骨干,而原本勉强排入骨干行列的秦日纲,自然成了骨干中的骨干。矿工和农民不同,他们组织性强,能吃苦,又因为没有土地、房产,不怕抄家、迁徙,秦日纲在矿工中有不低的威望,又当过乡勇,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军事经验,很快就拉起了千把人的队伍。在金田起义中,贵县山头从人数上讲,应该仅次于桂平山头,石达开、秦日纲和洪秀全的表亲赐谷王家,都拉起了颇具规模的队伍,王家因为受萧朝贵排挤,在天京事变前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石达开凭借家族部众的实力和个人军政才能脱颖而出,成为最早的五王之一,而贡献了千余名精壮士卒,又为太平天国18年军事征战史开了个好头的秦日纲,则同样获得了不菲的回报。


他在金田时期的职衔不明,《贼情汇纂》说他是“洪秀全麾下健儿”,估计是御林侍卫一类角色,职位不算高,却是“天子近臣”,机会多多;到了永安,洪秀全封立百官,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封了五个王爵,大约在同日或稍后,封了一大批丞相以下高官,其中职位最高的,就是被封为天官正丞相的秦日纲了,按照杨秀清的话,就是“官居极品”。


虽然太平天国编制丞相有24名之多,但在永安却只有秦日纲和春官正丞相胡以晄两名,且不论有多少丞相,天官正丞相地位都不一般,被称为“朝官领袖”,印章用银包木(其它23个丞相都只能用木头),由此可见,此时的秦日纲,地位可谓显赫之至。


不仅地位高,任务也重。


在永安,太平天国控制的地盘很小,除了州城,就只有城外东平里一个里、70多个村,总共400平方华里的面积,他们采用的守城战术,是“守险不守陴”,将主力集中在城外几个战略要地,即城南的水窦,城北的龙眼潭,和靠近城垣的莫家村-长寿圩等,其中兵力最多的就是水窦,能战之士数千,加上家属老弱,总人数近万人。之所以如此厚集兵力,是因为水窦当面是清军兵力最多的乌兰泰部,总兵力超过1万(都是战斗兵),且有清军最精良的重炮装备(乌兰泰本人是用炮能手),而守水窦的主将正是秦日纲。


在长达6个半月的永安攻防战中,水窦要塞顶住了乌兰泰的猛攻,始终未曾失守。秦日纲克服了火力差距悬殊(太平军因为缺乏火药和炮子,后期不但很少开炮助战,即使开炮也只能发射石子、铜钱等)、外援不济等,“赤身赴敌,有进无退”,以血肉之躯,牢牢捍卫了永安的南大门。


由于弹尽粮绝,1852年4月,太平军部署突围,5日傍晚,太平军冒着倾盆大雨全军突围,取道城东古苏冲向昭平进发,秦日纲率领的水窦守军一部奉命殿后,后半夜才拔队出发,到第二天凌晨,因前队尚有很多家属、老弱掉队,不得不在古苏冲、龙寮岭成两线布防,结果在6日下午遭到清向荣、乌兰泰两支主力抢占龙寮岭制高点后轮番冲击,损失数千人,成为太平军历史上第一次惨败。


虽然太平军仅用了1天时间,就以一个歼敌数千、杀死四个总兵的大峒歼灭战还以颜色,但龙寮岭惨败却给许多太平军将士留下阴影,秦日纲“并无什么才情”的传说,恐怕也是此时传出的,此后直到定都南京,秦日纲再没有得到独当一面带兵打仗的机会,怕正是因为这一仗的关系。


秦日纲在这一仗中将不多的兵力两线布置,又没有防住向荣对制高点的偷袭,导致几千人马挤在狭窄泥泞的峡谷中被动挨打,责任是不可推卸的。不过此战的直接指挥是萧朝贵,而不是秦日纲,这个导致被动挨打的布阵,怕也是出自萧朝贵的授意,否则以杨秀清执法之严,秦日纲早就革职查办了,而实际情况则是他虽然不再带兵,天官正丞相却当得稳稳当当。


从永安直到天京,他并没立什么功劳,当然也没犯什么错误,等到了天京城,他就踏踏实实地住进分配给自己的家宅,在门口画上一对醒目的大象(太平天国制度,天王宫殿门口画双龙双凤,东王、西王一龙一凤,侯爵龙虎,丞相画象,检点以下都画不同姿势的豹)。要知道当时太平天国禁止夫妻团聚,偌大天京城,能跟老婆同住的,连秦日纲在内一共八户而已。


