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枪杆子”究竟是怎样炼成的?

陈继承 收藏 0 461
导读:黄埔军校开设之时只有五军械,后来蒋介石通过私人关系从石井兵工厂搞到五百枝步枪,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6月16日入学为499人,同年11月30日毕业合格者为456人,这五百步枪及第一批学员,也就成为蒋介石发家的第一笔本钱。 在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将其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苏联红军各兵种、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等,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及军队建设上,蒋介石也运用了其中的部分经验,但这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蒋介石来说,访苏的经历奠定了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之后

黄埔军校开设之时只有五军械,后来蒋介石通过私人关系从石井兵工厂搞到五百枝步枪,而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于1924年6月16日入学为499人,同年11月30日毕业合格者为456人,这五百步枪及第一批学员,也就成为蒋介石发家的第一笔本钱。

在访问苏联期间,蒋介石将其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苏联红军各兵种、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红军的编制、管理、政治工作、党代表制度等,而在后来的黄埔军校及军队建设上,蒋介石也运用了其中的部分经验,但这点并不是最重要的。对蒋介石来说,访苏的经历奠定了其出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坚实基础,并为其之后的飞黄腾达打开了通衢之路。

在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团体中,蒋介石的排名并不靠前,但前面的几个人如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三人都不具备军事经验,唯独蒋介石拥有正规的军校学习履历并具备相当程度的军事经验(其在许崇智的粤军军多次担任过参谋长)。许崇智是早期的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并在清末时已经做上协统(其叔祖父曾任浙闽总督),论资格比蒋介石要老得多,但许过于奢靡的军阀生活作风则为党人所不喜。

在当时来看,黄埔军校校长在国民党内可能并不算是特别显赫的职位,但其潜力却是无穷的。1924年1月24日,在蒋介石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后,孙中山亲自前往拟定校址察看,最终将校址设在黄埔岛,也就是原广东陆军学校及广东海军学校校舍,因而新办军校又名“黄埔军校”(正式名称应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岛位于离广州20多公里的珠江下游,岛上有一座长洲要塞,这里四周环水,虽环境幽静,却是拱卫广州之水路要冲。孙中山认为,在这样一个军事重地上进行学习与训练实属相得益彰,这也符合了蒋介石当时的办学理念:“不要以为学习与打仗是两回事!”

据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回忆说,军校筹办之时,各人都认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而蒋介石独称三个月,并说如果再延迟的话,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已经亡国云云;最后,才折中为六个月。军校开办之初,蒋介石几乎将全部的时间与精力都倾注于此,从教官的选任、教学的内容,到学员的训练、校务的管理,甚至到军服的设计、校舍的卫生,无一不经蒋介石亲身的参与并决定。

蒋介石常说,“第一期学生可说是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多”,正因为如此,黄埔一期生最为蒋介石所重视,其中出人头地的比比皆是,如宋希濂、胡宗南、余程万、关麟征、蒋孝先、黄维、王耀武、郑洞国、杜聿明、孙元良、李仙洲、李默庵、范汉杰、陈明仁、钟伟、贺衷寒(以上为国民党方面)、左权、徐向前、陈赓、周士第、侯镜如、宣侠父(以上为共产党方面)等。1926年1月,在黄埔一期生毕业未及一年半,蒋介石在对后几期学员的讲话中透露:“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已毕业、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千四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其余非死即伤。”蒋的这段话,也从侧面揭示了军功升迁的残酷性。

在经济上,黄埔军校开创之初也是极端困难的。当时廖仲恺名义上虽然是党代表,但实际任务却是为黄埔军校筹款。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回忆说,黄埔军校开办时常无隔宿之粮,廖仲恺为了筹措米饭菜肴经费,时常要忙到深夜两点多钟才回来。有一次,廖仲恺凌晨四点才回来,他说:“我晚上在杨希闵家,等他吸完了大烟才拿到这几千元钱给我,不然,黄埔学生再过两天就无米食了”。王柏龄也说,蒋介石当时为了筹集经费,也是经常亲自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的尚是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私蓄,条件是日后加倍奉还!

