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是谁打响了正规军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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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走在78年前的上海街头,你一定会去买蒋光鼐牌香烟,因为那是抗日爱国的象征。你还可以看到四处悬挂的蒋光鼐肖像,这是画家蒋兆于1932年在“淞沪抗战”前线为他绘制的油画。当年,那幅油画被印刷成数万张,沿街张贴。


在这张画像的背面印着蒋光鼐的小传,其中有这样几句:大战开始,他与第19军军长蔡廷锴暨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力保疆土,誓死为国,鏖战月余,杀敌无算,造成“甲午”以来抗暴却敌之第一页光荣历史,举世无不知其人焉。


蒋建国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从这幅画像上得来的,挂在父亲书房的墙上。他身着戎装,领章上有三蒋建国给父亲创作的《蒋光鼐颗星,面容清瘦,表情严肃,嘴唇上将军像》


边的短髭更增加了几分威严。每当我从这幅画像前面走过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两只眼睛都在盯着我,画活了。”


蒋建国,蒋光鼐次子、北京市蒋建国政协原副秘书长,2010年6月8日,曹海鹏摄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蒋光鼐去世43周年忌日,他早早等候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会客室里。一头白发的蒋建国先生,指着黑色衬衫说,“今天是我父亲的忌日,所以我穿着黑色衣服来了。”


蒋光鼐,第19路军总指挥、“一○二八”淞沪抗战总指挥打响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


1932年1月28日夜里,突然传来的枪声打破了城市的宁静,火光照耀了夜晚的天空。子夜时分,日军兵分5路从闸北突然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动袭击。担负沪宁地区卫戍任务的第19路军3个师共3万余人,第60、第61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78师2个旅驻守上海,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抗战。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战争爆发前不到两个星期,当时任驻守淞沪的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洞察到了日军的侵略动向,于是提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和动员。


1月23日,蒋光鼐召开19路军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讨论了一切必要的应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部署兵力、发动动员,要求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并且下达了至关重要的一项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和充分的准备,为后来在战役中有效打击日寇奠定了基础。


虽然19路军根据这一密令采取的行动,被军政部指责为违命抵抗,不从军令,却是顺应民心,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强烈支持。从第一道抗日命令起至3月2日发出退守待援通电,所有公开文件都是由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名签署的。


据曾与蒋光鼐在“民革”共事多年的张克明介绍,日军入侵上海时,蒋光鼐正在医院养病,当下属问他打不打时,他想都没想就说打,因为“一二八”时期蒋光鼐(右二)与蔡廷锴(右三)这是早在会议上决定了的。蒋建国说:“1931年,19路军奉命参加“围剿”,父亲屡征不出,赴上海养病。而1932年1月28日夜,一接到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电话,他立即挺身而出,驱车至龙华警备司令部与戴戟司令、19军军长蔡廷锴共商抗敌大计。当晚,三人步行至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


1932年,淞沪抗日期间蒋光鼐(中)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右)、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合影133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守仁创作的铸铜《蒋光鼐像》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发出,电文义正辞严地称:


“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1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武器装备落后。士兵多数是广东人,身材矮小,军服上装是对胸棉衣,下着中国式的裤子,头顶不圆正的军帽,脚蹬粤军的草鞋。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优势,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扬言要在4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


开战之后,日军飞机低飞到1000米以下低空狂轰滥炸,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突破闸北防线,但在中国士兵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一边提出停火要求,一边增派援军,于31日晚再次发起进攻。


2月1日,蒋光鼐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1 1月29日,《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全文: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


淞沪抗战我军炮兵还击的情景次击退日军。2月4日,日军又发动进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增兵已达1万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巍然不动。盐泽因此被免职回国。这一胜利使全国上下为之欢呼振奋,一扫“甲午”以来的抑郁之气,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9路军和蒋光鼐的名字在大江南北被人们传颂,他的画像被庆祝胜利的群众高高举起。蒋建国不无自豪地说:“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过,延安的窑洞红军角里有父亲这张画像。”


2月6日,日军新任指挥官野村接替盐泽,兵力增到2.5万多人。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守住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淞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犄角之势,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当天即把兵力部署下达部队。