大起大落的生涯


癸好三(1853)年九月,太平天国设立侯爵,秦日纲成为第一个封侯者,被封为顶天侯;这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杨秀清借天父名义打了洪秀全屁股后的第二天,他跟着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拜见洪秀全,听杨秀清讲了一大堆劝谏洪秀全的意见,洪秀全大喜(至少装作大喜),不但给杨秀清加了“劝慰师圣神风”的堂皇头衔,还破例在金龙殿请四个人吃饭,不过他随即就有些后悔,告诉秦日纲“这是破例”,以后除了杨、韦、石,其他臣子蹭饭只能安排去朝堂,不能在金龙殿摆桌,要秦日纲“不可再生妄想”,虽然如此,能蹭一次,比那些连一次也没戏的同事,那算得无比荣光了。


秦日纲还有一项荣耀,就是每逢洪秀全祭天时,他和东王、北王、翼王都要随天王登上天王宫殿前高二丈五的“天父台”,秦日纲原本没资格,但本来必不可少的主角幼天王年纪小,他就充当幼天王的“坐骑”,把他背上台去。他跟洪秀全一家的关系可想而知。


就在蹭饭后没几天,他便被派去安徽,总揽当地军政;第二年五月,杨秀清因为扫北军被包围,派去的援军又败回来,就想让秦日纲去增援,为了鼓励他,特意封他“燕王”,加号“霜师”,使他成为五王之后第一个封王的人。


可是秦日纲知道北上九死一生,打了个报告,说“北路官兵甚多”,不肯去,后来勉强出发,走到舒城杨家店,被清将秦定三阻击了一下,就顺势退了回来。杨秀清拿他没辙,这年六月,把他调回天京了事。


这时清朝从广东调来的50条红单船(海关专用船,船大炮火猛)开进了长江,秦日纲奉命带船队去迎战,结果吃了败仗,自己的坐船也被击沉,好不容易爬上岸。杨秀清考虑到太平军船只的确不如红单船,对秦日纲没有追究,八月,派他去湖北巡查河道,算是避开了红单船这个冤家。


可秦日纲的运气着实糟糕:他刚到湖北境内,就听说武汉三镇失守,只得在田家镇、半壁山就地布防。他在江面修了3道拦江铁索,又设立了好几座大木簰,准备和湘军决一死战。


这年十月,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部顺江而下,和秦日纲在田家镇、半壁山和黄梅连战3场,秦日纲连败3次,损兵数万,大小船只5000多号被焚,自己的坐船再次被击沉,太平军水师从此一蹶不振。尽管乘胜追击的湘军随后在湖口被石达开、林启荣、罗大纲、黄文金等设计击败,太平军转危为安,秦日纲也参与其中,出了一些力,但赏罚分明的杨秀清这次没有再饶过他,将他调回天京,先革掉王爵,再贬为“奴”三年。


不过秦日纲并没有真的当三年奴隶,而是挂着“奴”的头衔继续理事,他是乙荣五(1855)年正月为奴的,当年八月十七日,他就洗脱奴名,被封为“顶天燕”,恢复了5王以下、群臣以上的高位。


丙辰六(1856)年二月,镇江告急,秦日纲奉命率领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5个丞相出兵救援,这是太平军极精锐的一支主力,他们在两个半月时间内解了镇江之围,攻破扬州,击败清朝江北大营,杀死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凯旋回到天京城外。


没想到杨秀清根本不让他们进城,下了死命令,让他们和兼程赶来的石达开部夹攻清军主力江南大营,五月十三日,江南大营被攻破,杨秀清仍然不许进城,让秦日纲率部追击清军残部,秦日纲追到丹阳,逼死了清军主将向荣,却无法破城,只得在城外对峙。



七月,秦日纲突然从前线失踪,以至于清方以为他被打死。二十七日,天京事变爆发,秦日纲成为杀死杨秀清的急先锋。


匆匆从湖北前线赶回的石达开指责天京事变策划者韦昌辉滥杀,恼羞成怒的韦昌辉杀死石达开全家,迫使石带了两个亲信缒城逃走,韦昌辉通缉石达开,并派秦日纲追捕,秦出城后发现石达开深得军心,便消极追击,慢吞吞追到安徽境内的西梁山,听说石达开发出讨伐韦昌辉的号令,就带兵转而去攻打清军。


九月二十七日,洪秀全杀死韦昌辉,召石达开回京辅政,不久,在石达开的要求下处死了“罪魁祸首”秦日纲、陈承镕二人,秦日纲的爵位也被削除。


是“反革命分子”么?


