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坝记事之“司令”的故事

hongdingl 收藏 0 74
导读:[face=宋体][/face][size=16][/size]“司令”的故事 我与“挺好”的相识是因为我们俩结对抬石头,而我与“司令”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却是源于我被他家的大黄狗咬了一口。 插队的头一年我都在表姐那儿搭伙。但住在李家坝一户叫龙文贵家的房子里,我住的那一间是他家的吊脚楼,是他家接出来的一间房。所谓吊脚楼是因为在山区的平地较少,人们就在坡坎下立起木柱,再在其上建房子。我住的那间吊脚楼的下面足有4米高,下面的空间就被龙文贵家当做了猪圈,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是住在猪圈的上面。“司令”的家也在李
近期热点 换一换

“司令”的故事


我与“挺好”的相识是因为我们俩结对抬石头,而我与“司令”相识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却是源于我被他家的大黄狗咬了一口。

插队的头一年我都在表姐那儿搭伙。但住在李家坝一户叫龙文贵家的房子里,我住的那一间是他家的吊脚楼,是他家接出来的一间房。所谓吊脚楼是因为在山区的平地较少,人们就在坡坎下立起木柱,再在其上建房子。我住的那间吊脚楼的下面足有4米高,下面的空间就被龙文贵家当做了猪圈,也就是说我实际上是住在猪圈的上面。“司令”的家也在李家坝,但是在李家坝到支部书记叶宜富家的那边,而我住的吊脚楼是在李家坝通往烧坊的那边。

记得我插队的第一天早上,就是在后来我与“挺好”结对抬石头的那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我就急急忙忙赶往表姐那儿吃早饭。在经过“司令”家门口的时候突然被一条狗咬了一口,把裤子都给咬了一个洞,这条狗咬人时一声都没有叫,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我被狗咬后赶快跑了开去,而那条狗也没有再追着咬,因此伤得并不太重,只是小腿肚处稍微破了一点皮,血都没有流。那个时候完全没有被狗咬了以后要打狂犬病疫苗的概念和条件,而我的这条裤子本来就是一条旧的,已经补了好几个补丁,再多几个小洞也无伤大雅,所以我也就没放在心上。只是清晨起来就被狗咬了一口,感到有一点晦气,心想改天一定要想个什么办法把这条狗收拾了。

中午做午饭时,我在灶前烧火,表姐正在往锅里下玉米面时,一个高大约只有1米5左右,年龄在15~16岁,头上戴着一顶赵本山式的破帽子,穿着一身补了好多个补丁的衣服,脚上蹬着一双有些不合脚的解放鞋,看似很单薄的身子,鼻子下还留着两条清鼻涕的半大小伙子手捧着一个大碗走进来看了看我说:“我们家的大黄狗今天早上咬了这个知青一口,真实对不起了。不过我们家的狗是不会真的下狠口咬的,这个畜生最多就是拿嘴使劲儿拱你一下。它以后再也不会咬你了。”说着他招呼着跟在他后面的那条早上咬了我一口的狗:“大黄,你这个坏东西,打不死你,二天再不准咬知青了!”那条大黄狗似乎很通人性,似乎知道它做错了事,走到我的身边,用鼻子嗅嗅我,又用它的身子在我的腿上摩擦了几下,好像撒娇一样。我用手摸摸大黄狗的脑袋说:“没得什么,又没有受什么伤,不要紧的。”

表姐边往锅里下着玉米面边说:“司令,你们家shi的午饭都已经吃了?坐嘛。”

在时我才知道这个矮小的半大小伙子叫“司令”。

“司令”把快要流过河的鼻涕吸了回去又把手上的大碗放在灶台上说:“我们家里有人做饭,我们收工就吃现成的。”他又指着那个大碗说:“这是我们家做的酸菜,拿给你们尝尝。”

“酸菜”是川北一带的一种普通老百姓平时离不开的食物,就是用洗净后的青菜等叶子菜在开水中汆一下,凉冷后放入制有酸水的坛子里,隔上几日后就可以吃了。经过酸水中的微生物发酵,约带酸味的酸菜富含各种有益于人体的氨基酸,且可将蔬菜保存多日不坏。所以,猫儿坝的人们家家户户都要做上几大坛子,并且随吃随做,一年四季几乎顿顿都要食用。尤其是在煮玉米面糊糊的时候加在糊糊里,即好吃又还节约粮食。