闸北一带,日军以装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死守阵地,以肉搏相持,虽伤亡过千,但日军的进攻也毫无进展。日军久攻闸北不下,又将进攻重点转向吴淞,连日以飞机、大炮进行轰炸,所过之处,房屋、炮台损毁殆尽。


不出蒋光鼐所料,日军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迫使日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然而,“国民党政府一道道停战的命令飞来,如一块块巨石压在父亲的心头”。


军令如山,蒋光鼐长叹一声,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都为错失这个战争良机捶胸顿足、声泪俱下。


在家族记忆中,蒋光鼐当天深夜着便装回到家里,郑重地对夫人黄晚霞说:“现在形势严峻,日军还要增兵,战火还要扩大。有些眷属已经疏散了,但我是总指挥,你不能走。如果你也走了,大家会觉得我没有决心和信心,会影响士气,人心就散了。”


淞沪抗战的第二天,宋庆龄、何香凝等就到真如慰问19路军官兵1。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衣夹衣各一套。她即发起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制成了3万多套全新棉衣,运送给官兵穿用。


“我母亲深明事理,与宋庆龄一起,给伤兵喂粥。参加到后方伤兵医院慰问伤病员的工作,每天熬一大锅鸡粥送到医院,一口一口地喂伤病员。”蒋建国说。


1 宋庆龄和何香凝在战事刚刚开始就呼吁各界人民支援19路军抗战,宋庆龄在炮声隆隆中对19路军官兵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在国民党内,以刚刚下台的孙科为首的国民党留沪中央委员李宗仁、程潜、张发奎、陈友仁等11人,在战事爆发的第二天就联合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日人横暴至此,军民愤激、誓死抵抗。昨夜至今午,战事剧烈。我军士气百倍,连获胜利。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同人在沪见闻至切,公决应请中央即令近畿各军,抽调劲旅来沪应援,并极力设法接济19路军军实饷糈。”


留粤中央委员唐绍仪、邓泽如、肖佛成、陈济棠、伍朝枢、邹鲁、白崇禧等26人致电19路军将士:“贵部痛暴日之无理压迫,奋力抗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人格,迭听捷音,致深钦佩。务望激励将士,坚持到底,同人等誓当竭诚接济,为公等后盾,并请转达各袍泽,共鉴微忱。”


面对日军最后通牒,父亲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日军又一次易帅。


2月14日,日军陆军中将植田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


2月16日,张治中向蒋介石请战,蒋介石命军政部派张治中率嫡系第5军抵沪,并命令:“着第5军归蒋总指挥光鼐指挥。”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第19军军长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5军军长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各部务于17日拂晓布防完毕。


2月18日,日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父亲愤然拒绝这些无理要求,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父亲一面指挥部队,一面以19路军名义通电全国:“军人报国,粉身碎骨是份内事,大战开始之日,即本军授命之时。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决不得逞……”这种拼死抵抗的决心,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蒋介石直接打电话责问蒋光鼐说:“这个仗打得差不多了,下令停火吧!”


蒋光鼐当即顶撞说:“卫国保土乃是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


在19路军的抗击下,江湾、庙行两处争夺激烈,双方都伤亡惨重。22日,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军庙行、江湾阵地猛攻,企图从中方守军的阵地中央突破,然后向两侧扩展,将19军和第5军各个击破。守军沉着应战,指挥部调度有方,接连挫败日军的进攻。


双方激战数日,日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植田“中央突破”的计划终告破产。


“淞沪抗战”激励全国,后方官兵纷纷请缨抗战,蒋介石拒绝再向上海增兵。而日本内阁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派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任司令官统一指挥。


下午8时,我军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当晚11时,蒋光鼐被迫含泪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全军上下“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19路军的英勇抗战虽然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但得到了民间的大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欠下19路军数月军饷,全依靠国内外的捐款才得以弥补;没有武器补给,竟然用上海总工会自制的土炸弹来抵抗日军的铁甲装备;上海一天之内开辟出几十个伤兵医院。“父亲他们也一次次向全国通电,表达了誓死保卫国土、抗战到底的决心。”蒋建国说,“19路军与第5军乘夜各自按照指定路线撤退,秩序井然,天亮时,主力部队及辎重已离开战场40里,而日军并未觉察。到2日午后,日军才发现中方主力已经转移,开始追击,而中方掩护部队按计划逐次抵抗,使19路军与第5军顺利后撤到第二防线。”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以后,大规模战事基本停止。