秦日纲和他的贵县同乡石达开矛盾很深。


金田起义时,贵县的最高上帝会领导人本来是石达开,但秦日纲却直属洪秀全,颇有“掺沙子”的意思;等定都天京后,石达开出镇安徽,政绩卓著,深得民心,杨秀清颇为忌惮,就派秦日纲去接任;田家镇、半壁山之战,秦日纲弄出个大大的烂摊子,迫使石达开费尽心力才转危为安;等到天京事变,虽然拿大主意的是韦昌辉,但直接杀人的却是秦日纲带领的亲兵,家破人亡的石达开对秦日纲的仇恨可想而知,而且秦杀了那么多无辜,论他死罪,原本理所当然。


问题是,秦日纲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颗棋子。


史书上常常说,秦日纲和杨秀清矛盾很深,他的车夫因为遇见杨秀清的同庚叔没有起立,被杨秀清抓住小辫子处死,秦日纲也被连累打了100大棍。问题是杨秀清这种做法并非罕见,就以本案而言,被连累的有陈承镕、黄玉琨,后者不但丢了侯爵,挨了板子,还差点自杀丧命;秦日纲曾被革爵、“为奴”,但仅仅《天父圣旨》上遭到同样处分的就有林启荣、曾钊扬、曾天皓等许多名臣名将,他们和秦日纲一样,有罪就革职,立了功就复职,秦日纲革爵不过半年多就重新爬上高位,得到重用,照理不该嫉恨。


秦日纲在出兵湖北时,曾主动编过一本《行军号令》,里面纪录的都是杨秀清的军事思想,后来杨秀清的写作班子就依照这本资料,编出了保存至今的《行军总要》;他在带兵打镇江、破江南江北大营时,对杨秀清同样言听计从。



他的确奉命回城,杀死了杨秀清,但那是因为洪秀全让他这样做。前面已经提到,他和洪氏父子关系十分亲密,本人又如李秀成所言“忠勇信义”,洪秀全让他杀谁,他自然就会去杀谁。


现存《天父圣旨》卷三最后一则,是丙辰六(1856)年七月初九,杨秀清假托天父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18天后天京事变就爆发了,有人据此认为,杨秀清猜忌秦日纲,导致矛盾激化,但这本书是天京事变后多年才出版发行的,那时杨秀清、秦日纲都已死去,“总编”是洪秀全本人,这则记载与其说是事实,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的“事实”。


套用后来人的说法,他这叫“犬忠”——要他咬谁就咬谁,要咬几口就几口。


功劳少 苦劳多


纵观秦日纲的事迹,可谓苦劳不少,功劳不多。


他曾有机会主持过几次重大会战,但除了守永安水窦算是完成任务,龙寮岭、杨家店、天京江面、半壁山,几乎每战都败,救镇江、攻破江南江北大营之战固然是完胜,可上有杨秀清直接遥控,下有5个如狼似虎的丞相,他的“戏份”实在少得可怜,以至于李秀成在回忆这段史实时干脆对他只字不提(不应该是为了争功,因为照他的叙述,陈玉成比他功劳更大,应是秦日纲实在没起多少作用)。他所主持的几次大战,全军覆没两回,半路逃回一回,坐船丢失两回(他的文件簿和草稿本两次被清军从水里捞起来,因此目前保存的前期重要文件 ,和秦日纲有关的特别多),军事能力着实一般,李秀成说他“并无什么才情”,也并不冤枉。


不过他工作作风十分踏实,让他防守,他总是不停修筑工事,曾国藩说他“掘壑如海,立棚如山”,彭玉麟也说他修的半壁山工事是“天堑”;让他去安庆管理民务,他就萧规曹矩地按照前任石达开的模式去做,倒也干得不差;他还注重汲取新知识,身边常常带着几个洋人,他的亲兵恐怕是太平军中较早开始用洋枪的。


他并没多少主见,当洪秀全隐居深宫,杨秀清发号施令时,他就一味遵从杨秀清指令,有条件地要完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完成;当洪杨矛盾激化,洪秀全下密诏讨伐杨秀清时,他又毫不犹豫地听从指挥,把杨秀清杀了。洪秀全让他听韦昌辉的,他就顺着韦昌辉去追石达开;洪秀全让他不听韦昌辉的,他就反戈一击,对韦昌辉的追石号令阳奉阴违。


很显然,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苛责是不公平的:他的确犯了不少错,但罪魁祸首不是他,如果说“天京王杀王”中,他是那把滴血钢刀的话,那么最该指摘的,是攥着这把屠刀的幕后黑手。



也许是对真正责任心知肚明,也许是对这个牺牲品心存愧疚,洪秀全虽然没有为秦日纲“平反”,却给其家族以极高地位:他的弟弟日南、日来、日庆、日源都作为“平在山勋旧”早早封了义爵,老爹秦子以也被隆重纪念,秦日南、秦日来在洪秀全封王还不算很滥的1861年,就成了贺王、畏王,前者被“掺沙子”派去洪秀全最不放心的侍王李世贤部,后者曾经作为使者,去撤英王陈玉成的职,而秦日庆和秦日源也当了庆王、报王,前者防守过富庶的湖州南浔镇,后者是天京门户天浦省(辖江北的浦口、江浦、六合,是太平天国最小的一个省)总司令(武将帅),可见是实实在在的重用。


到了给秦日纲一个公正评价的时候了:他是一个头脑简单、耿直忠厚的“一根筋”人物,他所犯的罪行是严重的,理应负责,但更主要的责任,应由幕后的指使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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