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例教科书侵权案为何惊动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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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 1928至1929年间,一套三册装帧讲究,图文并茂,适合中学生学习的《开明英文读本》陆续问世。该“读本”由已在文坛颇有声誉的林语堂编写,其中插图,是擅长儿童画的丰子恺所绘。由于读本编写确有特色,较先前社会流行的教材更胜一筹,很短时间,这套《开明英文读本》便为全国许多学校采用作为课本,一时风靡。作为出版机构的开明书店,也借助这套书大大赚了一笔,并在上海立下了根基。“读本”的编者林语堂,更从此书中获得了丰厚报酬。据熟悉此事的人物推测,“读本”发行的20多年里,版税收入总在30万左右。这笔款项,折算成今


1928至1929年间,一套三册装帧讲究,图文并茂,适合中学生学习的《开明英文读本》陆续问世。该“读本”由已在文坛颇有声誉的林语堂编写,其中插图,是擅长儿童画的丰子恺所绘。由于读本编写确有特色,较先前社会流行的教材更胜一筹,很短时间,这套《开明英文读本》便为全国许多学校采用作为课本,一时风靡。作为出版机构的开明书店,也借助这套书大大赚了一笔,并在上海立下了根基。“读本”的编者林语堂,更从此书中获得了丰厚报酬。据熟悉此事的人物推测,“读本”发行的20多年里,版税收入总在30万左右。这笔款项,折算成今天的币值,说数目巨大决不夸张。


说起这部书的编写,还可以向前追溯长长一段。一般一本书,发行量都不会多么大,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教科书相比。所以,出版机构一般总是给教科书编写者一笔较大的稿酬,一次性买断,不让他以定价抽取版税。可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却犯了一次错误。当时一位周越然编写出一部《模范英文读本》,原本想一次性卖断给“商务”,可“商务”嫌周提出的价码过高,不肯答应,便允许此稿以版税方式出版。孰料该书出版后,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名气和宣传声势,使得全国多数中学都采用作为教材。这一下子可了不得,编写者周越然,在该书发行的数十年间,竟抽得版税数十万元。这笔巨款,周越然用它盖起了洋房,收藏稀有珍本和禁书……在享受研读之余,过着叫一般人眼热的优哉游哉富翁日子。


当然,编成一部畅销书,也不仅编写者获益,出版书店亦有丰厚回报。所以,各家出版机构,都看中了这条路子,也分别寻找合适的人物来编写教材。因为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又是鲁迅支持的《语丝》杂志长期撰稿人,林语堂此时在全国学界已有相当名声。这段时间,他不想在政府中任职,也不肯再任教了,可须有生活来源,因此,林就起意来编一套“英语读本”。林语堂编写英文课本,资本十分充分。他早年在厦门,就读的是教会所办的寻源书院。四年间,都是以英文为主要书面和口语来学习的,自然奠下了极好的基础。毕业后,在上海学习,入的又是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之后到美国哈佛留学,后转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语言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样的语言根基,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具备。故此,由林语堂来编一套英文教材,自然十分适当。


在编写英文教材前,林语堂先找到对出版界颇为熟悉的孙伏园,托他与书店方面联系出版事宜。孙伏园先找到以出鲁迅著作知名的北新书局,可北新书局听到林语堂开出的条件,是先期每月预支三百元,书编成发行后从版税中分期扣还,便认为书的销路还不知道,就先得花出去一大笔开销,不能答应。孙伏园转去找到开明书店老板章锡琛,开出条件后,章锡琛竟一口应承。


原来,开明书店也早想出一套中学用的英文教科书,并曾委托过方光焘着手编写。可方当时还在学校任教,没有多少业余时间,加上有些疏散,所以就一直拖着。这次听到林语堂主动编写,当然一口答应。至于林语堂提出的条件,算起来也较为合适开明书店的实际。当时的开明书店,资本不过四、五千元,每月营业额也仅四五万元,肯定开不出一笔收买此书的大款项,所以,按发行量抽取版税,正好解决了书店资金的难题。在林语堂一方,他此时也不需要一笔巨款,将来月月有收入最好。