5月5日,中日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蒋介石决心对“违令”的19路军加以整肃。5月6日,蒋下令将该军一个师调往江西归南昌行营指挥;一个师调往武汉归武汉行营指挥;1939年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合影一个师调往安徽。蒋光鼐、蔡廷锴等人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


5月8日,蒋光鼐在杭州写信1给蒋介石,请求辞去19路军总指挥职务。


5月28日,在苏州举行“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各界人士4万多人参加了大会,蒋光鼐念及数月来所思所感,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华侨送19路军“化险石”戒指


“在我们家,有一枚保存了70年的戒指。从外表看,这枚戒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纯金的戒面上镶嵌着一块椭圆形的石头。”蒋建国回忆说,这石头不是钻石,不是玉石,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其他宝石。它看上去晶莹剔透,凝脂般的石体中融进几丝浅棕色的斑纹,淡雅中显出几分质朴。


1 全文如下:


委员长钧鉴:


职素多病,不胜繁剧。自赣归来,卧病数月,即已屡乞退休,正请命间,适“一○二八”事起,国难当前,军人天职,义当奔赴。祗惟力疾效命,不敢诿卸。今停战协定既已签约,战事即可暂告结束。职劳瘁之余,旧疾益增。极应解除19路总指挥职务。俾得稍舒喘息,安心调养。一俟平复,则有生之年皆报国之日。尚乞钧座鉴其愚忱,即予允准早卸仔肩,以轻罪戾,不胜感戴之至。


专此。敬请钧安!


蒋光鼐呈廿一,五,八日于杭州蒋光鼐一家为何珍藏这枚普普通通的戒指近70年?这是一枚“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一位爱国华侨送来的戒指。一天,一位华侨来到19路军后方办事处,他恭恭敬敬地从怀里取出两枚戒指,一定要请工作人员替他转交给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在蒋建国和原的家族记忆中,“办事处工作人员一再婉言谢绝,这位华侨急得满脸通红,激动地向工作人员说出了这两枚戒指的来历。”戒指上镶嵌的石头叫“化险石”,它原是非洲土著人身上佩带的饰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非洲的英军听当地土著人说,佩带这种“化险石”可以刀枪不入。他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便找来一些“化险石”摆在地上,然后由一群英军向这些石头射击。结果,没有一颗子弹能打中这些石头。英国军人相信了这石头神奇的威力,从此,“化险石”便成了人们争购的宝物。


这位华侨听说这件事后,托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非洲购回两粒“化险石”,并把它制成两枚戒指,准备做防身之用。现在,他执意要把戒指送给两位将军,希望他们保重身体,带领部队把日本侵略者打出中国去。


华侨的一番话让在场的工作人员无法拒绝。他在登记单上写下“崔某”两个字,没留名就走出了办事处。


从此,这枚戒指被父亲蒋光鼐带在身边。蒋建国说:“父亲一生历经坎坷,许多贵重的东西都丢掉了,但这枚戒指却始终带在他身边。”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及以后的8年抗战里,他一直历尽多次险境,但都化险为夷。


“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件小事。一天清晨,他刚起床就到屋外的松树下去观察敌情。忽然,日军飞机扔下的一枚炸弹在他住的小屋前爆炸了。一块弹片穿过窗户,深深地嵌进了父亲的枕头。”蒋建国说:“几分钟前,父亲还睡在这里,太危险了。”


抗战胜利后,蒋光鼐把这枚戒指送给了即将上大学的女儿蒋定苏,他说:“一定要好好保存。”“定苏姐一直珍藏着这一珍贵的礼物,‘文革’时为了免于丢失,用塑料布包裹后藏在花盆的泥土中,才躲过了造反派抄家的劫难。”蒋建国说。


直到1988年,“民革”中央召开“纪念蒋光鼐同志诞生100周年座谈会”时,定苏姐从山东把戒指带到北京来,表示要把戒指捐献给有关部门,但是不知交到哪里去好,就暂时放在我家,一放又是14年。在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70周年座谈会上,戒指捐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反蒋抗日,给儿子取名“建国”


