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来龙去脉

aihaoli 收藏 0 866
导读:在我党早期发展史上,曾有一个亲共产国际的左倾集团:“28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集团内的28半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甚至藐视国内的革命实践,其领袖王明也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了我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后来他们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我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

在我党早期发展史上,曾有一个亲共产国际的左倾集团:“28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集团内的28半中共党员,以自己因留学苏联而掌握纯正的“马列主义”为资本,激烈批评甚至藐视国内的革命实践,其领袖王明也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控了我党的最高领导权。但后来他们脱离实际的观念和行为使我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使中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国民党人,而是包括更多的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学生。可以说,中山大学是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从1925年开始,到1929年,每年都有一批人由中国远涉重洋,辗转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几年里,莫斯科成为当时中国的革命精英荟萃的地方。1927年7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同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1930年夏,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解散,走完了短短5年的历程。但是,中山大学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却是相当深远的,其中“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就是在中山大学诞生的。




根据学界普遍的说法,“28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在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诞生的。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了我党早期的领导人,其领头者就是王明。中大第一期的300多名学生中,王明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中大崭露头角。原由很简单,就是他紧紧跟随中大副校长米夫,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又逐步获得了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信任。他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将一批学生拉拢在自己周围。




1929年夏,中山大学照例召开了一次学期总结。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中山大学党支部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在当时,路线问题无疑是一个决定生死的问题。大会争议异常激烈,迟迟难以下决断,一直开了10天,史称“十天大会”。在无法找出更圆满的解决方式的情况下,大会只好决定,用举手表决的方法,看谁拥护中大支部局的报告。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从此,人们便把他们称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




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按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指以下29个人而言的,他们是: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盛忠亮、沈泽民、陈昌浩、张琴秋、何子述、何克全(凯丰)、杨尚昆、夏曦、孟庆树、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朱阿根、朱自舜、孙济民、杜作祥、宋潘民、陈原道、李竹声、李元杰、汪盛荻、肖特甫、殷鉴、袁家镛、徐以新。




这29个人,进入中山大学的时间并不是一样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盛忠亮、张琴秋、陈原道等,是在1925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沈泽民虽然是1926年才插班进来的,但他也属于第一期学生之列;杨尚昆、李竹声是1926年进校的第二期学生;其他的人员,基本上都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进入中山大学学习的。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那就是夏曦。他是1928年春成立的特别班(或称老头子班)里的一名学员。这个班的学员有不少都是年纪较大、经验较丰富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杨之华、杨子烈、施静宜等。




“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有女性4人,即孟庆树、张琴秋、朱自舜、杜作祥。沈泽民和张琴秋当时已是夫妻,沈泽民牺牲后,与沈泽民同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陈昌浩又成为了张琴秋的第二任丈夫;孟庆树则是王明当时追求的对象,回国后不久也结成了夫妻。




“28个半布尔什维克”归国以后,其结局大不相同,有的成了开国功勋,有的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有的则成了可耻的叛徒,有的则默默无闻,还有的下落不明。




成为了开国功勋的有杨尚昆、张闻天(洛甫)、王稼祥、张琴秋、陈昌浩、何克全(凯丰)、王盛荣、徐以新。




其中,在建国后担任职务最高的是杨尚昆。他与张琴秋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最早就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人。杨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杨尚昆献身革命70余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1988年春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邓小平称作“革命元老”的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的第四任国家主席。




张琴秋,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是红军历史上惟一的女性将领(语出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她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王稼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他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就支持毛泽东担任红军的领导工作,在遵义会议上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长期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张闻天有“红色教授”之誉,因他在理论研究上高于留苏的其他人,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大力拉他,而张闻天因缺乏国内实际工作经验,一时也对他们的主张表示赞同。1931年初,他回到上海任中宣部部长,后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通过实践,他逐步认清了“左”的错误危害,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领导红军。会上,张闻天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替代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延安整风时,他检查了过去的教条主义倾向,要求到实际工作中锻炼。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外交领域,历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八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昌浩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他这个人在28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指挥过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难逃其责。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