后来我才知道“司令”的大名叫龙志登,他的父亲叫龙文光,“司令”的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姐姐已经出嫁,嫁给了本队的一个叫曾学全的人,他们就住在烧坊下面的一户独立房内,哥哥也已经娶了媳妇,但他们没有分家,还是住在一起。“司令”家的成分是中农,成分稍微有点高,在那个年代属于所谓的团结对象。“司令”的姐姐和哥哥与他一样都比较矮小,但是他们的不到50岁的父亲却是长的又高又大,长满皱纹的古铜色的大脸盘,宽宽的肩膀,粗大结实、青筋毕露的手臂,结满老茧的像小蒲扇一样的骨节粗大的双手,像大多数猫儿坝的壮劳力一样,他小腿肚上的肌肉就像一个小肉球,十分健壮有力,常年穿草鞋的长满了老茧的脚很大,脚趾分得很开,俗话说“脚大江山稳”,他走起山路来下盘一定是非常稳当的,一天到晚他的嘴上都叼着一杆镶着玉石烟嘴的铜烟锅,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种庄稼的行家里手。

“司令”这个外号究竟是怎么得来的,有好几种说法。有的说他小时候比较调皮,读村小的时候是一个孩子头,成天都领着一帮小孩儿逃学去上房掏鸟窝,下河抓鱼,玩打仗的游戏时他就是当然的指挥员,所以大家都叫他“司令”;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的长相有些像电影《地道战》里的那个汉奸——高司令。在那个年代电影很少,也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区区几部电影已经被大家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里边的台词大家都背熟了,而龙志登学那位高司令也学得特别像,再加上他的长相又有些与高司令相像,于是“司令”的外号就理所当然非龙志登莫属了。

可能是由于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缘故,“司令”也像“挺好”一样是我们几个知青宿舍的常客。由于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家庭的拖累,在李家坝我们与他家还是邻居,所以他比“挺好”到我们宿舍来得还要勤。而在平时干活时他也总是喜欢和我们几个知青在一起。他不但喜欢听我们几个知青瞎吹,神侃,喜欢翻看我们几个带到农村的非常有限的几本图书,他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就把猫儿坝发生的新闻告诉我们,并且有问必答地给我们讲猫儿坝的各种奇闻趣事和典故。

那时,知青在插队的头半年国家仍然供应粮食和一点有限的副食品,如每月有4两到半斤的菜子油和半斤猪肉等,当然这些东西都要顺着铁路到离猫儿坝有10多里路的公社供销社去买,但是燃料就必须自己就地想办法了。当时猫儿坝一带的老百姓全是用柴来作为燃料,就是烧制砖瓦都是用柴来做燃料。而知青做饭所烧的柴禾在最初的几个月就是由生产队提供,生产队长方志明隔三差五就派人,一般都是派我的房东,成分比较高的富农分子龙文贵无偿地到山上去背一些已经废弃了的“耳棒”(将青杠树砍成2米多长,然后在山上搭成木架,第二年起就可以采摘黑木耳,一般可以采摘3年左右,3年后青杠棒就腐朽了,只能作为烧柴。)给我们当柴烧,这也算是那个年代对所谓的阶级敌人的一种惩罚吧。但是猫儿坝的人们对这种做法还是有一些意见的,时常有人就这个问题说一些风凉话,毕竟龙文贵还算是一个老辈子,猫儿坝的宗族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几个月过后,我们几个知青就再也不好意思要生产队无偿提供烧柴了,决定自己上山砍柴。当我们问及“司令”在什么地方砍柴最好时,“司令”自告奋勇地说:“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那儿的烧柴最好。”

说干就干,第二天我们几个知青在“司令”的带领下开始了我们的砍柴工程。

那天,我们天没有亮就出发,我们在太阳光才刚刚照到地处“阳山”的仙女崖顶时就到了砍柴的地方。这个地方几乎就是猫儿坝的最高点,站在这儿可以把整个猫儿坝尽收眼底,远处蓝色的清江河蜿蜒流过,一列火车正在沿江爬行,大剑山的绝壁连绵不断,一直延伸到天边,而那条无名的小溪将绝壁劈开一个缺口,缓缓流过猫儿坝,又一头扎进清江河,而竹林掩映下的农舍这时正冒出缈缈炊烟。