1932年5月21日,蒋下密令,“红军大部窜闽南,漳州相继失守,同安亦危,着该军全部由海上运输进剿”。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第19路军调离抗日前线,由海道输送至福建进剿红军。


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后十分难过。“他早已决心永不参加内战,参加完上海市民在商会召开的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后,就独自携家眷悄然离沪,也没跟蔡廷锴打招呼,经香港回到家乡广东东莞虎门。‘一○二八’他打的太窝气了。”


1由于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颇为不满,蒋光鼐回家乡后,开鱼塘、种果树、兴办吉云小学,并筹建虎门医院,闲时则读书写字,对新任命的职务并不过问。


7月26日,蒋光鼐辞去第19路军总指挥职务,只就任驻闽绥靖主任;第19路军交由蔡廷锴指挥。


1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政策,蒋介石对此解释为:“民国21年(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共匪’乘机扩大了湘赣粤闽的‘苏区’,就在瑞金成立所谓‘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豫鄂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相互联系,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皖豫7省,总计面积至20万平方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慌,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这时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国家面临此两个战争,为了挽救这严重的危机,又一致要求我复职,继续承担困难。我乃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2年冬,福建省政府改组,蒋光鼐被调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兼任驻闽绥靖主任。是年底,第19路军被派去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而此时日本军队已占领了山海关,中华民族沦亡的危机进一步加深,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大批军队对中央红军发动第5次大规模“围剿”,命第19路军向闽赣边界推进。蒋光鼐、北伐时期的蒋蔡廷锴等对此强烈不满,于是光鼐酝酿调转枪口反逆。


时过不久,各地反蒋抗日的爱国者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纷纷到达福州,革命形势已达到高潮。蒋、蔡率领全军于11月20日发动了震撼中外的“福建事变”,通电全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对国民党领导,推举李济深为国府主席,同时将第19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扩编为5个军,10个师,由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参谋长邓世增,政治部主任徐名鸿。


蒋介石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中抽调出十余个师的嫡系部队,由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分别指挥,并调集海、空军执行封锁、轰炸和侦察等任务,以蒋鼎文为总指挥。蒋介石还亲临前线,将行营设在闽北建瓯。


与中央军的行动迅速相比,福建方面则表现得举棋不定。起事之初,蔡廷锴主张先消灭亲蒋的刘和鼎部,再集中兵力与入闽中央军决战;蒋光鼐主张将主力调回闽南,背靠广东,联络红军,与中央军打持久战,或由闽东进兵浙江,威慑蒋介石的腹心地带,打乱其战略部署;陈铭枢、李济深等则主张集中军力守卫福州。结果是陈铭枢的意见得到多数的同意,主力被调到福州,放弃了闽北诸多要地的防守。


第19路军在重兵压境和飞机滥炸下节节败退,由于兵力悬殊,寡不敌众,最后落败。


1月13日,位于福州的革命人民政府停止办公,宣称迁都漳平,实际存在时间不足2个月。“第19路军中将士本来对于这次反对蒋介石的认识就不足,不少将领暗中都与中央军有联系。”21日,各军军长联名发出拥护中央,静待和平处理的通电。蒋介石先将团级以上职务全部改由黄埔系亲信军官充任,随即撤销19路军番号,被改编为国民党第7路军,后来又开往河南、皖南整训。至此,第19路军被彻底消灭。


先期转移到达龙岩的蒋光鼐得知19路军主力接受改编,大局已不可挽回,遂与粤军联系,希望陈济棠允许滞留福建的有关人员过境。陈济棠仅允许他与李济深入境,他与李济深乘飞机到达汕头,1月26日抵达香港。“陈济棠和我父亲私交不错,我父亲要过界他就同意了。父亲、李济深伯伯他们坐飞机到香港,林植炎开的飞机,他是飞行中队的一个头儿。蔡廷锴伯伯当时已被迫离开部队。”


后来,蔡廷锴说,“福建事变”没有蒋光鼐,是做不成的。


蒋建国说:“父亲其实知道‘福建事变’这个事必然失败。部队底下的人不愿意反,认为反蒋是上头的事情,父亲知道内部思想不统一是不能把事情搞好的,早就把家属疏散到香港。我是1935年正月在香港出生的,我的名字‘建国’就是纪念那失败了的,在福建成立联共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这个名字也可以认为是建设祖国,我不说别人不知道其中缘由。”