当时的广东,东江一带系陈炯明势力控制,南路有军阀邓本殷,广州一带的税收则是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所把持。滇军将领范石生曾对李宗仁述及当时广州的情景:“有时我们正在烟榻上吸烟,忽然部属来报告说'大元帅来了',我们便放下烟枪,走出去迎接大元帅,回到烟榻房间坐下,请问大元帅来此有何指示。如果是谭延闿或胡汉民来访,我们就从烟榻坐起,请他们坐下商谈。有时蒋介石也来,我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的。”李宗仁听后,觉得无限心酸,但他也承认,范石生说的确系实情。当时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因政府财源无着,有时甚至无米为炊,黄埔军校之艰难,可想而知。

创业固然艰苦卓绝,但从1924年黄埔建校到1926年进行北伐前的这段时期,则是蒋介石打造自己干部队伍及发展壮大嫡系军队的关键时期,其间又主要有四大事件可圈可点,即: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第一次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军阀叛乱及第二次东征。

1924年8月初,就在黄埔一期生入学不久,一艘悬挂着挪威国旗的洋轮“哈佛号”从香港驶至广州,经查,船上计有长短枪近万枝,子弹三百余万发,系广州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的。此事件发生后,这批枪械被扣,广州商团则发动罢市抗议,要求发还枪械。

罢市发生后,靠截取广州、佛山一带税收自存的滇军介入调停,其以商团向政府报效50万元为条件,请求当局将枪械发还,但数天后因为“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北伐时机已到,随后亲率大本营北上,归还枪械也就无从实施,因为部分枪械子弹已经北调(北伐队伍断无不使用新式枪械的道理)。为筹措北伐军费,大元帅府提出商团须额外代筹北伐经费300万元为发还军械的条件,双方在争持不下的情况下,广州商团于10月初联络广州及100余个县镇发动笫二次罢市。

在此期间,孙中山命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学生北上韶关参加北伐的军事行动,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复电称:“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放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无立足之地也。中正料不久逆敌必反攻韶关,各军非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

蒋介石所说的“危在旦夕”,实指商团之乱,因为黄埔军校训练刚刚开始,“三个月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基干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一旦广州有失,非但北伐失去后方基地,“吾党永无立足之地”。正因为蒋介石的坚持,黄埔军校才没有变成“韶关军校”,而从后来的历史来看,蒋介石的坚持是对的,孙先生的北伐仍以失败而告终。

所幸的是,第一批苏联援助的武器在“沃罗夫斯基”号的载运下于10月7日抵达广州,计有步枪八千枝、子弹四百万发,另有野炮、山炮、轻重机枪等重武器,商团武器及实力已无足轻重,解决商团引发的危机也恰逢其时。在孙中山的命令下,大元帅府以韶山调回的三千湘军为主力,以民团及黄埔一期的第二、第三队学员为辅助,向商团武装发起了最后的猛攻。这次战斗进行得并不激烈,天未明前开战,至晚间商团即战败乞和(商人毕竟舍不得本钱)。三天后,黄埔一期的学员举行了毕业典礼。

在黄埔军校的学员陆续入校的同时,蒋介石又在江浙、安徽等地募兵(以陈果夫在上海的交易所为中转站),准备建立教导团。黄埔一期的学生毕业时,教导团也已编练成军,黄埔军校军事总教官何应钦出任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为营长,连长则由原毕业生中的队长充任,一般毕业生任排长或者班长。一个月后,教导2团成立,王柏龄出任团长,蒋鼎文、郑洞国等出任营、连长。这支武装,其骨干力量均为黄埔军校人员所组成,因而当时又被称为“校军”,这也是蒋介石亲手打造的第一支队伍,后来的军队扩张均以此为基础。这支部队的成员,后来大都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或官员,即“黄埔系”之摇篮也。

在此期间,苏联的援助至为重要。在第一批军械解了燃眉之急后,苏方又于1925年后运来第二批军械,价值56万卢布。1926年运来四批军械,第一批有日本制造的来福枪4000枝,子弹400万发,军刀1000把;第二批为苏联造来福枪9000枝,子弹300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40挺,子弹带4000条,大炮12门,炮弹1000发;第四批为来福枪5000枝,子弹5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12门。除此之外,还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通讯器材等。

苏联援助的这些军械及器材,蒋介石拿到了大头,但在北伐之后也分出一批给其他部队,如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曾领到过一千枝步枪和少量通讯器材。不过,苏联在北伐前后不仅给广东革命军提供过军事援助,其在北方也给冯玉祥的国民军提供过至少同等数量的武器援助。除了军事援助之外,苏联还为广东革命政府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援助,其中光黄埔军校的办学经费可能就达到200万卢布之多,这也是黄埔军校每一期的学员从几百迅速扩展到上千的重要原因了。