“司令”说的那个地方叫仙女崖,就在猫儿坝的后山上。仙女崖是一处高达100多米的绝壁,绝壁的顶上有一个洞,名为仙女洞,从仙女洞洞口下缘有许多条几十米长的黑色印记,就像是有人从洞口垂挂下来的黑色布幔。“司令”指着仙女洞说:“这就是仙女洞,从来也没有人上去过。”“司令”说到这里指着悬崖下的一小块平地招呼我们,“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砍柴,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司令”给我们讲起了仙女洞的来历。

传说古时候猫儿坝有一个农家女叫舒琴,长得貌若天仙,虽然只是一个农家女,但是琴棋书画无所不会,纺纱、织布、绣花无所不能,各种农活也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父母从小将其许配给同龄的男孩儿平娃,他们二人从小青梅竹马渐渐长大。就在他们二人快要结成秦晋之好时,当地的一个恶霸,人称周霸天的看上了舒琴,使计将平娃儿支去给官府当差并害死,然后将舒琴抢走霸占为妾,舒琴自然不从,逃致仙女崖跳崖。但传说舒琴跳崖后并没有死亡,而是成仙,就住在仙女崖上的仙女洞中,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就会听到仙女洞传来悠悠的琴声和如泣的歌声,而仙女洞的洞口垂下来的数十米长的缕缕黑色条纹,据说就是仙女坐在洞中梳头而垂下的头发。当然这只是中国式的老百姓对善良与邪恶的评价,对欺压百姓的官府和为富不仁的恶霸的憎恨,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当不得真。实际上仙女崖上传来的悠悠“琴声”很可能是风吹过仙女洞时产生的气流声,而那黑色的缕缕条纹很可能是洞中原来有流出来的水,后来又有苔癣依水而生,水干以后苔癣死亡了以后就留下了这黑色的印记,而这一切都被善良的当地老百姓神话了。

仙女崖的崖下到处都长满了杂树,正好可以作为烧柴,而砍下的柴又可以顺着一个山涧“溜”下去,省去了许多背柴的辛苦。

这时的“司令”像一个真正的“司令”官一样开始安排我们砍柴的各种具体事项,告诉我们说哪些树砍来当柴好烧,哪些不好烧,他指着一种树对我们说:“你们看,这种树叫‘马桑树’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叫做‘马桑柴,马桑柴,你把老娘的屁都吹出来。’就是说这种柴你就是用吹火筒吹都不肯燃。”还告诉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踩滑了摔下崖去,然后他就挥刀向一棵小树砍去,边砍边说:“你们砍的时候一定要斜着砍下去,只有斜着砍下去才省力。”说着“司令”两刀就将那棵树砍断了。看着他那老练的样子,很难相信他还是一个比我们年龄小,比我们身体也要瘦小得多的半大孩子。他在这个时候真是还显出他那“司令”的本色来了,他一会儿告诉我们怎样挥刀砍才省劲儿,砍树时树桩不要留得太高,一会儿又告诉我们说:“那颗树是漆树,最好不要砍,谨防要生漆疙瘩。”。这位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同龄人在此时、此地就显得比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得多了,我们的那一点书本上的知识在这儿根本就派不上用场。

不知不觉我们就砍倒了一大片树,“司令”看着我们的战绩对我说:“差不多了,这些柴足够你们烧一、两年的了。”然后又招呼着其他几个知青说:“休息一会儿吧,该吃稍午了。”

我最后几刀终于将一棵足有我大腿那么粗的野樱桃树砍断后,已经是有些筋疲力尽了,手上也磨了几个泡。我擦了擦满脸的汗水,找了一块长满了草的平地正要坐上去休息,就听“司令”大喊一声:“不要坐!草丛里面有蛇!”