在版税的商量上,双方也没有产生多少问题。当时一般书的版税,不过15%,教科书发行量大,自然可以低一些。他们了解到,当时商务印书馆给周越然的版税为10%,也就参照此议定为10%。当然,先前提出的,在编书期间,书店每月支付林语堂生活开支300元,作为预支稿酬,以后从版税中扣发的条件,书店可以接受。此次预支以两年为限,双方估计,两年内编成印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在书店一方,虽然教科书销量大,印数多,可宣传广告费用,推销联系,优惠客户等等,开支也不能小,在之前还预支林语堂每月300元,开明书店内部也曾有不同意见。好在老板章锡琛有魄力,一意坚持,终于做成了这桩对“开明”有重大意义的“生意”。


教科书编写者林语堂,在书的内容,选材方面,十分注意中学生的特点,这是他的教材制胜的基础。此外,为了迎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他还托书店请丰子恺为课本配画插图,以期“图文并茂”。他同时允诺自己版税2%可以作为插图的费用。这一举措,成了该课本后来大受人们欢迎的又一重要因素。书中功夫之外,林语堂还在书外宣传上,做了一番努力。在编写教材之时,他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多次发表文章,对当时流行的几家英文教材,予以批评,这也为自己教科书以后出台扫清了许多障碍。


林语堂对英文十分精通,编起书来驾轻就熟。很短时间,便完成了编写任务。1928年8月,《开明英文读本》第一册出版,第二、第三册,也于1929年7月、9月分别推出。1930年2月,该书又经教育部审定,颁发执照(38号)。此时,开明书店又赶紧把一套三册同时推出,随即又配套出版了《英文文学读本》(林语堂编,2册)(当年还出版有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文法》三册)。由于此教材的种种优长,它一出世便在全国中学产生影响。不长时间,便将先前的多种英文课本挤掉,成了独领风骚的一种。



《开明英文读本》销得如此之好,自然也引起同行们的眼热。几家原有英文教材的出版机构,为争夺市场,拼命加大投资,为自己的教材大打广告;没有教材的书店,此时也挖空心思,想在市场上分一杯“羹”。当时上海有一家世界书局,经理叫沈知方,他看到此时情形后,便委托当时大学毕业不多久的林汉达,也来编一套英文教材。因为学校开学时间的限制,这套英文教材,也在很短时间编成了。1930年2月,林汉达所编《标准英语读本》就开始推出。为扩大宣传,世界书局在多家大报打出广告,称自己的教材“采取直接教授法,注重表演,学习者既循自然,又有兴味。”另有“取材精审,体裁活泼,生字平均,成语丰富,文法简易,会话自然,语音准确,插图新颖”等等,尽力宣传自己教材的优长。


此时,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销路正佳,对于开明书店来说,这几乎成了他们的命根子。眼下冷不丁又冒出世界书局的《标准英语读本》,自然十分注意。就在此时,有人向“开明”老板章锡琛举报:世界书局那本英语教科书,同开明书店的书很相像。莫不是抄了些,仿了些?章锡琛一听,马上命人买来一套,送交林语堂审核。林语堂对这种影响书店,同时影响自己受益的情况,当然格外关注。将该书拿来一比较,他马上认为:《标准英语读本》,形式上全与《开明英文读本》相同,而且一些课文都是从《开明英文读本》抄下的,其他类似,雷同处也很不少。在与章锡琛相商后,他们便将书中抄袭、雷同处一并附上写信通告世界书局,希望他们停止出版,对教材有问题地方进行改编。世界书局好不容易才搞到一套教材,又借着与“开明”教材相仿的便利,正准备多捞一把,对于开明书店的来函,当然不愿予以理会。


开明书店见世界书局不予理会,便请自己的法律顾问袁希濂,从法律角度,起草函件,对世界书局提出严正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发行英文读本,并赔偿损失。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接到来函,仍不以为意,他只把这封信交给“英文读本”编写人林汉达,让他个人负责解决。


林汉达便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世界书局编辑所长范云六求助。范云六一片好心,为林汉达写了一封介绍信,希望他能与“开明”老板章锡琛谈谈解决方法。因范与章原来都在商务印书馆干过,有些交情,介绍信就写得较为直接:“贵处营业非常发展,甚佩甚佩。兹启者,鄙局出版‘标准英语’,闻与贵处出版‘开明英语’有相似之嫌疑,刻由鄙处原编辑人员林汉达君来声明一切,希望免除误会……”


