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90年前选择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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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年轻人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商讨创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他们平均年龄28岁,代表全国50多位中国共产党党员。90年里,中共党员总数扩大了100多万倍。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 选择加入共产党,在中共尚未执政之前,是一种有着生命危险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做出这种选择时的时代大背景和周围的生活小背景是什么?是哪些人、哪些书籍、哪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是谁介绍他们入党?有时候,他们面临的并非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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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年轻人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商讨创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他们平均年龄28岁,代表全国50多位中国共产党党员。90年里,中共党员总数扩大了100多万倍。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


选择加入共产党,在中共尚未执政之前,是一种有着生命危险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做出这种选择时的时代大背景和周围的生活小背景是什么?是哪些人、哪些书籍、哪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是谁介绍他们入党?有时候,他们面临的并非一种选择,他们为什么选择了一种更加艰辛的道路?他们的选择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哪些影响?入党之后他们还会经历一些重大选择,哪些选择与他入党相关?


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一个新生政治力量。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青年代表在中南海座谈时曾提出,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


南方都市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选择》系列报道将从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群体出发,选择不同时期的部分党员,重温他们的入党故事、人生选择和政治决断,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上海兴业路76号,坐北朝南的二层石库门建筑,现在仍是上海新天地最显眼的红色地标。90年前,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共产党员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现在每个路过它的人,都会注意到其与众不同之处,门前悬挂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让那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成为永不磨灭的历史定格。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临之前,青红砖交错并镶嵌白色粉线的一大会址外墙,搭建了施工设施,准备以新的面貌迎接庆典。隔壁的兴业路78号,内有供游客免费参观的展览。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代表们,还有周恩来等旅欧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展览中最突出的面孔。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舶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带给国人狂飙突进般的头脑风暴。但大浪淘沙,最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9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50多位党员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古老中国也在她的领航下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921年中共的成立及其此前风云激荡的十年。


1911:“康党”变身革命党


清廷的覆亡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却是几经周折取得的。1911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虽然零星的译介已经在知识界传播。在此之前,主导思想界话语权的分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


安徽怀宁人陈独秀在18岁(1896年)那一年考中秀才,但他对科举无甚兴趣,甲午战争失败对他的刺激很深,在保守与维新派的论战中,他倾向于后者,因而被乡里儒者视为“康(有为)党”“孔教罪人”。


但他很快从“康党”走向了革命,1901年起先后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是这种转变的开始。他参与发起的“中国青年会”,明确“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他于演讲中声言要“杀尽”那些“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的“国贼”。归国后创办《安徽俗话报》等,亦以鼓吹革命著称。他还参加暗杀团,以恐怖行动表达反满立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不久,陈独秀受聘成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康梁的思想此时于他早已是敝屣。这一年,比陈独秀小10岁的李大钊刚刚23岁,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他生于河北乐亭,“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幼失双亲,由祖父抚养成人。1927年作《狱中自述》,他还提及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缘由:“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


这种深受外国侵略刺激的心态,在出身于湖南韶山冲富户家的毛泽东身上也有鲜明体现。1911年,没人知晓他将成为20世纪影响中国最巨的政治人物。他已经19岁了,却刚刚读完小学,暑假结束后得以去省城的中学读书,令他“极其兴奋”,都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斯诺《西行漫记》)。


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民立报》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就在学堂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新政府的大总统,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分别为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此时的他奇迹般把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张揉合在一起,暴露出内心对政治的模糊认识。不过,他剪掉了辫子,也很快在武昌起义之后,受革命党人影响,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列兵。半年后,他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几经周折,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周恩来的年纪更小些,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他刚刚13岁,随三堂伯从江苏来到了东北。周恩来生于淮安,祖父周起魁曾做过海州直隶州知州,但在周恩来童年时期,家道已经中落。“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946年,他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这样说。


辛亥革命爆发时,周恩来还在沈阳读书,开始接触西方教育,读革命书籍。他的年龄还小,一名叫高亦吾的历史老师(周恩来在回忆文章中称高戈吾)和一名毛姓地理老师分别向他推荐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籍,他更容易消化接近白话体的后者。不过,革命的思想已经渗透进他的头脑,在高亦吾的影响下,他也在辛亥革命消息传来后,剪掉了辫子。


这段时间,有关周恩来的文献档案不是很多,最著名的是他在老师提问因何读书时,以“为了中华之崛起”作答。更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10月他写的一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成为全国流传的佳作。在这篇作文中,他提到“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他对教育者“勿投身政界党会”的立场,在此后革命岁月中发生了改变。

1915:从反满走向反传统


周恩来在1913年离开东北,到了天津,进入南开中学。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开始读戴季陶创办的《民权报》,那里混合了革命的章太炎和维新的梁启超的主张,以批判袁世凯而著称。这份报纸只存在了将近两年,在1914年停刊。