避难香港遭遇日机轰炸


蒋建国出生之时,正值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之后,蒋光鼐和他的许多朋友都从福建逃出,云集香港。


蒋建国的出生不仅让47岁的蒋光鼐老来得子1,也给这群忧伤的革命者带来了欢喜。“父亲趁着给我做满月的机会,在香港大同酒家把二楼包下来大摆宴席,通过这个活动联络旧部,给大家鼓劲。”


席间,蒋光鼐把儿子从襁褓中抱了出来,赤条条地让众人过目,引起欢呼和热烈的掌声。蒋建国说:“父亲重重地在我的屁股上亲了一口,对我寄托了无限的希望。这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


蒋建国至今仍能想起小时候在香港的些许记忆。“我模糊地记得常躺在床上,房间黑漆漆的,门窗紧闭,连木百叶窗都关得严严的,怕我伤风感冒,还老要我喝很苦很苦的中药,结果我还是经常伤风感冒,还落下个遇上阴天下雨两腿就酸痛的毛病!”


在童年的记忆里,蒋建国很少看见父亲回家,“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蒋光鼐再次北上抗日。


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攻势下,香港也不再是避风港。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檀香山、南洋群岛一带进攻。“在此之前我们家曾经作过两次疏散,一次去澳门,一次去广州湾(即现在的湛江),都有惊无险又回到香港了。”


蒋光鼐一家住在九龙金巴伦道,“我还未满7岁。香港倒是经常搞防空演习,晚上在阳台上看那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组织成各种图案,还觉得蛮好看的。”


接下来,让小建国看到的却是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


一个白天,日本大批轰炸机在香港上空排列着整齐的队形,三架一组、九架一队,密密麻麻的一大片。一群孩子们听到马达的轰鸣以为是防空演习,都跑到花园的草坪上去看飞机。飞机上丢下的炸弹让这群好奇的孩子如梦方醒、慌忙躲避。


此时,蒋光鼐在广东曲江(今韶关市)担任第7战区副司令长官之职,“我的母亲刚带着3岁的弟弟庆渝去曲江照顾父亲的生活”。“留在香港家里的全是妇女和儿童。年龄最大的是大嫂陈艳珍,我1 蒋建国说:大哥的精神病一直未能治好。


发炮弹命中了车房,我是被大人们用棉被盖住才幸免于难的,万幸的是全家没有人遇难。


然而,建国12岁的定苏姐脊背上被炮弹的碎片打了一个洞,流血不止。“我们转移到餐厅,让定苏姐趴伏在餐桌上,再盖上两条棉被,我们则藏在餐桌下面。”


藏在餐桌下的蒋建国周围一片漆黑,只听到炮弹的爆炸声、落地玻璃门窗的碎裂声、受伤者的呻吟声和“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求救声。


从餐桌下逃出的建国看到上四楼的楼梯已经被炸断了,楼房正在着火,到处烟雾弥漫,使人透不过气来。楼顶上响起一阵阵声嘶力竭的哭泣声和喊救命声。


“在经过一道楼梯的时候,大人拉着我的手往上走,躺在楼梯台阶边上的重伤员抓着我的脚往下拉,呼喊着别丢下他不管。”这让当时还未满7岁的建国茫然无措,终于还是被大人拉着逃出了那座正在燃烧的楼房。


由于战时香港夜间灯光管制,长时间在黑暗中摸索,瞳孔已经放大,“我跑出来看到天上的星星时,觉得有碗口那么大,特别明亮。”蒋建国一边回忆,一边用双手拼起来一个碗口圆。“我们刚刚跑过一座房子,整面墙就在身后坍塌下来。大家集中到一个被认为是较安全的地方。天还未亮,几个男人就冒险回到那座楼房的瓦砾堆中寻找食物,居然还找到不少罐头食品,惊魂未定的人们匆匆忙忙填满了肚子。定蜀妹没有牛奶喝,用开水泡饼干喂她。”