正要坐下去的我被“司令”的一声大喊惊呆了,“司令”迅速跑过来挥起砍柴刀就向草丛中砍去,然后从草丛中拎起一条足有1米多长的蛇来。“司令”拎着蛇说:“这是一条毒蛇,我们叫它土蝮子。咬了人不得了,前年4队就有一个人被它咬死了。”

看着这条土黄色的大蛇,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了一阵后怕。这种蛇不就是书上介绍过的“蝮蛇”吗!如果我当时一屁股坐上去,真的被它咬一口,在这样的深山野外,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我这条命还真有可能报销了!我感动地握着“司令”的手,声音有些哽咽地连声说:“谢谢,谢谢!真是太感谢你了。”

“司令”笑着用与他的年龄不相彷的口吻轻描淡写地说:“见蛇不打七分罪。这没有什么,哪个都会这样做的,以后一定要小心点,在野外走路、休息的时候都应该先打草惊蛇。”

中午我们在山上吃了带去的干粮——红薯粉蒸的团子,喝了“司令”找来的甘冽的清泉水,扯开嗓子高唱那时在知青中最流行的一些歌曲,吃饱了,喝够了,就把砍好的柴顺着山涧往山下溜,最后在山脚下堆起了一大堆柴。“司令”告诉我们,等这些柴在这儿慢慢晒干,要不了多久就可以背回家当柴烧了。

看着那小山似的一大堆柴,看着我们的劳动成果,回头仰望我们刚刚才砍伐的那一面与周围明显不同,显得有些光秃秃的山坡,我们几个知青都非常高兴。而我感到尤其高兴,今天我们不但解决了今后一、两年以上的烧柴问题,听了“司令”给我们讲的仙女崖的故事,欣赏了那如画的美景,还从蛇口捡回了一条命并由此结识一位年龄比我小但是知识却比我丰富得多的好朋友。

从这以后,不光是“司令”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玩,我们也经常到他家去串门。

“司令”的父亲龙文光不但是一位种地的行家里手,他的头脑也是异常的聪明,加上在解放前还读过几年私塾,说起话来有时还之乎者也的满口文绉绉的,而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却并没有读过多少古文,有时他说的一些话我们还听得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云,提到的一些典故我们也是似懂非懂的。

说老实话,当时我们这些第一批插队的知青并不知道我们以后的命运,当时的宣传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要像“董加耕、邢燕子那样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插队的时候国家还给了每人几百块钱的“安置费”。我们大家几乎都认为今后就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了。而且我那时毕竟只有17岁,对人生,对社会的认识都是懵懵懂懂的,对自己的未来更是没有什么“规划”,不像现在的一些人,小孩还没有出生就已经给他安排好了一生,可以说那时的我们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而且是完全不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过,在那个年代,谁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况且,在刚插队的头一年里,我们这些知青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是要适应从城市的较为闲适的生活转变为农村的一切都要自力更生的生活,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到什么都要自己做,自己管理,并且还要适应原来不可想象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去适应那并不比城市简单的人际关系。我们在那短短的一年里就将迅速地长大。

记得有一天吃完了晚饭,我又溜达到“司令”家中串门。“司令”还在帮他的嫂子煮猪食,龙文光招呼我在火塘边坐下。他吧嗒着他的足有两尺长的烟袋问:“小廖,你来了快半年了吧?怎么样?农村的活路累不累?”

我拨拉着火塘里烤着的红薯说:“累,当然累。不过现在要比刚来的时候好一些了。不过我们不像你们,你们家在这儿,屋里都留有人,收工回来就可以吃现成饭,我们回来还要自己做,中午我们饭还没有吃完就又要出工了,晚上吃完饭就又该睡觉了。”

这时“司令”的嫂子提着一大桶猪食走过来笑着说:“那二天给你在猫儿坝说个媳妇成个家就对了嘛。”

听她这么一说。我的脸顿时臊得通红,语无伦次地说:“不要乱开玩笑,不要乱开玩笑……”

“嘻嘻,脸都红了,还有点封建呢。”“司令”的嫂子笑了起来。

龙文光在火塘边磕磕烟锅,用烟锅从火堆里拨拉出一个烤好的红薯让给我吃,然后又装上一袋烟点上说:“他们这些知青娃在我们这儿住不到多久的,要不了两年就要走,说啥子媳妇哦。”

我听他这样说,有些不相信,因为那时并没有任何关于知青可以上调的消息。我有些不相信地摇摇头说:“怎么会?你听谁说的?上边不是号召说要我们扎根农村一辈子吗?”

