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脱党七年的开国上将如何躲过“文革”浩劫?

aqssm 收藏 15 13022

本文摘自《北京晚报》2011年5月6日第82版 本文有删节


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他是中共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中的指挥员之一;


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防空军司令员;


他曾脱党七年,一生都为之心怀愧疚。


退休后,周坚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与父亲周士第相关的图书与资料。“父亲很少讲起过去的事情,回忆录也没有展开写,很多事情都故意模糊了。”在周坚看来,戎马一生的父亲没有将生命中精彩或无奈的故事讲给后人,是莫大的遗憾。周坚说,有些报道和书籍没有遵从史实。不管是演绎或是误读,他都希望能尽自己所能,还原出历史真实的面貌,“以正视听”。


周士第,1900年出生,海南省琼海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后任叶挺独立团代团长。南昌起义时,带领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加入起义队伍。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在军中有“模范参谋长”之誉。1950年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总参顾问。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上将军衔。1979年病逝。


黄埔军校经常断粮


等军阀抽完大烟,廖仲恺凑上去说些好话,争取一点经费


周坚曾听父亲不经意间提及投考黄埔的经历。“一方面他非常向往革命,到黄埔前就曾经参加过‘琼崖评论社’;另一方面,当时家乡海南岛流行瘟疫,两个弟弟和母亲都因病离世,他也奄奄一息。活下来后举目无亲,也想到革命中心广州寻一条出路。”


考取黄埔,是周士第从军革命的第一步。身高1.77米、曾经当过小学教员、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周士第,顺利进入黄埔,分在第二队。


很难想象,这个誉满全国的军校,当年的日子过得竟是捉襟见肘。“黄埔军校的经费特别紧张。滇军和桂军控制广州,税收,设赌局,开妓院。财政都在他们手中。所以大家称孙中山是黄埔之父,廖仲恺是黄埔之母——廖仲恺每晚等这些军阀抽完大烟,凑上去说几句好话,争取一点经费。”


当时黄埔一期里还有120名备取生,“他们来的时候黄埔一期名额已满,未能入学,他们连回去的车费都没有。”


“结果他们放声大哭。我父亲他们这些正取生也施以援手,派出代表请愿说‘一天三顿饭,我们吃两顿,养活他们。’当时孙中山和廖仲恺大受感动,说备取生可以入学,饭也一定让大家吃饱。”


周士第在黄埔的那段日子,学校还经常断粮。“怎么办呢?蒋介石就说,同学们,我们搞一个训练,什么训练?饿饭训练!看看你上午训练完,不吃饭,下午能不能挺住!这是考验!”


当时黄埔困难到站岗都没有像样的武器,只能拿木棍,但是,财政的单薄困窘,并未阻碍理想信念的充实富足。


“黄埔当时主要是苏联筹建的。从前当兵被看做是一种职业,后来,变成了青年人的一种理想。我的父亲也是在这里逐渐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越来越向进步的思想靠拢。”


同样,周士第也在黄埔习得了受用半生的军事技能。“当时主要用的是日本的教材,有日本教官。父亲马骑得很好,也是在黄埔学的。”


当上铁甲车队队长


被陈炯明残部三面包围,三处中弹,终于幸运突围


1924年,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刚毕业的周士第被选入车队。


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属下的武装队伍,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人员的配备与调遣,均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父亲是在进入铁甲车队后加入了共产党。他直接从见习官转为副队长。一是表现好,一是斗争需要。”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周士第升为铁甲车队队长。


“在省港大罢工中,为支援被陈炯明残部包围的沙鱼涌工人纠察队,父亲率领铁甲车队在深圳抗击敌人,被三面包围。他身上有三处中弹,最后幸运突围成功。


作战骁勇的周士第,由此被誉为“铁甲骑士”。


“当时还有个飞机掩护队,任务是掩护飞机,我父亲也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成立叶挺独立团时,就以这两支武装为基础。”