“当时我们这些亲属都很小,我们这一家子人没有一个掌事的男人,所以逃难路上很艰难。”天刚蒙蒙亮,一群人匆忙往山下跑,他们要在战斗开始前找到安全的落脚处。“一个佣人背着受伤的定苏姐,我拉着大人的衣角,顺着蜿蜒的马路往山下小跑起来。”


这次艰难的逃难之旅让年幼的建国终身难忘:一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有躺在血泊之中不忍一看的尸体;有蠕动着的缺胳膊断腿的受伤者;如果不小心就会踢着一条伸出来的腿。有的人把手中的包袱往山坡下一抛,干脆自己顺着山坡往下滑。“我只知道紧紧拉着那大人的衣角,低着头往前跑,从来没跑过那么多路,也不知道疲倦。”


当蒋建国回头看家人的时候,发现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不知是我们掉队了还是跑得太快,结果与家人跑散了,幸亏大人有主意,我们跑到凤凰台一个熟人家去,主人劝我们先住下,再慢慢找其他人。”蒋建国回忆说。


战争让香港的物资供应变得紧张起来,“每次吃饭,因为人多饭少,我年纪小吃得慢,等我吃完一碗,锅早已空了,所以盛饭的时候我总小声提出要求:再装满一点。”


蒋建国还记得,九龙仓库起火后滚滚浓烟遮天蔽日,烧得白天都像晚上那般黑。“不知道过了多少个白天和夜晚,到了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日本军队已经占领了香港,天黑就戒严。据说在戒严期间日军见了行人举枪就打。”


随父抗战的颠簸童年


经过多方努力,失散两周的小建国与家人联系上了。“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蔡廷锴伯伯和李济深伯伯的家属都联系上了”。


蒋建国说,从19路军时期起就给父亲开车的司机黄巩,是负责和东江游击队联系的,不知是游击队找到他,还是他找到了游击队。“我们从香港一直跑到惠州,就感觉到家了,惠州是东江游击队的据点。”


回忆起从香港到惠州,蒋建国想起与日本军官相遇的惊险一幕。在香港市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一队日本骑兵正好通过,一行人赶快在人行道上停下来让行。


没想到的是,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也停了下来,招手示意叫小建国过去。“我不动,他大喊着不知说了什么,手还作抽刀状。身后不知是谁推了我一把,让我快过去,我向前走了几步。军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糖和饼干递给我,我正犹疑间,身后又有人提醒我伸手去接,我接过东西后赶快转身跑回家人身边。”


一阵马蹄声过去后,大家松了一口气,都很庆幸没有旁生枝节。“大人们告诉我糖和饼干是绝对不能吃的,万一有毒怎么办?我从小就听大人讲述19路军1932年在上海抗日的故事,知道日本鬼子不是好东西。”


蒋建国回忆说,我们和大批难民一起沿着公路往内地走,途中有时可看到日本兵在砍伐树木或在修建什么,也没有过多干涉逃难的人群。日本人也不愿太多的难民滞留香港,物资供已经应难以为继了。“我实在走不动了,一位不知姓名的大哥哥把我扛在肩上继续往前走(广东话叫“骑膊马”)。到惠州有人接待我们,家里人的脸上才有了笑容,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幸中之万幸的是,定苏姐脊背的伤口已长上,只留下一块疤。其他人也都算平安,这就很不容易。”


蔡廷锴在自传中记述了在桂林见到和蒋光鼐一家一同逃出的家人的情形时说:“此时正在严寒期间,各人逃出,均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状极可怜。”


在蒋建国看来,衣衫褴褛也是客观需要,因为通过封锁线的时候必须和难民们一个模样,隐姓埋名,不暴露身份才不会出事。当时我们确实已是蓬头垢面、满身虱子、精疲力竭了。


历时一个半月,蒋建国虎口脱险回到父亲身边,但是生活的安定并没有因为父亲在身边就伴随着这个小男孩。


抗战时期的曲江是广东的临时省会,经常能听到“呜——呜——”的警报声。蒋建国说,警报就是命令,听到后,人们就赶快躲进在房前屋后挖掘的防空壕、防空洞,马路两侧也挖有掩体坑。