1924年10月下旬,在击败商团武装之后,著名的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也就是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加伦将军,来到了广州(加伦的前任、原苏联军团长巴.安.巴甫洛夫,在当年7月赴东江前线视察时意外落水身亡)。这位不太带政治色彩的苏联军事将领,他的到来赢得了包括蒋介石、李宗仁等在内的中国将领的一致称赞,其影响与当时的政治总顾问鲍罗廷称得上是并驾齐驱。除了加伦之外,苏联还派有步兵、炮兵、工兵等教练官不下百人,另有至少同等数量的苏方政治顾问,活跃在广东革命政府的各级机构中,这也给各省军阀及英、日等列强诬称广东“赤化”落下了口实。

对于苏联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多方支持,蒋介石在与苏方闹翻前曾半客观半感谢的说过:“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达到这个目的,大半可说是苏联同志本其民族的精神、国际的实力与革命的使命,以至诚与本党合作,帮助我们中国革命的效力”。不错,蒋介石访苏期间不能说是满载而归,但在北伐前的这段时间里则无疑是最大的获益者。

1925年2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际,企图向广州反扑。广州革命政府得讯后当机立断,决定以黄埔军校“校军”为右路、杨希闵的滇军及刘震寰的桂军为左路,向陈炯明势力所控制的东江地区(今惠州以东至汕头一带)发起进攻,时称“第一次东征”。当时的黄埔军校“校军”虽只有两个教导团,兵力也不多,但其骨干均为黄埔军校毕业生,因而战斗力特强,成为东征军的绝对主力。

东征军兵至常平时,蒋介石作《常平站感吟》一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鸣鹤未靖此东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到长空涕泪横”,此次东征是蒋介石及黄埔军校学员所面前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容不得半点的犹豫与闪失。在淡水一仗,黄埔教导第2团第1连连长孙良因抵挡不往而擅自退却,蒋介石下令当场处决;而担任主攻的教导2团1营营长沈应时作战英勇,负伤不下火线,蒋介石立即提拔其为第2团团长。在子弟兵的奋勇作战下,右路军在淡水之役中大获全胜,降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

但就在右路军一路凯歌之时,左路的杨希闵、刘震寰两部非但懈于作战,而且还暗中与陈炯明部相勾结,致使东征右路军陷于险境。3月中旬,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右路军与陈炯明部将林虎部在棉湖、鲤湖一带激战,当时何应钦的教导1团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几不能支(蒋介石与廖仲恺亦被围)。在苦撑一天后,教导2团、粤军第7旅等援军及时赶到,林虎部主力被一举消灭。黄埔“校军”的两个教导团2000人、加上随军行动的黄埔学生500人,在这次棉湖之战中共阵亡600人,仅教导1团即阵亡300人。

值得一提的是,两军激战之时,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去世,此消息一直封锁到棉湖之战结束才宣布。而在这时,云南军阀唐继尧勾结杨希闵及刘震寰等部军阀,企图东进夺取两广地盘,这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指挥东征右路军回师广州,而陈炯明也由此苟延残喘,再获生机。

杨希闵与刘震寰原本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在陈炯明叛变之时曾与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在1923年初将陈炯明赶出广州,但此后即把持了省府一带的税收,以广州为采邑,并通过保护烟赌而大肆敛财,已成广东革命政府之毒瘤。在唐继尧攻占广西南宁之后,杨希闵、刘震寰也率兵撤回广州,以策其乱。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将两个教导团扩编为党军第1旅(旅长何应钦),于5月中旬向广州挺进。在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等友军的协助下,杨、刘叛乱被一举平定,此战共俘虏17000人,缴枪16000枝。6月13日,蒋介石率师凯旋,随即被任命为广州卫戌司令。

通过第一次东征及平定杨、刘叛乱所获得的大量兵源(俘虏)、武器及银元,蒋介石迅速将自己的兵力扩张为两个师,分别由何应钦、王懋功充任师长,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9月,许崇智被蒋介石软禁并驱逐,所部粤军或遣散或改编(其中一部被改编为第三师,隶属于蒋介石的第一军)。10月,广东革命政府以第一军、第四军为基干组成东征军,再次征伐陈炯明,意在彻底消灭之。至11月底,陈炯明所部三万余人除七八千人投奔山东直鲁联军外,其余全部被歼,被国民党人所痛恨的陈炯明自此一蹶不起,而蒋介石的威名由此传遍了整个广东。

黄埔军校的校门上,高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亲爱精诚”四个大字;二道门的两旁,挂着的也是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对联;北校场大门的对联:“升官发财请往别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主义虽好,但都是靠鲜血与性命换来的。所谓“乱世抓枪杆”,蒋介石办军校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在三十年前,一代枭雄袁世凯也是通过编练新军打造出自己的“北洋系”,这与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黄埔系”,岂非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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