龙文光吐了一泡口水。“扎根?一辈子?不可能!以往每次运动后都有人会下放到我们这儿来,哪一次不是一两年就都走了?就像57年川北剧团的那个周眼镜,当时还不是说要在我们这儿当一辈子农民,他把婆娘、娃儿都带来了,开始还住在我们家的。你看,还不是不到3年就又回城去了。周眼镜现在还在剧团当了个什么官嘛,听说那个样板戏《红灯记》就是他编的嘛。上个月我进城还遇见了他,他还请我进了一回馆子呢。”龙文光有些不以为然。

我摇摇头说:“这次不一样哦。你没有看见前几天的报纸啊,现在都开始喊那些城里的所谓‘吃闲饭’的人下乡了。”我拿出前几天的报纸又说:“你看,报纸上的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龙文光接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说:“我们农民的肚子现在都吃不饱,再弄这么多城里人来咋个得了哦。”

我边吃烤好的红薯,边望着火塘里的疙瘩柴火发呆。这时龙文光面无表情地说:“格老子,现在的事情简直是看不懂了,把我们农民抬得这么高,什么工人、贫下中农要领导一切啦,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啦。其实我们这些农二哥领导得了哪个嘛?我们连自己的肚子都领导不到!还不是上边要你咋个办你就要咋个办,你难道敢说半个不字?再说了,你们的命好,生下来就是城里人,你们最后终将是要回城的。你们还有个望头,还有个回城的想头,一旦回了城就又是人上人了。我们这些农民就只有当农民,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土里刨食,一辈子都要修理地球,不要说一辈子,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都翻不了身,永远还是农民。不晓得现在有些人是咋个想的,真的以为当农民好嗦?还要把城里人往乡下赶。”

龙文光用手把叶子烟轻轻往烟锅里压了压,吸了几口烟又说:“小廖,你下来这么久了,你也看到了,我们猫儿坝这么多年来基本上就没有一个娃儿读书读进了城,最多就是在公社读了个初中就回来了,现在就更不要说了,连小学都读不成了。我的这几个娃儿读书本来都还可以,但是他们没有这个命啊!”龙文光说到这里似乎是有些内疚似的看看“司令”,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我并没有对龙文光所说的想得那样多,我仍然还是沉浸在刚才谈话所引起的对自己今后命运的茫然和担心上。并没有仔细想龙文光的想法实际上代表了全体中国农民的想法,中国农民不但要承受那个时代所有中国人都要承受的人为划分阶级成分的阶级成份之苦,还要承担划分户籍身份之苦,而且在那时要逾越这种人为制造的城乡身份差别的鸿沟是那么的困难!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有一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说法,后来说这是什么“唯成分论”,要反对,要给成分不好的人所谓的“出路”。但是又有谁像反对“唯成分论”一样的反对制造城乡户籍差别?人为地将人分为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将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广大农民,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最大牺牲的农民划为另册,难道这不是歧视农民吗?再推而广之,难道说将人按工作性质又分为干部、工人,不光是进行分别管理,在待遇上还差别巨大,不但是在生前的待遇上有着巨大的差别,就是在退休待遇上也有着天壤之别。这又是合理的吗?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来一个笑话,可悲的是这个笑话所反映的事实现在仍然还是普遍存在的。这个笑话是:某陵园一天安放一位地师级“领导”的陵墓,他的陵墓是安放在陵园的最高处,往下依次是县团级、区营级和普通人的陵墓,从山顶到山脚一级比一级矮。陵园的管理者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搞错,不能随意僭越,否则就有可能引起轩然大波,引起高级别的死人家属的抗议。只见这位地市级的墓碑上写到‘某某某生于某某年,卒于某某年,某某年参加革命,某某年入党,曾任某某、某某,生前享受地师级医疗待遇……’。看看,人不但在生前要有别于一般人,要搞等级划分,要享受特权,就是死了也要埋在与生前相应的位置,还是要高别的死人一等,并且还要在墓碑上注明曾经享有过的特权,哪怕只是个“地师级医疗待遇”的特权。真是可笑,难道他的“地师级医疗待遇”还可以带到阴曹地府去吗?由此可见,一些人的特权观念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春风2队的一项重要的副业就是采摘黑木耳。猫儿坝的山上到处都长满了青杠树,隔几年生产队就要派人到山上将青杠树砍成2米多长一段段的,再就地搭成屋脊状的“耳架”,来年就可以采摘黑木耳了,一般可以一直连续采摘3年,再以后这些青杠柴就只能当柴烧了。

