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一小官 外传 11 工业西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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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会战是全程战略实施过程的重要一环


抗战爆发之前,蒋介石估计日军必定先占领华北,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华南和华中,又以一部沿津浦路前进,企图攻战武汉,将中国拦腰截断,从而形成中日两军正面南北对抗,东两展开的战局。然后再攻陷云南、四川,沿长江而上逼近华东,将中国军队赶到海里去。这也是满清入关后消灭南明的作战方式。果真如此,则中国的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预防这样的局面发生,变被动为主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设计了一个抗日战争的“全程战略指导”方针,企图将日军由北自南、直取武汉的战争路线改变为由东往西的不利路线。果然,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已明显在华北增兵,企图利用华北一马平川的地形,一逞其机动化部队的威风,由北向南压迫中国军队并歼灭其主力,以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为不重蹈宋明之覆辙,国民政府一方面以汤恩伯等部进军南曰,从背后威胁占据j匕平的日本华北派遣军,使其不敢贸然渡黄河南下,而以重兵北向察绥。同时又置重兵于山西,从侧面威胁平汉路的日军,使其改变南下意图,西向攻略山西。在淞沪一带,国民政府更是集结中央军之精锐,主动出击日本驻上海军队,发动了淞沪会战,成功地将主战场由黄河流域移到了华东长江一线,第一次从战略上改变了曰寇的侵略路线,使中国军队可以以人后方为依托,节节抵抗,达到持久作战的目的。南京失守后,为了避免日寇沿长江长驱直入西取武汉,国民政府遂于1938年初又发动了徐州会战,第二次改变了日军的侵华路线。广人官兵经过几个月的厮杀,取得了台儿庄人捷,为政府组织武汉人会战赢得了最宝贵的几个月时间。徐州突围的50多万部队也成了日后拱卫人武汉的中坚力量,日本人想通过徐州会战围歼中国主力部队的企图再次落空。此后武汉保卫战,终于彻底改变了日军进攻的路线,使其在不利于机械化部队纵横的多湖沼地域作战,成功地将抗日的战场推向了中国的腹地和长江的纵深处。国民政府三次改变了日军的作战路线,其中后两次均发生在武汉抗战阶段,日军在暂时赢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功后,却盲目地追随中国军队穷追猛打,在战略上彻底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2,武汉会战是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打到相持阶段,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战略的彻底失败,武汉保卫战后,抗日战争终于按照中国人的战略意图进行着。这一重人的转折时刻是自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浴血厮杀所致,也是在国共合作抗日力量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人胜”的持久作战方针所致。武汉人会战中,日军动用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加上海军舰艇140余艘,3个航空兵师团,总兵力超过40万众,中国军队则以百万之众拼死抵抗,击伤日军舰船600余艘,击沉40余艘,击落日机100余架,使日军付出了伤亡20余万人的惨重代价才得以占领武汉。“据日本第二、第十一军的记载,两军共死伤31486人,其中第十一军战死将校军官172人,伤526人。而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木部的资料统计,日俘曰供认定日本每师团伤亡在40%以上,参战华中派遣军约30万人,估计伤亡12万人左右。”(((武汉抗战史》168页)


连颇善用兵的日本第二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不得不哀叹:“攻占武汉伤亡甚重,这使我心情阴郁,在慰问九江各医院伤员时,特别是在瑞昌野战医院的凄惨情景,使人久久难忘。”《武汉抗战史》169页)武汉会战中,日本人不仅在军力和士气上遭到了抗战以来的最为沉重的打击,而且其国内战时的经济状况也已露出窘态。为了攻占武汉,日军消耗了总价值在30亿日元以上的物力,待武汉会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内债达到140亿元,外债12亿元。