“在独立团,我父亲当了大概三个月的营长,后来当参谋长。攻克武昌时是代团长,叶挺离任升职以后,他是团长。南昌起义时,他就带着这个团参加了南昌起义。”


失散多年,思想上从未脱党


向组织汇报路上离队,加入第三党,谋划刺杀蒋介石


“我父亲回忆说,南昌起义失败后,党委开会派他去香港,派党代表李硕勋去上海,向组织汇报。”


到香港不久,周士第就生病了,“是疟疾,很严重,后来老乡拉他去了南洋。”周士第由此离队,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在南洋接触了第三党,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了第三党的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这期间他曾谋划刺杀蒋介石,也曾配合19路军对日作战。


1933年冬,周士第投奔苏区瑞金。1935年10月,重新加入共产党。


周士第在自传中说:“离开党加入第三党这几年,我在思想上、感情上仍与党有联系。”“我常想:我是党培养起来的,离开党是自己的最大错误。”


回归后,周恩来交给他一封署名为“聂荣臻”的信,大意是:士第一定要回到苏区来。周士第也得到过贺龙的精神支持,“贺龙跟他说,中央审查过了,你的历史没问题。”


“父亲病重的时候对我讲,贺龙对他很好,贺龙是很讲义气的。父亲还说,这一辈子最了解他的,就是聂荣臻。”


谨言慎行躲过“文革”浩劫


新住所有假山有流水,马上拒绝:这不是我住的地方


在周坚印象中,父亲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谨慎低调。


“私下里跟谁都很少交往。”周坚回忆说,解放后一直都是别人来家里探望父亲,但父亲从来不去别人家做客。周士第当时参加的活动,都是公共的集会,去个舞会,或者去看粤剧、潮剧。


在周坚看来,父亲从前算是个性比较活泼的,篮球、排球都打得好。但是曾经脱离党组织七年的事情,始终在父亲心中留有阴影。“一方面,他觉得对党怀有愧疚之情;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自己‘有污点’,因而要更加言辞谨慎。”


谨言慎行,或许也是曾脱党七年的周士第躲过“文革”浩劫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其他的原因,周坚有这样的概括:一是很早就退居二线,“他是很羡慕范蠡的。有点古代士大夫的情怀,觉得应该功成身退。”二是人缘好,从来不交恶。“好多老同志说,他从来不在后面说人坏话,要说就是说人家好话。”


周士第生活也特别朴素。“组织上曾经安排他搬到大水车胡同,他过去一看,里面有假山有流水,马上拒绝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


多年来,周家的住处一直比较简陋,周坚对此记忆深刻:“那时候我们用糨糊糊房顶,晚上老鼠爬到房上吃糨糊,夜里一睁眼,都能看到老鼠尾巴。”


家里的饮食也很简单。“有朋友来北京,我父亲都是让家人带着下饭馆。”因而很长一段时间内,周家的孩子都觉得“好人是不去饭馆的”。


周坚记得,一直是弟弟捡自己的旧衣服穿。兄弟几个小学的时候就自己拆洗被罩,中学的时候就会使用缝纫机,虽然家里有炊事员,但每次回家也是自己做饭。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不搞特殊化,也不给零花钱。有两次我跟弟弟误了回家的班车,就从玉泉路走回地安门,走了好几个小时。”父亲虽然对他们要求严格,但却是个“和蔼的老头儿”,对人特别宽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周士第身体状况不好,贺龙安排他做肺部手术。“本来以为手术很成功。结果第二天我母亲一看,病房里没有人了!她以为父亲不在了,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才知道父亲又上了手术台——有的说是棉球没取出,有的说是血管没封住,总之是手术中出了事故。母亲想找医院理论,父亲坚决不允许。他说:人家不是故意的,不要追究。”


“他心胸很开阔,不计较这些。”周坚说。


23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15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 我们足球都赢啦,这里岂能服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