《民权报》停刊那年,南开中学破例免除了周恩来的学杂费。他品学兼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也是学校新剧团的核心人物。1915年,他担任女主角的戏剧《一元钱》还曾到北京青年会公演。


周恩来1946年回顾那段生涯时,提及1915年,他“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同时亦承认,“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还不多。”而从周恩来1915年前后的作文看,亦有“余入京师,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首善之区如斯,知中国之自亡久矣,又奚待外人瓜分而豆剖之哉!”(周恩来1916年2月23日手稿《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


不过,周恩来文稿更多的内容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及各种宗教精神均抱好感。如其1916年发表的《我之人格观》中称,“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回之十诫,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


毛泽东的1915年,也从抗议开始。他写了一篇抗议学校校长收费的宣言,还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繁体共二十八画)为笔名,在报纸上登广告并张贴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他和一个叫萧瑜的同学,在夏天徒步走了湖南五个县,一路乞讨,没有花一个铜板。


这一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秘密文件,袁世凯于5月接受。帝制推翻已近四载,共和的益处似乎并未显现,其弊端反而随处可以拈来。年底,袁世凯决定称帝,而“护国运动”也拉开序幕。


李大钊已于两年前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也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抗议行动,他在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说,“抑日本蕞尔穷岛,力非能亡我中国者……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话语间仍持对中国政府的监督合作态度,共同对外。


而陈独秀则不同。1915年7月,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营垒。一年前,他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说:“国政巨变……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力主“排满”,认为中国的腐败、落后挨打均源于满人专制统治。但共和肇兴,满人失势,却出现政客以各种主义为名争权夺利现象,纷争不止,如陈独秀所言“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病入膏肓,问题的关键在如何问诊。


满汉更替,制度变异,问题反而愈演愈烈,陈独秀等人开始新的确信,视角从制度转向传统文化:“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群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包括1916年回国的李大钊,虽然一直较陈独秀稳健,但也参与其中,成为反传统堡垒中的健将。毛泽东亦然,“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承认,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帝国主义的刺激


陈独秀的墓地位于安徽省安庆市郊区。墓前,《新青年》杂志的封面,被铸刻成石,格外显眼。陈独秀就是依凭这份杂志,成为国内首席意见领袖,毛泽东称其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周恩来是在1917年东渡日本后,真正留意《新青年》的,并很快被其中的观念所吸引,放弃了之前的自我主张。“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把我那从前的谬见打退了好多。”(周恩来1918年2月15日日记)


日本原本是中国青年效仿与膜拜的对象,但周恩来在旅日途中亦发现其“军国主义”的弊病。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他从而认为自己此前“军国主义”救中国的想法是大错了。


旅日这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日本发生席卷全国的“米骚动”,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周恩来开始被社会主义的思潮所吸引,1919年4月回国时,他箱子里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书。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强权的想象,在1919年开始了新的幻灭。继日本“二十一条”之后,1919年巴黎和会所造成的刺激,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要面对战胜诸列强的分赃,德国从山东攫取的权益被转交给了日本。


不过,在5月4日当天发生游行示威运动时,周恩来尚在东北的伯父家。毛泽东已于1918年来到北京,但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谋了一个助理员的职位,他没能像其他同道一样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初他离开北京,因此也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但毛泽东该年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开始频繁地撰写文章,批判旧制度、旧文化与帝国主义列强,鼓动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反抗。他还带头参加了驱逐长沙督军张敬尧的运动,起因是他们暴力破坏日货商店并焚烧日货的行为受到了张的干涉。


李大钊已于1916年回国,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是给予毛泽东图书馆助理员工作的人。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演说———从《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直到《再论问题与主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陈独秀并不在现场。他陷入了自己人生的一大危机中。因个人生活原因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职位后,陈独秀被学校给假一年。


进入6月,错过了五四运动的陈独秀返京,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而被警方逮捕。陈独秀仍耽于恐怖行动的正义感中。据警方卷宗,传单上“云欲在新世界抛扔炸弹云云”。因陈独秀称身上大量传单均为偶然捡拾,故警方去其家中搜索,而陈独秀本人也被逮捕。


这一事件,令陈独秀获得了学界和媒体巨大的声援,包括保守派阵营的马其昶和姚永概,亦认为“文字之狱,万不可兴”。官方做了让步。


1920: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1919年下半年,进入南开大学的周恩来,发起成立了觉悟社,与同学一起在群体运动中相互激发,其思想与东渡日本前已判若两人。


1920年1月,因学生们去洋货庄检查并焚烧日货,被日本浪人殴打,激发学生请愿行动。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并强行闯入的过程中,周恩来等人被逮捕,关押了近半年。在狱中,周恩来曾先后五次给其他被捕学生代表讲演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此时,还不能认为他已经服膺了共产主义。