中国的殊死抵抗表明,日本虽然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和最富庶的地区,可是却征服不了中国(除东北以外,日本人的有效控制区域,仅仅局限于所占领的城市及其相连接的各交通沿线约10公里的狭长地带)。据”重庆行政院院长在1938年12月间所发表的数字,说明中国正规军已撤退的九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山西、湖北和河北)的796县中,只有59县真正为日军所占领,有489县的县长都在华军的统制下工作着……还有248县的县长仍然行使着部分的职权。因此,日军在占领区域内只能统制一小部分的领土。”(英)弗雷达·阿特丽著《扬子前线》224页)



武汉会战之后至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之前,中日双方虽然仍有大规模的军事战役,但从总体上而言,日军的兵锋在武汉城下被消磨,再也无力发动如“汉口作战”那样海陆空并举,倾数十万举国之兵来犯的军事行动,双方基木上都在湘、赣、鄂、豫之间拉锯对峙。而随后开展的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宜昌战役、鄂西战役等正面战场的诸多恶仗皆可看做武汉保卫战的余波。


此后,日军再也不提“速战速决”之类的曰号,开始调整对华的整体战略,将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结合起来,图谋在沦陷区扶植傀儡政权,以“以华治华”的手段灭亡中国。日本虽然通过攻略中国的心脏地区武汉,迫使国民政府迁出了中原地区,但是国共两党的抗日游击队和难以计数的抗日民众将不断地骚扰和打击他们,使他们疲于奔命,而陷入全民抗日战争的汪洋之中。尤值一提的是,既有正面战场的奋斗,也有敌后战场的配合与牵制,这正是相持阶段抗战的显著特征。



3,武汉保卫战对于抗战时期中国爱国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古典爱国主义的含义有两层,其一是如霍去病“匈奴束灭、何以家为”的豪情,祖邸“渡江击揖”,扫尽胡氛的壮志,其二便是像岳武穆般集爱国忠君于一体的“精忠报国”的观念。古典的民族主义则基木上是以中原汉民族的利益为中心,以保护农业文明不受游牧文化骚扰破坏为宗旨。虽然古典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在思想上有着中古时代的局限性,可是他们的节操、骨气与事迹对后世的人,尤其是对投身抗日洪流的志士影响极为深刻。比如说在武汉会战里指挥中国军队取得万家岭人捷的名将薛岳,原名为薛仰岳(即崇仰岳飞之意),他后来认为要做就做真岳飞,遂去“仰”字。


另一位抗战名将白崇禧,是回族人,据其子白先勇回忆,其父一生只会唱《满江红》这一首歌,还常常教子女唱,并以做匡复宋室的岳鹏举自勉。


抗战中的国民革命军新一军军歌也流露出很强烈的古典爱国主义色彩,歌词云:“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况乃国危若累卵,羽檄争弛无少停!”,俨然透露出汉唐边塞诗歌的悲J沧和rr慨。随着时代的变迁,爱国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也都相应地丰富和扩人,抗日战争则将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抗战使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升华,而武汉大会战则是抗战8年里我国爱国主义发展的一个里程碑。首先,国共两党在武汉时期的合作是两党关系史上的蜜月期,统一战线在武汉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这表明抗战时候的爱国主义已超然于党派、民族与各个阶层,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国民党在武汉抗战时期所作的军事和政治上的决议,基木上都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作,两党在团结抗日的问题上有了进一步明确的共识,互动甚为默契,为以后“重庆抗战时期”国共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中间党派、海外华人、宗教人士、少数民族的代表也于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在人武汉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其次,武汉会战也升华了近代都会武汉的城市精神。1983年的武汉,民众的爱国主义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止,达到了抗战前期的顶峰。武汉人献金、火炬人*、公祭抗日烈士等活动所烘托的气氛已具备了崇高、悲壮的美感,中国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在武汉已到了自热化的地步。以前所爱的国家是一姓之朝代,所效忠的民族往往是人汉旅,所抗击的敌人也只是塞外的胡人,抗日战争却在很人程度上重新刷新了国家民族的含义。人家要保卫的是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和一个人中国,要和共同的敌人日本做殊死决斗。爱国精神已破除了历史的局限和民族的藩篱,为中华民族每一分子所共有。近代武汉以九省通街的地理优势和三百年商业文化的积累,凝结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和骨气。“汉口的政界精英,实业界的人腕与和华商,时时与外商争雄”,“在众多的西方财团面前,不惧怕、不盲从、不务虚,在人格上竖起了敢抗争、敢创新、敢藐视的精神境界,从而铸造了近代其他城市少有的一种昂扬精神”。(董玉梅《浅谈近代的“汉口精神”》《武汉春秋粗004年第3期)这即是武汉精神,也是人武汉的魂魄。历史证明,从张自洞的洋务运动到武昌首义的枪声,再从1927年北伐定都收回英租界到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武汉人的血气和不屈不挠的风骨已不只为商人、政界人士所有,而是弥漫于人武汉上空的民族和地域的一种文化,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魄中。尤其在武汉会战时期,武汉不畏强暴、勇赴困难的气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成为支撑1938年中国抗战的铮铮铁骨,武汉精神也得以成为以坚忍、牺牲而著称的“重庆精神”的先驱和基石,从而极人地丰富和充实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内涵。