林汉达见到章锡琛后,章有和解之意。可这事还牵涉编写者,所以章锡琛便让林汉达直


接与林语堂联系相商。林汉达寻找两次,林语堂加以推拒,未见到面。无奈之下,林汉达只好于7月29日,留下一张名片,并在背后略微转述自己的意思:“语堂先生,今为和平解决英语读本,讨教如何修改,以便答复三条办法,请于下午四时半在府上一叙,望勿外出。”


名片背面所言三条办法,是林语堂提出世界书局英文教材的应修改部分。即一、文句抄袭者;二、一篇中雷同之数处者;三、编排中形式故意模仿者。后来林汉达见到林语堂,林语堂对自己所提三条的依据一一予以指出。林汉达回去反映给世界书局后,书局以为,如此修改下去,那该课本就几乎没法存在,便想以拖的法子,试图将此事抵赖过去。当然,对于开明书店律师的来函交涉,世界书局也委托律师,给予回应。在他们的复函中,只承认课本第三册上,有一首诗系从林语堂所编教材直接录取,其他部分,辩称“不谋而合”,或“智者所见略同”云云,进行敷衍。


世界书局的这些行为,显然不能令开明书店满意。开明书店便将世界书局抄袭自己书店教材之事,捅到报界,试图以此施加压力。世界书局不甘示弱,他们也在报刊上,刊登律师代表书局向开明书店发出“警告”启事:“此据当事人世界书局声称,本书局出版之‘标准英语读本’与开明书店出版之‘英文读本’,完全不同,绝无抄袭情事……该书店……忽登报散布文字,淆惑听闻,公然毁损本书局名誉,实属有意妨碍本书局营业。除请贵律师等,代为依法救济外,并请登报警告该书店等语,委任前来为此代为登报警告……”


世界书局不仅不对自己教材进行修订,反而言之凿凿,对开明书店给予一番“警告”,这一举动叫开明书店十分恼火。为有力回应世界书局,开明书店随即将世界书局编辑所长范云六致章锡琛的介绍函,林汉达致章锡琛的来函,林汉达在留林语堂名片后的文字等等,一一照相制版,以“世界书局承认《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这样的显著标题,在多家大报的头版刊出。



世界书局当时在上海,实力排在“商务”、“中华”之后,居于第三。比起开明书店,力量显然强大。见到开明书店刊出往来信件作为“抄袭”证据做法,便借机扩大影响,以事关“诽谤”,将开明书店告上租界的特区地方法院。为了保证控诉成功,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以重金(据传为三千两银子)为林汉达聘请了当时上海著名女律师郑毓秀。这位郑律师,在留洋期间,与此时担任司法部长的王宠惠颇有交谊。之后在上海滩,因为法官都不愿意开罪王宠惠,故郑毓秀打的官司几乎场场胜诉。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并非妄传。在案子第一庭开审时,虽然手头有有力证据,可因为法官有所偏袒原告,代表开明书店出庭的袁希濂律师,几乎没有申辩的余地。回到书店,他大为愤怒,直叫着:这案子没办法,办不了!毫无把握,敬谢不敏!……


面对这般情形,开明书店感到无奈又可笑。他们虽在商海,可到底还是文人。无可奈何之际,他们便花钱,在多家报纸上,刊出一则旧时代的“笑话”:“艾子宿于逆旅,晨兴,亡其狐裘。艾子大索于逆旅,得诸一旅客之箧。客曰:‘是子物乎?余偶假焉耳,非窃也。愿以返诸子。’艾子曰:‘尔既自承窃吾裘,吾将愬诸有司。’客曰:‘余不既言非窃乎?何措词之荒谬,事实之不符也!余返子之裘,为顾全同舍睦谊,免伤和气耳。诬人以窃,毁损余之名誉信用,子罪大矣!吾将愬诸有司。’”


笑话署名:“开明书店录自《世界奇谈》”。笑话中的小偷,反过来要因名誉受损状告受害人,这不跟世界书局与开明书店此时的情形相同吗?这则“笑话”,连续在报纸上刊载几天。相信在圈子中间,笑话的寓意是一目了然。正因此,这则“笑话”后来也成了开明书店“诽谤罪”成立的证据之一。