那是在我插队的那一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亮,生产队长方志明就扯起嗓子喊开了:“全体社员请注意,今天出早工采木耳了。”

方志明也是住在李家坝,他一喊我就醒了,一听只是出“早工”,心想早工出不了多久,出完早工再回来吃饭也来得及,就什么吃的也没有带,抓起装木耳的大竹笆篓就跟着方队长上山了。

那一年木耳的长势很好,耳架上都长满了大朵的黑木耳,间或还有一两朵银耳,刚一开始我就十分幸运地捡到了一朵大大的银耳,民兵排长龙志坤看见后羡慕地说:“你运气还好呢,这朵银耳起码要卖3角多。”那时的银耳要比黑木耳贵得多,而且谁捡到了银耳是可以自己拿去卖的。3角多人民币已经相当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村生产队出半天工的收入了。

我们从半山腰开始捡木耳,到上午快9点钟时才只捡了这一片“耳山”的一半,太阳已经有些晒了,这时方志明看看山上,又看看天,大声喊道:“我们今天把这一面坡的耳子捡完再回去吃饭,大家再坚持一下。”

我当时还以为要收工了,正准备往回走,听见方队长如此说,只好继续跟着大家继续捡木耳。

太阳越升越高,气温越来越热,没有带水的我是越来越舌干口燥,肚子也开始咕咕直叫。正在这时,我看见前面远处有一株野梨树,野梨树上面还挂着几个没有成熟的梨子。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野梨树那儿摘下了几个小孩拳头那么大的野梨子就啃了起来,梨子很酸,也很涩,还没有成熟,一点也不好吃,但是又渴又饿的我顾不得那么多了,不一会儿就连皮带肉给吃了下去。 “司令”见我在吃野梨子,忙告诉我说:“现在的野梨子吃不得,吃了会拉肚子哦。”但这时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吃了两个野梨子后,肚子没有再咕咕叫了,我又继续往山上爬去,继续采摘着木耳,在快要到山顶时,我又渴得受不了了,这时我看见有个石坑里有一汪积存的雨水,上面还漂浮着几片树叶,有几条不知名的小虫在水里游来游去。当时我什么都顾不得了,爬在水坑上就喝了起来。

终于,我们爬上了山顶,捡完了那一面山的木耳,完成了那天的“早工”,但这时太阳都已经都快要当顶了。

当天下午我就开始拉起了肚子,第二天早上就起不来床了。不巧的是,表姐刚好有事进城去了,而那时2队只有我们两个知青,幸好当时“司令”知道我病了的事情,要不然,我单独一人住在龙文贵的吊脚楼上,真要病得爬不起来了,就麻烦了。记得那天我起码拉了有20多次肚子,开始还好,还可以支撑起来到厕所去方便,但后来人就越来越软,走不动了,没办法,我只得揭开吊脚楼的楼板,直接拉到吊脚楼下面的龙文贵的猪圈里去了,拉得那头大肥猪脑袋上、身上都是稀屎,后来,我在床上听见龙文贵在喂猪时自言自语地说:“咋个回事,这些屎咋个跑到你瘟丧的身上去了呢?”我听见后真是哭笑不得。

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什么药也没有,肚子痛时我只好吃自己带来的并不解决问题的阿司匹林,不过幸好那时候人年轻,经得起折腾。在病的那几天,天天都是“司令”来陪伴着我,他给我烧开水,还从家里给我煮好稀饭送到床前,他的父亲又用一种草药熬水给我喝,生产队长方志明知道我病了以后也叫他的老婆过来照顾。3天后,我人瘦了一圈,但是病好了。

