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是个“三公”消费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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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有一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学生都能随口背诵。这位因别人的文章闻名遐迩的滕子京滕大人被贬的原因却鲜为人知。其实很简单,他就是因为“三公”消费过于生猛而获罪的。现在国家对中央和地方亮剑的“三公”消费,指的是公款吃喝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这位滕大人的“三公”消费中没有“公车”和“出国”这两项,而是公款吃喝、馈赠、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

宋代行政机构赖以维持正常运行、行使管理职能的行政成本,一般来自两个渠道:地方财政截留(中央机关为国家财政一次性拨付)和公款经营盈利(放贷和做生意),统称公使钱。《文献通考》说:“正赐钱不多,而著令许收造利”,就是这个意思。

和现在一样,宋代的公使钱支出也没有专门的列项,这就为官员的“三公”消费开了绿灯,很容易出现超标或大肆挥霍。唯一可以制约的手段,就是建立了专门的账簿。这一点似乎比现在要强,毕竟有账可查,属于半公开的性质。滕子京就曾因“三公”消费吃过账簿的亏,后来还烧毁过账簿。

滕子京第一次被贬,是在仁宗天圣九年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做知县,原因是他把大理寺的办案经费用于结交文人学士和资助江湖豪客,美其名曰“建学”。事情被曝光,御史台派人来查账,一查果然如此。到了邵武以后,他依然没有吸取教训,到处大吃大喝,随意挥霍公款。《闽书》直言不讳地说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幸好当时的闽北属于边远贫困山区,天高皇帝远,没人告发他。

在山区呆了一年,他又奉调入京,任掌殿中丞。这是个清水衙门,殿中丞又是属官,没有财政支配权,滕子京没有办法,只得好好做官,顺风顺水地熬了多年,一直熬到了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和庆州知州的位置。在宋代,知州就是一方诸侯,地方实力派,权力大得很,花起钱来自然容易多了。

那么,滕子京在泾州是如何搞“三公”消费的呢?据《宋史》里解释,主要是“馈遗游士、犒劳民兵、兴建楼阁”。先是有人告发,后经御史台派人查账,居然查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浪费“公使钱”十六万贯。读过《水浒传》的人,大概还记得,宋江的人头值多少钱?两千贯而已。一贯钱差不多相当于一两银子,十六万两银子,实在不是个小数目,滕子京花钱够狂。

有人可能会问,犒劳民兵怎么说是公款消费呢?情况是这样的,宋代民兵武装是由地方乡绅豪族组建,其开支也是由乡绅豪族垫付,政府是不花钱的。滕子京拿“公使钱”犒劳民兵,显然有为自己捞取军功的嫌疑。实际上,他从泾州知州升任庆州知州,关键的政绩之一,就是军功。

当然,十六万两银子,可能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滕子京吸取了在大理寺的教训,知道有人来查账,提前一把火烧掉了账簿(胆子真不小)。虽然无账可查,御史台的官员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将衙门几个负责记账的小吏进行隔离突审,一笔一笔查对,终于有了这个数字。

滕子京这下子惨了,先贬知凤翔府,后又贬虢州。落魄到这个地步,纪检部门还是不依不饶,御史中丞再次上奏: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又被贬到岳州巴陵郡(眼熟),这才有了后来著名的“乃重修岳阳楼”。

我们说,一个人犯了错,只要改了就好,浪子回头还金不换呢。但是,滕子京这个人偏偏就死不改悔,到了巴陵郡,还是照旧大吃大喝,用公款馈赠资助他人,甚至他还变本加厉起来了。但是,当时岳阳是个穷地方,公款不够花,怎么办?《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有一则政府通报,说知岳州滕宗谅(滕子京的名,子京是他的字)曾差士兵一百八十七人,用驴车四十辆贩卖私盐三百余笼,并出具公文,要求各关卡不得收税。另外,在《涑水纪闻》里,还记载滕宗谅向民间欠钱不还者讨债(政府放印子钱),讨来的钱有一万缗,用于修建岳阳楼。可想而知,所谓“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云云,都离不开这些公使钱赢利提供的财政支撑。拿公家钱大兴土木,搞自己的政绩工程,自然也属于“三公”消费之列了。

庆历七年(1047年)初,滕子京调任苏州,三个月后病逝于苏州任所,葬于苏州。后其子孙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

滕子京这个人,做官的官声好像还不错,为人的人品也还过得去。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里称:“庆历史,滕子京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宋史》也评价说:“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一个封建官员死后“无余财”,似乎说明他不是一个贪官,但他在任上挥霍公款,搞政绩工程,这是一种更为恶劣的隐性贪污,与两袖清风和“治”无关。至于“尚气”、“好施与”等性格特点,如果是一个自然人,当然属于优点了;如果一个官员拿着公家的钱随意买好做自己的人情,就很难说是一个好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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