说实在的,虽然当时“开明”手里有着世界书局抄袭的证据,可司法不公,政治黑暗,自己仍没有充分胜算。对于世界书局的诉告,开明书店还弄得颇为紧张。因为假如“诽谤罪”成立,要求赔偿起来,“开明”这样刚有些起色的小书店是吃不消的。没法子,老板章锡琛一方面仍在报纸上发文进行辩证,希望获得舆论支持,一方面与林语堂一起,将两部教材的雷同、相似、抄袭之处,加以对照说明,送交南京教育部鉴定(教育部之前曾为开明书店所编英文教材发过执照),希望能保障著作权。


正在此时,世界书局的英文课本也送到了教育部,由编审处审查。双方意见到此,弄得编审处也形成了两派。有人认为林汉达的书也有特点;对抄袭一说,有人认为,这些资料均为外文,大家都可以引录。争执不下,只能采取投票表决。结果,多数认为世界书局课本确有抄袭,冒效开明书店课本的地方,于是决定对世界书局版的《标准英文读本》不予审定,并禁止发行。


教育部审查结果下发之后,由上海市教育局转令开明书店。此时正值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对“世界”、“开明”的讼案判决之时。见到教育部审查结果,法院当然不能判开明书店在报上宣传世界书局抄袭为诬枉,只好在判词中,列举一,开明书店文章里有“以后编辑图书,务望多聘通人,慎重将事”,这是指斥对方之编辑皆为不通的“公然侵慢之辞”;二,在报上登载“笑话”,将对方“譬诸窃盗”,“应构成侮辱罪”,判处罚金三十元。


此后几日,在几家大报的头版,他们登出以“开明书店为英文读本讼案答垂询诸君并谢各界”为名的一组内容。首先,刊登出特区地方法院的“刑事判决书”;其次,再登出包含有教育部审查结果的上海市教育局给开明书店的“训令”;第三,对在这次诉讼过程中,各界人士关心支持表达感谢!表面看去,开明书店被判“公然侮辱人罪”,甚至被判处罚金三十元,可明显能看出,这只是象征性的处罚,最重要的,却是世界书局抄袭、冒效开明书店教材事实成立。这不仅让世界书局事实上输了官司,因为他们课本被判“停止发行”,还大大输了原先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誉。


这一番折腾之后,许多已经采用了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的学校,纷纷要求该书局退书还款,甚至还殃及该书局的其他相关书籍,这样的多重打击结果可想而知。而在另一方的开明书店,因为官司的实际胜利,经报纸的宣传,等于为自己所出林语堂教材打了难得的广告。从此之后,《开明英文读本》销路直线上升,连老资格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同类教材,也望尘莫及。


这样的官司结果,是世界书局这样注重信誉的老店吃不消的。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请教育部次长刘大白到上海来代为疏通。刘大白与开明书店的夏丏尊曾是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又是“开明”老板章锡琛的同乡,各方当然得买他的面子。调停结果,世界书局同意赔偿开明书店的损失,并把《标准英语读本》纸型交开明书店销毁。为了向外界表明双方已经和解,两家书店联合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紧要声明”:“窃开明书店与世界书局因英文读本交涉一案,兹经友人调处,双方均已谅解,恢复同业情感,特此声明。”


该“声明”在几家大报连续刊登三天,并采取一天“开明书店”打头,一天“世界书局”打头的方式,表达双方的谅解和诚意。这样的结局,对于从事文化业界的工作者,应当是很恰当的。事情终于解决,生意还需继续,为了不在旧事上过于纠缠,影响各自发展,这种和解声明,起码在形式上,可以看做是一个合适的句号。


这场诉讼公案,对于当事人,也都有不同的收获和教训。林语堂所编的这套《开明英文读本》三册,从此更为风行,陆续发行二十多年,他个人所获版税数十万元;开明书店因为这套书,也大大获利,渐渐发展成为上海商界不可小觑的大书店。《标准英语读本》的编者林汉达,在这件事上当然颇受挫折,可是,他也更加发愤地读起书来。这样看来,先前的著作权诉讼案,并没有影响一个青年的正常努力发展,或者他从此中汲取教训,使教训成为他生活道路上的助推力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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