何克全(凯丰)这个人,最着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打仗全靠《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但在后来也改正了这一错误。凯丰曾在后来的中共党内重要会议上又一次站起来说:“现在,我宣布收回我在遵义会议上的观点,坚决拥护毛泽东来领导我们的红军。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党,才能领导得了我们的红军。谁反对毛泽东我就反对谁!”凯丰对敌斗争还是很坚决的,曾被敌人逮捕坐牢,坚贞不屈。长江局时期,凯丰对王明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有,着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写的,他还主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建国后,先后任东北局委员、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沈阳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




王盛荣,湖北武汉人。1907年出生在武昌区汉阳门外一个贫寒的渔民家庭,十几岁时就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送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革命。1920年入武昌纱厂。1924年在上海做工,参加了五卅运动。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任共青团兴国县县委书记。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了长征,在中央纵队干部团工作。遵义会议后任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部长、团中央武装工作部部长。1937年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中组部地方科长。1947年任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1950年任中南工业部副部长。1957年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受副省级待遇)。文革中遭打击。1979年平反。2006年去世。




徐以新,浙江衢州人,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秘书。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苏区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年仅20岁。到川陕苏区后负责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与杨签定互不侵犯协议,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后因反张国焘被关押,直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才被释放。延安时期先后任鲁艺政治部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因工作出色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表扬。1994年去世。




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有秦邦宪(博古)、沈泽民、陈原道、夏曦、宋盘民、殷鉴。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4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之后又任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这期间曾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和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任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分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



沈泽民,浙江桐乡人。大作家沈雁冰(茅盾)之弟。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任党中央机关报《热血日报》编辑。1926年春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该校政治经济学教师。1928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担任大会翻译工作。1930年10月回到上海。1931年初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4月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鄂豫皖分局书记。5月,中共鄂豫皖分局正式成立,张国焘自任书记,他任常务委员。1932年1月主持召开中共鄂豫皖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省委,被选为书记。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负责全面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11月20日,因病在黄安县天台山芦花冲去世。




陈原道,安徽巢县人。留苏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2月,赴天津任中共河北临时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持省委工作。4月8日,陈原道夫妇在开展工作时不幸被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残酷迫害和折磨,他和薄一波等同志一道,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被选为狱中秘密党支部第一任书记,为团结和保存党的力量,纯洁党的组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2年9月,陈原道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同年11月,党中央调陈原道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1933年1月7日,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原道再次被捕,并很快被转押到南京宪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利诱,他横眉冷对,坚贞不屈,严词拒绝,痛加斥责,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1岁。其妻刘亚雄也是苏联留学生,曾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刘亚雄之父刘少白更是传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议员,后追求进步,遣散家财支持革命。




夏曦,湖南益阳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以后和何叔衡一起创办学生联合会,也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是当时湖南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夏曦本人不仅当选过中共中央委员(第五次全代会上),而且也曾经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31年1月,夏曦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从1931年到1934年,他积极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1934年6月,夏曦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开始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5年11月参加长征。1936年2月途经贵州毕节时,不幸溺水牺牲。




宋盘民: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红三军九师政委。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后贺关趁夏曦不在把宋释放,夏回来后,又把宋抓了起来并于1933年12月公审枪毙。




殷鉴,曾在唐山煤矿做地下工作,1931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被捕后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着名的草岚子监狱),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成员,在薄一波等人被营救前病逝于狱中。




“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李竹声、王云程、孙济民、盛忠亮、汪盛荻、朱阿根等少数几个人回国后便脱离了革命队伍,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其中的另有一些人,在归国后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表现,如朱自舜、何子述、杜作祥(女)、萧特甫、李元杰、王保礼等,既没有什么好事,也没有做什么坏的事,平平淡淡,不知所踪,远不如他们在中山大学时那样“领风气之先”。




作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军人物的王明和其妻孟庆树,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始终不予悔改,而是一意孤行,一错到底。1956年赴苏治病,中苏关系破裂后,站在苏联一边与中共为敌,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孟庆树夫唱妇随,与其夫走上了相同的人生道路,1983年病死于莫斯科。



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便妄下断言:“‘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于是,旧事重提,凡在大陆、还在世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均遭到审查,有的甚至被关进监狱而丧命,幸存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


1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