出狱后,周恩来开始真正萌生革命意识。是年8月,觉悟社在和“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集会时,曾请李大钊前来讲话,李大钊特别强调了“一个正确的主义”的重要性。5个月前,李大钊已经和北大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秘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也表现出与其他西方列强不一样的对华政策,宣布前俄罗斯帝国时代与中国所订密约,和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一切不平等条约等一律取消,并把从中国侵略的土地归还等。引发国内思想舆论界的好评。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出的俄共(布)党员小组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伍廷康)等人抵京,与李大钊见面。维经斯基又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去上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亦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成员多次与维经斯基交流。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加快了建党的步伐。


其实,在1920年2月份,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两人就提及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此后在通信中亦有商讨,所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党的名字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问题上,陈独秀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并最终决定采纳后者。


《新青年》位于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编辑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时为1920年8月。虽然名字叫“中国共产党”,但它其实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地方组织,陈独秀为书记,骨干则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为主。两个月后,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内,亦成立“共产党小组”,呼应了上海的行动。


毛泽东在共产党地方组织成立之前的1920年夏天,先后在北京、上海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接触,回长沙后他就开始与志同道合者讨论建党问题。这些年来,他一直沉浸在对政治的高度热情中。他甚至不屑于谈论女人。“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讨论。”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时的作风,他对斯诺说,有一次一个青年在家里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说要买些肉,毛泽东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在1920年结婚了,妻子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这一年,新民学会还组织了一个庆祝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的示威游行,并与警察发生冲突。毛泽东还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就在这年初冬,毛泽东等人在长沙新民学会中秘密创建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他们开始行动


周恩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要略晚一些。1920年11月,他在上海搭乘邮船与其他一百九十余人去了欧洲。他先在英国伦敦待了5个星期,看到一战后这个“世界最大都城”的危机远远超过想象———“四年来影响所及,欲其求免于穷困也难矣。”国富民强的西方使中国追求目标的传统认知开始动摇,他在写给天津《益世报》的文章中写道: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但中国的社会革命宜采用何种方案,他并没有定见。在1921年1月30日写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他称自己的思想还未定于某个主义,在中国究竟要效法俄国暴动革命还是如英国“保守而整其步法(原文如此,记者注),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上,犹左右摇摆。


但很快,在自英国到法国勤工俭学后,他在通信中显露出自己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1921年,他在赴法的北京最早共产小组成员之一张申府和天津觉悟社成员刘清扬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从前在作文中谴责暴力的青年,开始在诗中表达不惜流血的信念:“梦想赤色的旗儿**,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国内,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的催促下,来自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北京等地以及旅日的13位代表,包括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共计15人,于7月23日晚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是一群年轻人的聚会,据统计,出席会议的人以来自湖南的何叔衡最为年长,也不过45岁,最为年轻的仅19岁。他们平均年龄28岁,刚好是毛泽东当年的年龄。一群热血青年相聚,指点江山,不免激动。据包惠僧回忆,马林“声若洪钟,口若悬河”。也许是他的大嗓门引起了怀疑,会议开到一周的时候,一个陌生男子突然闯入会场,马林判断这是暗探。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下,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将最后一天的会议开完。目前,嘉兴南湖停靠供参观的游船是1959年从诸多游船中选出的,“经过了董必武的验证。”工作人员对南都记者说。


陈独秀和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但陈独秀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当时没有一个参加革命的人不受《新青年》和陈独秀的影响,他的影响力和社会声望都是李大钊所不能比的,所以当选中央局书记。”安徽陈独秀学术研究会副会长李银德对南都记者说。


中央局组成人员还有张国焘和李达,前者负责组织,后者负责宣传。毛泽东出席了一大会议,他穿着一件布长衫,比较活跃,但没能进入中央局。


中共成立后,面临复杂而艰难的革命形势,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有着28年的在野经历和奋斗历程。大浪淘沙,早期建党群体的命运也各不相同。


1927年国共决裂后,陈独秀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两年后被开除党籍。李大钊则在革命中途牺牲。13名中共一大代表,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有的被杀害(李汉俊、陈潭秋、邓恩铭、何叔衡),有的过早病逝(王尽美),有的退居书斋(李达),有的自动脱党(包惠僧),有的被开除党籍(张国焘、刘仁静),有的则成了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只有董必武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建党24年时,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已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成国内第二大政党。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回顾起一大往事时感慨:“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


然而,正是这群在当时尚懂得不多的热血青年,由于他们的选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最终人民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共赢得了全国政权。经历60余年的曲折发展,中共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古老中国也在她的领航下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20世纪,没有其他选择比这更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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