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有气场

张维为离开外交部已经20余年,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第三代“翻译国家队”成员,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他依旧眉飞色舞。“那一代领导人讲话都非常有个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


1983年8月末的一天,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主任过家鼎告诉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翻译室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过家鼎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最后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但张维为感到,这才是过家鼎的压轴词——邓,即邓小平。


彼时,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外交部翻译室负责所有的翻译工作。虽然当时尚属新人的张维为只承担一些工作小组讨论的翻译,但由于翻译室每周都会组织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因而在自由讨论环节,邓小平经常成为中心话题。


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但一旦自己开口,“一看就是20年,一谈就是50年,一展望就是70年,一憧憬就是100年。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50年不变,100年不变”。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留有后手”、“要对付不要应付”……


“会见外国政要时,只要他一走进门,就像大将军的出现,那股气势让在场的人顿时生出敬畏之心。”施燕华回忆。


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在她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


1978年,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问题是都安排好了的,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而第二个国家是开放提问。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就都来了,招待会上的问题有棱有角。“后来邓小平跟我说,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


对施燕华而言,邓小平更像个和蔼的长者。


大多数时候,会见结束后,一场宴会必不可少。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因而作为他的翻译,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


一次,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暂停”的手势——“让翻译吃点东西”。


邓小平是四川人,每顿饭离不开辣椒,偶尔也开玩笑似的力劝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华吃辣:“吃些辣子好,不辣不革命哦。”玩笑归玩笑,他不忘照顾施燕华的口味。上了甜食后,邓小平会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面前让她吃双份,“女娃子爱吃甜的。”


1980年代,邓小平的右耳听力已经很弱,因此与他打交道的官员,或是翻译,都须大声说话。


1985年,张维为第一次作为邓小平的翻译,陪同会见了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甫一见面,邓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这个零件不灵了”,又指着自己的左耳,“这个稍好一点,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


邓小平指的是,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除了耳朵,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穆加贝闻言哈哈大笑。


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作战受了伤,如果大难不死,就互相调侃称丢了哪个零件。”张维为说。


而高志凯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由于交谈甚欢,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goodbye”。这是高志凯印象中,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再见”——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他扭过头来,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再见’。”高志凯至今忘不了邓小平当时的眼神。


“不要翻”和“听不懂”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锋中,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针尖对麦芒”的会面传播甚广。采访结束后,施燕华跟着法拉奇一起整理录音记录。


当时,法拉奇对录音中频繁出现的“这个这个”印象颇深,因为她在英语翻译中没有听到相应的词汇,于是询问施燕华是何意。“与英文well或者yousee一样,一种口头语”,施燕华解释自己没有翻译的原因。但法拉奇最终还是将这个细节加入文章,在她看来,“这可以说明他(邓小平)性格上的特点”。

种情况并不鲜见。有一次,张维为陪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外宾。外宾刚刚进门,还在十米之外,李先念就已经伸出双手,嘴里说着“哦……”就开始表示欢迎。张维为一边笑,一边双手比划着李先念当时的动作。“这不用翻译。”张维为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李先念之前见过这位外宾,“见到熟人了,所以老远就表示欢迎了。”


另外一些时候,领导人则会特意叮嘱随行翻译,什么是不需要翻译的。


1987年,李鹏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坝,张维为是李鹏的随行翻译。在埃及,负责接待李鹏一行的,是当时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长。


“开罗老百姓一度电多少钱?”李鹏问这位副部长。副部长答不出,于是转而问助手,助手也不知,又去问另一官员。“当时李鹏小声感叹,‘真是官僚啊——这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张维为觉得,现在的翻译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比起邓小平一代,现在的“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都没有讲话稿”,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现场的判断也很重要。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们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就很难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当她听着听着,越来越不对劲,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已是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镕基“抢白”——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willinstructtheSupremePeople'sCourttohandle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cannotinstructthecourt.Theyare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


事先要准备“标准答案”


而在媒体报道中,领导人们的外语水平亦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据张维为的观察,“那个时候见外宾,当时的领导人都说中文。现在中国领导人则是与外宾见面寒暄有时都会用英文了”。


这样的事情张建敏和同事孙继文就遇到过。两人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喀麦隆,由于喀麦隆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而此前已确定双方会见时使用英语,因而,作为法语翻译的孙继文回到饭店休息。


但没多久,突然一个电话让他马上到总统府——会谈改用法语。原来喀麦隆总理的母语是英语,但秘书却讲法文,他准备的会谈文件也都是法文。等孙继文奔进总统府,发现双方在等候翻译时,一直在寒暄。


不过,即使曾出现各种突发状况,一般来说,翻译们的“发挥”不会失常。


“实际上,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张维为介绍,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如来访元首的背景、国家的背景、来访的目的,中方的基本立场等。另外一项,则是词汇的准备。而且,“台前”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还在翻译室的时候,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


“比如李先念说过的‘甜酸苦辣都尝过’,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一般的做法,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所谓“标准答案”出来后,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像江泽民主席访美时,在休斯顿市长的晚宴上的现场演讲中,引用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当时担任翻译的张建敏把大概意思翻译出来后,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把事先翻译好的诗句又读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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