4,武汉大会战为抗战的“工业西迁”和人口疏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免于经济资敌,提出了焦土抗战的策略。在政府的协助和组织下,华北、东南沿海城市的工业设备和厂家纷纷内迁,据统计,上海、河南、山东等地向武汉迁徙的厂家共有170余家。武汉会战爆发前,武汉的工厂已达到700家,年工业总产值达到2亿元以上。由此,在上海、南京、北平等人城市失陷之后,原木经济济实力就相当雄厚的武汉在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唯一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大都市。1938年的武汉不仅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抗战的经济中心。在武汉人会战期间,武汉的经济运作基木上被纳入了战争体制中,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了大量的物资、人员、车辆、瑙重,同时在武汉的设备、工厂于会战爆发后即有计划、有秩序地往后方转移。数月以来,政府从武汉迁出的物资、设备有万余吨。除由外埠迁到武汉后继续内迁的企业外,武汉木地内迁的工厂有250家,其中迁入四川的有 98家,迁入陕西的21家,迁入湖南的115家。迁入工厂有机械、轻工、化工、纺织、水电等门类。前线将士的喋血靡战,为武汉工厂的内迁争取到了几个月的宝贵时间。武汉工厂的内迁,是抗战时期规模最人的一次工业迁徙,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一次大转移。这些在武汉会战期间西迁的工业,大大充实了西南大后方的抗战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加速了落后的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重庆在抗战期间成了新的工业中心,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



在工业西迁的同时,武汉地区大量民众的疏散也在周密的计划中有组织地进行。早在南京失陷后,武汉行营和湖北省政府便已着手组织民众撤退与转移。持续几个月的武汉人会战为民众疏散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武汉原有人为120万,在几个月中,被疏散人达到80万,截至1938年10月24日,路经武汉辗转至人后方的民众则逾200万。这些由教师、工人、农民、商人、公务员等多种职业、多种身份的人员组成的西迁人潮,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族群人融合,他们为落后的西部地区注入了活力,也带去了抗战胜利的曙光和希望,武汉抗战为铸就此一壮烈的历史奇迹而作出了重人贡献。




5,武汉抗战打乱了日军北进的企图,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日军大本营原以为可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掉中国的抗日力量,然后实行其进攻苏俄和南取太平洋的战略企图,以达到“八弘一宇”的目的。而武汉会战在相当人的程度上,迟滞了日本帝国南下的时间,打破了其原定“北进”之企图。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武汉会战为止,日本陆军的70%的力量,约35个师团都陷入中国的战场中。