在蒋光鼐家的后山坡,工兵修了一个很“讲究”的防空洞,足能容纳数十人,里面坑道是用圆木支撑的,迂回曲折,脚下还铺有木栅防潮。有两个洞口,其中一个洞口还顺着山坡修了伪装棚,从上面根本看不出有洞口。即使炸中其中一个洞口也无大碍。


但是,蒋光鼐从来不进防空洞1。敌机空袭时他总是利用松树作掩护,1 蒋建国对家中一位不进防空洞的女佣人记忆犹新。她说:“有钱人才怕死,我们平民老百姓无所谓。”一次,她到曲江十里亭买东西,回家的路上正好碰上空袭,张发奎创办的志锐中学是轰炸的重点。志锐中学里教室、宿舍、礼堂一应俱全,一座座灰色建筑排列有序的布局很像兵营。敌机大概把学校当成军事机构,不断轮番俯冲轰炸、扫射。当炸弹炸到身边了,女佣也只好躲进路边的一个掩体坑,惊魂未定之时,一个被炸得浑身是血的男人也滚进了她藏身的小坑里,这一来可把她吓坏了,空袭过后,逢人便哭诉自己的遭遇,再也不说“无所谓”的话了。


常常口中念念有词,有时还吟诵起来,好像唱歌一样,很悦耳,但多少带有一点淡淡的哀愁。仔细听,原来是用东莞家乡话读唐诗或宋词,遗憾的是我始终没有学会像他那样吟诵。”


在曲江,蒋建国最愉快的事是跟随父亲上山打猎。蒋建国扛着比个子还高的双筒猎枪,父亲带着名叫“胜利”、“和平”的两只猎犬。“在鹧鸪、斑鸠等鸟儿飞起来时,看到父亲敏捷、准确地击落空中飞鸟的动作后,我才意识到他曾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是科班出身的老指挥官。他教我怎样在草丛中前进,教我黑夜行军的口诀……”


敌人的进攻仍在继续。为了打通粤汉铁路,日本不断增加兵力,发动攻势,曲江数度告急。蒋光鼐一家也就几次疏散,往东去兴宁,往西去罗定(蔡廷锴的家乡)和广西的梧州(李济深的故乡),还经过湖南的衡阳、广西的柳州、江西的龙南……最后一次疏散到平远。此时第七战区司令部要搬到江西寻邬,“我们被安置在广东省东北角平远县的乡下居住。两地都是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之处,相距不远却分属两省,是偏僻宁静的山区,但十分贫穷,日本人始终未能打进去”。


在衡阳,蒋建国亲眼看见过一场激烈的空战:虽然不断有“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很危险,但是所有人都探头观看这一场面,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和有红膏药标志的日本飞机上下翻飞,在空中互相追逐。当看到敌人飞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坠下时,所有人都鼓掌欢呼起来1。


1 蒋建国还讲述了“一个花瓶的故事”:逃难途中,很多时候都是搭乘卡车在粤北的大山中穿行,道路崎岖不平,迂回曲折,我们翻过一次车,幸亏车内主要是行李,人不多。我们的族亲沛基哥抱着一个明代青花瓷瓶坐在这辆车的车头司机旁边,据他事后回亿:当车滑向山谷时,车门不知怎的自己打开了,他被甩了出去,飘飘然的被一堆灌木丛挡住了,没有掉下谷底,这时他发现自己仍死死抱住那花瓶,人和花瓶都安然无恙,人们都说那是一只宝瓶。


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在逢源北街87号二楼的客厅茶几上陈列着那只翻车都没碎的宝贝花瓶,还用一个红木镶边的玻璃罩罩住。一天早晨突然发现它自己粉碎了。人们议论纷纷,为之惋惜。父亲知道后,淡淡地说了一句:“经过8年抗战,人能活下来就不容易,身外之物碎了就碎了。”


秘密策反余汉谋


抗战胜利之后,蒋光鼐一家人终于在广州团聚,原本渴望已久的安静的生活被一个秘密任务打破了平静。


解放战争后期的蒋光鼐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秘密策反余汉谋。父亲出入麻将桌上,经常早出晚归,行踪不定,还瞒着母亲去了一次台湾。黄晚霞心生疑虑,她以为丈夫有了外遇,便让丈夫的警卫员李苏秘密跟踪。蒋光鼐觉察后,坦然地对妻子说:“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放心吧。”


