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生在动乱岁月 “解放”175位将军

陈继承 收藏 0 4863
导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这里面,有林彪、江青一伙排除异己,“打倒一切”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的态度,也是造成“打倒一切”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解放干部,在当时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九一三”后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这里面,有林彪、江青一伙排除异己,“打倒一切”的一面。但是,毛泽东对于干部的态度,也是造成“打倒一切”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的悲剧。”


解放干部,在当时必须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九一三”后,批判林彪的罪行,揭发了林彪大量迫害老干部的事实。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变化。他在1971年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是蓄谋已久的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德生还常听到毛泽东讲,林彪是要打倒老干部的。并且说到贺龙等老同志被打倒,他听了林彪一面之辞。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显然,这是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否定。


许多老干部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其中许多军队干部的信,毛泽东转给了李德生,有的还批上“处理可能有错”,“请李德生同志酌处”。周恩来、叶剑英、朱德也把一些老同志的信件转给李德生。这都使李德生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


李德生认为,毛泽东的多次讲话,尤其对陈毅元帅的评价,为解放干部带来了有利条件。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追悼会以军委的名义,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请周恩来出席。追悼会即将开始,中央办公厅传来消息,毛泽东要亲自参加追悼会。周恩来已经到场,他决定立即通知,请宋庆龄副主席、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出席,并且尽可能地通知老同志出席。此时正是数九严寒季节,八宝山公墓休息室温度不高,周恩来要求尽快加高室温;同时他考虑到毛泽东的腿疾,特意让人找一个高一点的沙发。叶剑英得知毛泽东来参加追悼会,立即将悼词稿拱手送到周恩来手中,请周恩来宣读,以提高规格。


毛泽东只穿了一件棉大衣来到八宝山。到了休息室,他看到神情悲戚的陈毅夫人张茜,也凄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他是个好人。”“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他转而向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说:“要是林彪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还说:“邓小平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示意张茜,将毛泽东的话,转达给邓小平。毛泽东的讲话在老同志中间传播,使他们备受鼓舞。


李德生主持了追悼会。他听到毛泽东的谈话,目睹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他体会到,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否定了林彪的干部路线,而且对具体人的评价,也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流行说法。这就昭示人们,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


李德生按照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解放干部的谈话精神,以及批转给他的对受林彪迫害的高级干部来信或口头指示,抓紧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认为这是纠正林彪错误路线的最实际的工作。


这里讲两个事例:一个是解放苏振华,一个是“提审”吴克华。从中可以一定程度上看到解放干部工作的困难和曲折。


苏振华上将,1928年参加湖南平江农民暴动,红军时期,在彭德怀领导的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担任连政治委员、团总支书记,著名的模范红十二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即有名的杨(杨得志,后为杨勇)苏(振华)纵队政治委员和五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振华先后任贵州省军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委书记、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1959年担任我国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林彪的指使下,1967年1月,当时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李作鹏,给苏振华扣上“三反分子”、“彭德怀分子”的罪名把他“打倒”,自己当上了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


1972年1月,李德生接到叶剑英转来的苏振华的申诉信。信是从湖南冷水滩一个军队农场寄出的,经过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转给叶剑英。几乎同时,李德生也收到苏振华妻子陆迪伦的申诉信,讲到在农场,多次受到看管人员的无理对待,甚至被用脚踢倒。


“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专案的,中央有三个专案办公室。管理军队“专案对象”的是第二办公室,归黄永胜直接领导,李德生无权过问。“九一三”后,由总参谋部代管。李德生通过张才千副总参谋长从“二办”借来“专案材料”,才知道所谓“彭德怀分子”,就是因为苏振华在红军时期是三军团的,是军团长彭德怀的部下。所谓“三反分子”,是将他一些讲话断章取义,加以摘编,无限上纲。李德生写信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说明情况,认为这个案子应当翻过来,建议先接苏振华回北京治病,以后适当分配工作。


1972年3月5日,毛泽东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看到这一批示,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都很高兴。苏振华有“三反分子”、“彭德怀分子”两顶帽子,这样的同志可以解放,就为解放军队高级干部树立了“标杆”。


海军接到李德生的通知,接苏振华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检查身体。李德生请干部部派人到医院看望苏振华。


苏振华出院后,李德生专门把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来。李德生热情同他握手,问候这位老领导、老政治委员。苏振华却觉得这位昔日的军长,如今成了中央负责同志、总政治部主任,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态度。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上来的人,几乎都是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傲气得很哪。他特意带着他的夫人,来做记录。


三人坐下以后,李德生首先询问:“苏政委,身体检查结果怎样啊?”


苏振华答道:“还好,还好,下去有5年了,身体居然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李德生高兴地说:“没有病就好,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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