经过这次突如其来的大病,我与“司令”的关系就更好了。

不久春风2队又来了两个知青插队,两人都是男知青,他们刚来的最初几个月我们3人都住在龙文贵的那间吊脚楼上,而且还挤在一张不足1米4宽的床上睡觉,好在那时已经快要进入冬季,问题还不是很大,3人挤在一起还可以抵御冬季四面漏风的吊脚楼的寒冷。

由于我们知青,特别是男知青的增多,我们的吊脚楼比以往热闹了许多,每天晚上我们不是天南地北地瞎吹就是扯着嗓子胡喊乱唱,我们多是唱一些文革前流行的歌曲和苏联歌曲,还有就是知青改编的思乡歌曲。这时“司令”往往也会到我们的宿舍来听我们在那儿胡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看我们带去的几本图书。他最喜欢看的是一本吴印咸编写的摄影手册。我在插队时带走了家里的一部美国1930年代生产的老旧120相机,这部相机只有3档速度——B、1/50和1/100,而且卷片手柄也是坏的,我改造了一枚子弹壳代替手柄,勉强可用。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破旧的老相机在猫儿坝也是独一份。当时的农村,人们很少照像,就是结婚前照结婚照也要走上十多里路到公社所在地的照相馆去,而且照相馆也只有一台那种大的座机,这种小的相机,见到的机会都很少,更不用说是拿在手中把玩了。“司令”到我们那儿玩,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这部相机。没过多久,“司令”就把相机上的每个机件的用途都搞清楚了,那本吴印咸的书他也看懂了个大概。就差自己真的拍张照片了。

1970年春节过后,我从城里回来时买回来了一个胶卷。说老实话,这是我插队以来买的唯一一卷胶卷,一是因为没有这个闲钱,二是没有这个心情,三是拍了照片也没地儿冲洗。

“司令”知道我们回来了,吃完晚饭就又到我们的吊脚楼来了,还给我们端来了一碗喷香的腊肉。

我见“司令”来了,拿出相机和胶卷。“你看我带来了什么?”

“你买胶卷啦!我问过了,这一个胶卷就要好几块钱呢,差不多等于我们出半个月工了。”

“一年难得奢侈一回,去年我进了100多块现金,自己奖励自己一回。”我装得有些满不在乎的回答。

我把照相机的后背打开,教“司令”怎样装胶卷,胶卷装好后,我拍拍“司令”的肩。“明天我们一起去照相。这卷胶卷可以拍16张照片呢。”

这16张照片就是我们在猫儿坝插队时留下的唯一影像,其中有好几张是“司令”给我们拍的,这也是他的第一次拍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当时居然没有一张与“司令”的合影。

我在返城时将那部老旧的照相机与那本吴印咸的书都留给了“司令”。


20多年过去了,当我再一次返回猫儿坝时,猫儿坝的人口已经从200人左右膨胀到了600人!但是有许多人都到沿海一带打工去了,留在家里的多是些妇女、老人和小孩,所以显得还是有些冷清。我第一个见到的“老熟人”是当年的生产队长方志明,他的家还是在李家坝,只不过他家原来的老屋早已拆掉,新房子是一座足有300平米的3层“豪宅”。方志明的两个女儿也早就工作并成家,大女儿就在猫儿坝的村小教书,而方志明已经“退休”在家当起了“老太爷”,过起了悠闲的生活。

我问方志明:“怎么‘司令’家的房子还是老样子?好像没有人住一样,他们家现在过得怎么样?”

方志明接过我递给他的香烟,点燃后说:“他们家现在过得比我还要好,‘司令’在镇上开了个照相馆,哦,现在时新叫‘影楼’,他开得大哦,现在我们这儿的年青人结婚都要照婚纱照,都要到他那儿去拍照。他还在镇上卖了商品房,他的娃儿现在在北京念大学。不过,他的父亲,就是龙文光在前年死了,是赶场时被轨道车轧死的,太可惜了,刚刚才享了几年福就这样死了。”

非常遗憾,我这次重返猫儿坝,没有见到我插队时的好朋友——“司令”,不过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真是替他感到高兴,我真诚地祝福“司令”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精选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