武汉会战以后,对日本而言,不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而且战争明显呈现出胶着和遥遥无期的势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百万主力基木上都被中国战场所牵扯。日军由此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而北进苏联的野心,在速决战演变为持久战后,根本就没有办法实现过,苏联由此也避免了在战争中腹背两面受敌的局面,从而得以在苏德战场上放手一搏。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1938年在武汉的那场大战不逊色于二次大战战场上的任何一次战役。在整个世界人战的战局中,每一次大的战役都有着“全球化”的意义,武汉会战亦然。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武汉人会战先于二战全面爆发一年有余,从会战的意义而言,它不仅是全程抗战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局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立业到了后方,被大波使尽浑身解数,上下烧钱,竭尽全力,挤出了新12团,最后按了个原因,是作战不利,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没有督战不力,放弃战地,有见于后来的行动,和以前的战功,降级使用发送到38师当营长。黑嘿。


南京陷落前后,德国大使陶德曼应日方要求,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为蒋介石否决。此后,希特勒政权企图继续调停,拉拢中国。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电告蒋介石,听说德国拟妥中日和议方案,要中国承认伪满,日方拟撤退华中、华南日军,与中国经济合作。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103-016-160。6日,纳粹第二号头子戈林自前线返回柏林,密约桂永清谈话。戈林盛赞“日本优点”,指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弱点及蒋介石困难情形,认为“如日本集中全力,专向中国主力及所在地不断攻击,则早已收效”。桂永清当即告以中国“抗战必胜之原因”。戈林称:“日本为我同盟国,中国为我好友。德、义胜英后,中国必更困难。中国绝少战胜希望。况日本只欲得一部分生存土地,不如合理言和。”桂永清答称:“中国为祖宗、历史、子孙生存而战,现已握住敌国弱点,必待日本根本崩溃,放弃其大陆政策而后已。”戈林继称,中国决无力驱除日军出境。桂永清答称:委员长“为革命党领袖,从斗争中所造成意志坚定之三十万军官,五百万战士,亦非任何势力所能压倒”。二人对谈约两个半小时。戈林最后表示“希望中日和平”。事后,桂永清向蒋介石汇报,请求指示要点,“俾便应付,以维邦交”。


11日,蒋介石指示桂永清:“最好暂不直接表示态度。如其不再来问讯,更不必直接答复,但可间接使戈知我国之意,如领土、主权、行政不能完整,则无和平可谈之意也。”


11月11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中国驻德大使陈介谈话,声称日本新内阁成立,急图解决中日问题,拟于近日内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德国与意大利因与日本结盟,将随之承认,其他国家或将继起,中国抗战必将更加困难。里宾特洛甫称:如阁下认为有和解可能,则请转告蒋介石及中国政府,“切勿误此最后时机”。《战时外交》(三),第699页。20日,蒋介石将陈介来电大意电告在美国的宋子文和驻美大使胡适,并且特别增加了一些原电所没有的内容,如:借里宾特洛甫之口批评英美所称援助:“口惠而实不至”,德宣称“中国若与日本议和,或竟加入轴心,则德国可保证,必忠实履行其和平条款,决不至违约”。蒋介石增加这些内容,意在通过宋、胡二人催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两国合作方案做出响应,早日予以确切答复。《事略稿本》,1940年11月20日。21日,蒋介石复电陈介:声称“我国坚决抗战,实为保持我主权之独立与领土主权之完整。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我只求达到抗战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应将其侵入我国领土之陆、海、空军全部撤退”。蒋介石这时仍然希望维持中德关系,分化日、德联盟,叮嘱陈介转告德方:“当知日本控制中国后,对德终属无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国之独立与主权仍能维持,则将来德国对华之经济与发展,自属无可限量。”《战时外交》(三),第673-674页。


德国调停中日战争的意图持续到1941年。当年1月,法肯豪森将军的副官长格鲁(Krummasher)密告谭伯羽:德方逐渐注意中日问题,外交部有出面调停可能,意谓英国无力调停,美因对日关系,不便调停,以德国出面调停最为相宜,于德也有利。格鲁征询谭的意见,谭答“以日退兵为前提”。


种种消息虽不为公众所知,但是国军内部有人散布亡国论,作战不好,原来国军与德国有非常深的交流,德国了解中国的军队情况程度可能比国防部的蠢材们要高的多,立业的同学吴当就是在国防部参谋,关系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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