蒋建国知道这件事是在“文革”期间,这要从父亲一次怒撕与老友的合影说起。


“文革”中,蒋光鼐不能忍受出生入死的战斗英雄都是“坏人”,许多他熟知的朋友也纷纷被打倒了。“他卧病在床时,让我把他和别人合影的旧照片递给他,结果他撕了一大堆,以此来发泄他心中的不平。但是,他留下了几张,其中之一就是在台湾郑成功祠堂一明延平郡王祠门口的一张与余汉谋等的合影。”


抗战期间余汉谋是第7战区司令长官,蒋光鼐是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时,蒋光鼐是副主任。“对日作战,余对父亲是言听计从,他们私交甚笃。1949年余汉谋担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时,做余策反工作的人选,父亲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蒋建国说。


1939年,经叶挺和廖承志介绍,蒋光鼐和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曾有一次长谈。1946年5月23日,周恩来曾致信蒋光鼐谈道:“争取和平民主之实现实为当前之急务。先生以抗日前导而为华南和平民主之支柱,力挽狂澜,举国瞩目。”


在解放战争由防御转人进攻阶段,周恩来交给蒋光鼐一个重托,希望他争取余汉谋起义。“那张在台湾的合影,就是他做工作的记录。但余汉谋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余对父亲说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共军’进攻广州,我将命令部队不战而撤。”


正如余汉谋所言,他没有起义,但是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时,没有死守广州,使广州人民免受战争之苦难,他把部1906年同蒋光鼐一起离开家乡东莞考取广东陆军小学的老朋友袁煦圻受蒋光鼐之托,来到香港将蒋建国、蒋之翘、蒋庆渝和蒋思云4个年龄大些的男孩带到北京。这是1950年夏天,蒋建国正好初中毕业。


1951年,黄晚霞专程去香港,把5个最小的孩子也全接到北京来了。“此行是父亲向毛泽东写信请假去广州接孩子,李维汉出主意请他去南方视察,顺便接孩子,主席就圈阅了。”蒋建国回忆说。


蒋光鼐,从“辛亥革命”走来


1949年10月,蒋光鼐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28名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之一。这时他已经是61岁高龄的人了。


蒋光鼐:“违令”抗日一代名将1949年蒋光鼐在政协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发言1551954年在沟沿头17号蒋光鼐(右一)与李章达合影蒋光鼐出生在1888年12月17日,字憬然,广东省东莞县人。祖父蒋理祥是咸丰年间的进士,同治三年授翰林院编修。他的父亲蒋子敏,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历陈改革,官景山官学教习,后在北京病逝。出生书香门第,蒋光鼐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蒋光鼐的母亲临终之时见“世局日非,文字不足以救中国”,曾嘱托他只有弃文从武,才能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蒋光鼐读了几年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后读南京陆军中学,就在蒋光鼐在南京第四陆军中学上学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了。而早在1906年,同盟会成立第二年,蒋光鼐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这个革命组织。


回国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1917年9月,在大元帅府警卫营任职,1921年他又在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在警卫团任职。


“父亲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个子比较小,也不爱张扬,原来他一直做参谋,做团副,提拔得不快。一直到了1924年的时候才当上一个团长。”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粤军,他调任粤军第1师第1旅第2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锴被任命为第2团第1营营长,从此开始了“蒋蔡”之间的人生际会。


后来,周恩来说,蒋蔡、蒋蔡,分不开。“父亲和蔡伯伯平常在家里经常讨论问题,解放初期我们两家在一个院住。”


而蒋光鼐的另外一个好友则是叶挺。


蒋光鼐比叶挺年长8岁。1918年,他们都参加了孙中山组建的援闽粤军,他们都是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的军官,“照相都挨着坐在一起”。1922年陈炯明叛变,他们都为保卫总统府而战斗。后来,叶挺到苏联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北伐开始,“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副师长,叶挺任第4军独立团团长”。


“在多次战役中,他们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所向披靡。第10师和独立团率先攻入武昌城,他们都成了铁军的名将。”蒋建国说:“经过血与火的洗礼,8年共同战斗的经历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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